我们的父亲何谦，一九三三年在四川苍溪县雍河乡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年初调到周恩来副主席身边任警卫员，后任警卫副官，建国后任周总理秘书，负责警卫和行政工作。父亲跟随周总理二十多年，耳闻目睹，切身感受了周总理的高尚革命情操和伟大人格魅力，对周总理的崇敬难以言表。父亲生前写过一些回忆，但晚年疾病缠身，没能把所见所闻的生动历史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根据父亲遗稿整理出他在南方局工作期间的点滴经历。
初受鼓舞与启迪的赴渝之途
1940年4月，组织上从三八五旅调我去保卫周副主席，跟随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虽然没有见过周副主席，但他在我们党内早有很高威望，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感到非常光荣。随后，我离开驻地甘肃庆阳来到延安，同三五九旅调来的几位同志会合，进行了半个月的学习培训。在参加延安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时，我们在会场受到了周副主席的接见，他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我们的个人情况，谈笑风生，和蔼可亲，很快就消除了我们的紧张和拘谨。周副主席对大家说:“去重庆工作同在部队、边区不一样，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那里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又是大城市，斗争很复杂，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一切行动要听指挥。”大家向周副主席保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第一次聆听周副主席的教诲，几十年过去了，那幸福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大约在5月六七日，我们跟随周副主席离开延安，奔赴重庆。
蒋介石在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周副主席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谈判。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沦陷后，先迁到武汉，不久又迁到了重庆。1938年12月间，周副主席也到了重庆。这一次是重返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工作。周副主席任我党的南方局书记，为了开展工作，带了一批干部同行。我们五六十人分乘四辆大卡车，周副主席坐第二辆卡车的驾驶室。
国民党对周副主席重返重庆十分恐慌，千方百计进行阻挠。车一出边区到达洛川，就遇到了第一道关卡，国民党检查站人员借口我们的车上人多，进行无理盘查，我方人员前去交涉，但他们就是不放行，大家非常气愤。最后周副主席亲自出面，叫出他们的营长，质问道:“是你们的政府请我们去重庆的，为什么不让通过？”面对周副主席的义正词严，敌营长不得不陪笑说:“不敢不敢。你们为什么带这么多枪？”周副主席说:“我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为什么不能带枪？”敌营长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放行。之后，我们途径黄陵、耀县时，各住了一个晚上，这些地方国民党驻军的头目都是周副主席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对他很敬佩，也就比较客气，所以尽管路上障碍重重，但都放行了。
车队到达西安时，受到了更严格的检查，国民党驻西安的宪兵持枪包围了我们。他们故意挑剔，车上车下地查，逐个盘问，并且要把一个因紧张回答出错的女同志带走。“不许抓人！”我们这些警卫人员持枪站出来，挡住宪兵，保护住那位女同志。在这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周副主席神态自若地走上前去，把那个女同志拉到身边，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宪兵从容地说:“她是我的秘书。”宪兵们只好退下，放我们通过。
赴重庆的路途充满艰辛，每到危急时刻，周副主席都会亲自出阵，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使大家深受鼓舞和启发。
到西安后，我们住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周副主席的到来使办事处的同志们欣喜若狂。我们见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像回到家一样，感到格外亲切。我想，周副主席在这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可是周副主席马上就投入工作，听取办事处领导同志的汇报，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作国内外形势报告，并在办事处周子健主任的陪同下，会见了胡宗南和国民党驻陕西行营主任兼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等人，既是礼节性拜访，也是借机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我们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在周副主席召开办事处干部会议时，防空警报骤响，不一会儿，日军飞机就在办事处上空狂吼起来，炸弹在四周爆炸，火光冲天。周副主席在周主任的陪同下转移到不远的城墙边，我们为保卫办事处，就地躲在院内的壕沟里，炸弹掀起的土在我们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周副主席担心我们的安危，空袭过后，看到办事处没有人员伤亡才放下心来。
记得第二天朱德总司令从华北战场回延安，路过西安，周副主席亲自到东门迎接。当晚周副主席请朱德同志给办事处和赴重庆的全体同志作报告，介绍华北军民在党领导下英勇斗争的情况，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进一步增强了胜利信心。送别朱总司令后，周副主席率领大家起程，继续向重庆进发。
我们于5月底到达重庆，沿途二十多天，周副主席坐车、吃、住都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特殊。
“三岩”里的艰苦斗争
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人称“雾重庆”，这固然是由于雾多，但在当时也意喻重庆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的黑暗。
周副主席在重庆市区的住地是曾家岩50号，对外称“周公馆”。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附近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公路只修到戴公馆门口，然后要经过一条一百多米长、非常狭窄的小巷，两旁有许多摆小摊的，卖烟的，卖茶的，补鞋的，实际上这些小摊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插的监视点。曾家岩50号是一栋三层小楼，我们住一层和三层，二层住的是一个姓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有一个国民党银行的工作人员。进入大门的第一个院是二楼刘家的厨房，做饭的就是一个特务，进第二道门才是“周公馆”的传达室。我们进出大门，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当然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安排的。
位于重庆近郊的红岩村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房子建在半山腰上。周副主席主要住在这里，办公室很小，他和邓颖超同志的卧室是一处与办公室相连、只有几平米的小阁楼。这里四面环山，原本比较清净，自从八路军办事处搬来后，特务也跟来了。开始搬来的是国民党的“参政会”，就在办事处的下边，大声说话都能听见。他们在屋子里就能监视我方工作人员和来往客人的进出。红岩村周围还有机枪阵地、�望哨，被宪兵、特务层层包围着。
郊区还有一个地方叫虎头岩，是我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社所在地。曾家岩、红岩村和虎头岩是重庆有名的“三岩”，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象征，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为人民所热爱，当然也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眼中钉。不仅曾家岩、红岩村完全处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包围之中，从曾家岩经虎头岩到红岩村这二十里路两旁的茶馆、饭馆、小铺等，也布满各种特务，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中共代表团的活动。周副主席一出去，就受到严密监视和盯梢，情况紧张时，不但有汽车尾随，还有摩托车监视跟踪。1941年皖南事变、1946年反苏反共游行时，连我们普通工作人员出去，也都有特务盯梢。
不仅如此，他们还用更恶毒的方法进行直接威胁，甚至直接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让刚到那里的人觉得空气仿佛都是紧绷绷的。但我们的周副主席却总是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敌人多么嚣张，我见他总是那样坚定乐观，从容不迫。当时和周副主席一起在重庆工作的还有董老、叶剑英、邓大姐等同志，周副主席不在时就由董老负责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他们带领大家共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生活、工作、战斗。
1940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大轰炸时，“三岩”是重点轰炸目标。周公馆、红岩办事处都挨了炸，甚至连防空洞口都落了炸弹。周副主席只是在敌人轰炸时到防空洞里躲一下，轰炸刚停，院子还弥漫着烟雾，他就匆匆出来开始工作，进城开会或找人谈话。
在重庆，周副主席除了同国民党政府的各种人物打交道，和各界民主进步人士商谈抗战、民主政治，还经常到国民党办的各个大学（如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以及文化界、产业界、实业界等进行演讲，每天都是山上城里、城里山上往来奔忙，经常深夜或凌晨才回来。回来后还常常与办事处的同志开会研究工作，并要指导《新华日报》的工作，审阅、修改稿件，甚至亲自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周副主席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但他若无其事，总是朝气勃勃，充满活力。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周副主席带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突破封锁，向蒋管区的人民和外国记者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暴行，让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些日子斗争紧张而激烈，周副主席曾三天三夜没上床休息，也没好好吃一顿饭，当时所有同志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董老把我叫去说:“你向周副主席说，无论如何要他休息几个小时，他太累了。”我把董老的话向周副主席报告后，周副主席和蔼地说:“我把电报写完就去睡，董老年纪大，要好好照顾他。”说完又埋头写了起来。那天晚上，董老和邓大姐也一直在大厅值班，没有休息。
周副主席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坚毅的战斗作风，不仅使我们深受教育，激励着大家在黑暗的环境中跟随周副主席冲锋陷阵，而且也在各界人士中为我党赢得了威望，就连蒋介石集团中同周副主席打过交道的人也不得不敬佩。
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组织生活
周副主席一生都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在重庆他经常要同国民党高级官员、外国人士、社会名流接触，但他常穿的总是一身布衣服和一套在国外时穿的西装，虽然旧，裤子还有补丁，但很整洁。他常说:“艰苦朴素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衣服破一点有什么关系。毛主席在延安不也是穿粗布衣服见外国人嘛！解放区人民比我们更艰苦。”
周副主席的饮食也非常简单，每餐一菜一汤，不能多加菜。在曾家岩时，常常有朋友来访或开会，请客人吃的饭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做。我们炒的菜明明不怎么好，周副主席却总是称赞我们说:“味道很好嘛，做的不错。”有些客人还风趣地说:“我们没有到过延安，但是在重庆吃到了延安的风味，这太好了。”我们这些土包子炊事员听到周副主席的表扬和客人的鼓励，感到非常高兴。
1942年6月，周副主席因病做手术，化名周翔宇住进歌乐山国民党中央医院，我和颜太龙两人陪护。特务们也跟踪而至，有些还潜入病房周围，穿上白大褂冒充医护人员，病房外面的外科办公室里就常有那么几个特务坐在那里盯梢。尽管有特务暗哨监视，依然挡不住周副主席的巨大吸引力，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多。医生护士们知道在这里住院的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周恩来将军时，也都争着想看看共产党领导人是什么样子。最初见到周副主席时，他们很拘束，又怕特务发现，所以很少开口，很少停留。日子久了，周副主席的平易近人吸引他们甘冒遭受迫害的危险，希望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他，了解共产党、八路军、解放区和抗日形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周副主席总是耐心地详细解答，启发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手术那天，邓颖超和钱之光等领导同志来到医院。给周副主席做手术的是国民党陆军医院的外科主任王厉耕，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医生，他精心安排了这次手术，做得很成功。
周副主席住的病房非常小，摆了一张病床、一个小床头柜、两个小凳，就没什么地方了，晚上只能一个人睡在床边陪护，条件很差。他住院期间的饭菜还是由我们做，依然是一菜一汤。领导们为了他能早日恢复健康，总是嘱咐我们多加个菜，可是有时做点好菜，他总说不爱吃。我心里明白，他是不愿多花钱，增加组织的负担。一天，我按照也在那里住院的电影演员吴茵指导的方法做了一盘红烧鲫鱼，周副主席尝后称赞道:“做得不错，有江南风味了，”但紧接着又说，“这类菜花钱多，不能多吃。”我说:“手术后需要加强营养啊！”周副主席说:“现在吃得就很好嘛！我们在重庆的生活比延安好多了。解放区的生活极其艰苦，毛主席还在吃小米和土豆，晋西北解放区更艰苦，贺龙同志那里连黑豆都困难。蒋管区人民的生活你们也看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没明天。”
因为周副主席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一次我忍不住对他说:“您养不好病，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的重托。”周副主席理解我们的心情，安慰说:“身体垮不了，我们在长征途中那么大的艰难困苦都战胜了，现在很好嘛，同那时候不能比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过去。目前整个解放区由于日寇大扫荡，军队和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我们在重庆的全体同志，一定要时刻想到延安、解放区、八路军……”
周副主席把病房变成了繁忙的办公室，手术后的第二天就照常听取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照常布置工作。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都来看望，周副主席与他们会面的时候，仍然同病前一样，纵论我国和世界的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我们再三劝周副主席谈话短些，注意休息，周副主席总是笑着说:“哪有那么娇气呀，做点工作不会影响什么的。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扩大统一战线。”
7月13日，周副主席出院。二十来天的医院生活让我难忘，周副主席伟大而又平凡的形象深深印刻在我的心里。
周副主席在重庆期间工作那么繁忙紧张，但他对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在政治上、生活上依然十分关心。他还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为我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讲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讲历史，使我们能够认清时局，明确方向，同志们都深受教育。周副主席还关心我们的文化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小参加红军，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还有文盲，周副主席就让办事处组织人给我们上文化课，不少人当过我们的老师。现在回忆起来，尽管当时周围的环境是那样恶劣，斗争是那样尖锐复杂，但在周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办事处内部的工作和生活却组织得既紧张又活泼，既团结又愉快，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四五月间迁回南京，我们中共代表团也于同年5月告别重庆，迁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
跟随周副主席在重庆南方局工作的6年时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