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19-2009，90年的漫漫长途，90年来五四精神延承着、演绎着…… 1919年所代表和凝蓄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民主与科学、爱国与进步的养料传输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尘封，再次回首1919年风云激荡的巴黎和会，那由此开启的精神起步。
序幕:次序之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于1917年8月正式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之后，支援协约国大量粮食，派出17.5万劳工，牺牲了2000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了，中国也成为胜利国。
战胜国英、法、美、日、意决定，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与战败国（即同盟国，德、奥、保加利亚）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共有27国参加，俄国原也是协约国成员，因1917年11月7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归苏维埃，故而未被邀请。
会前，和平会议秘书厅通知了中国。协约国在鼓动中国参战时，曾答应战争胜利后，给中国以大国待遇，可以在和会上占有5个代表席。和会日程确定后，中国按照5个席位安排出席人员。北京政府得到和会秘书厅通知后，内定外交总长陆征祥、驻法公使胡惟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五人为中国全权代表。
但广州军政府提出，应南北双方共派人员组成代表团，并于1919年1月9日发表伍廷芳、孙中山、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五人为代表的名单。
当时孙中山在上海，伍廷芳年老不能成行，能赴法国的只有汪精卫、王正廷和伍朝枢。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出面与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疏通。北京政府为表示中国一致对外，决定让王正廷以军政府代表身份加入代表团，取代驻法公使胡惟德。
1月13―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议事规则还限定了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的名额，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各3名，中国、波兰等国各2名，共计70名。
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下榻于巴黎吕德西亚饭店，以那里作为代表团总部。中国派出的是五名全权代表，团员共计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5人。但中国只分配到两个席位，经与和会列强争论，和会才允许中国派出的5名代表轮换出席。1月17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排座次”的会议，五位全权代表需排定名次上报巴黎和会。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是陆征祥，在未得到北京政府命令的情况下，陆征祥在自己代表团的会议上，宣布五位代表的次序初步定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
陆征祥提出五位代表的次序后，顾维钧主动谦让，要求把自己排在第五位。最后陆征祥将上报参加和会五位代表的名次改定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并呈请大总统徐世昌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
1月18日，和会举行开幕式，王正廷以中国代表团次席资格，随首席代表陆征祥出席，被和会任命为海口与水陆交通小组委员会委员。
但在和会3天之后，1月21日，徐世昌从北京发来训令，改变了陆征祥原来上报的名次:“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把王正廷从第二位挤到了第三位。代表团秘书长岳昭�未与各位当事人通气，便把变更中国代表名次致函和会。
王正廷认为北京政府故意剥夺南方军政府出席和会的权利，老资格的外交家施肇基也因自己名字从第三位被挤到第四位十分不快。王正廷就联合施肇基共同发难。二人认为这是陆征祥“违信爽约”和“顾维钧在幕后操纵”。当顾维钧获悉政府的训令变更了原次序的消息后，出于减少内部摩擦及维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中的形象，曾劝说陆征祥不要重新通知和会变更位次，而应向北京政府说明情况。但陆征祥不愿更不敢违背北京政府的训令，坚持将变更函递交了和会，引起了王、施对陆、顾的误解和不满，后来顾维钧再三解释。陆征祥感到事情难办，以生病为由住入医院，并要辞职，北京政府方才同意维持原次序。王正廷、施肇基在对外交涉中仍忠于职守，为力争山东权益而四处奔走，为和会后期坚定的拒约派。
冲突:日本发难
1月2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十人会”讨论中国山东问题，通知中国代表团列席。中国代表团经过商量，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因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有关情况比较熟悉，所以王正廷推他担任主要发言，28日继续。日本提出了中日早有协定――1917年9月24日章宗祥发出复照，对日军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控制山东表示“欣然同意”。
中日代表1月28日在“十人会”发生首次论辩后，山东问题一直被搁置。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通过控制北京政府的亲日派首领段祺瑞向徐世昌施加压力，要他迅速撤换王正廷和顾维钧。
中国各方面纷纷致电巴黎，给王正廷和顾维钧以强大声援，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撤换王、顾二人。北京政府由外交部电告王、顾:“诫勿再与日本代表意见相左”。2月13日，北京政府致电挽留以病请辞的陆征祥，后又致电声明:“全权次序，仍以送会名单为准”，迫使北京政府承认了王正廷第二代表的资格。北京政府采取紧急对策:派驻法国公使胡惟德、驻瑞士公使汪荣宝、驻瑞典公使颜惠庆、驻意大利公使王广圻等均参与和会事宜，在内部讨论时，一律列席，发表意见，加入投票;亲日派企图扩大王正廷与顾维钧的矛盾，但是，王、顾在维护中国主权的问题上始终一致。
陆征祥3月8日晚离开巴黎赴瑞士。这一时期山东问题的交涉主要由顾维钧主持进行。在得知威尔逊将由美返法的消息后，陆征祥也于3月22日返回巴黎。为了限制王正廷的权利，3月28日国务院奉大总统谕加派陆征祥为委员长，强调“所有和会事宜，即由该委员长主持一切”;又派了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全权代表。
中国代表曾向美、英、法、意等国寻求过支持。法总统说青岛问题法、日已有成约，故不能支持中国。3月26日，顾维钧拜会美国总统，提出胶济铁路对中国生存和东亚和平的重要性，威尔逊说可在和约上作出规定，但未再通知中国参加讨论。
在中国代表寻求支持期间，日本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日本警告说，山东问题如果得不到圆满解决，日本将不在和约上签字。于是，美、英、法、日背着中国对山东问题进行了一番相互承认对方利益的交易，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终裁决:《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5月1日，英国外长白尔福将上述三条款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马上对此提出抗议，同时打算对上述三款“声明保留”，有条件地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为了和日本进行肮脏交易，满足日方必须照签《凡尔赛和约》的要挟，竟策划改任驻日公使章宗祥为和会代表，调回王正廷和顾维钧。此举还未动作，国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
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承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这次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学生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支持，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高潮:签还是不签？
尽管五四运动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给北洋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北京政府仍希望参加巴黎和约的签字。在运动初期，政府派出军警镇压游行活动，并逮捕学生代表。
5月14日，鉴于国内外的形势，陆征祥就是否签约一事电请徐世昌:“动辄中国单独不签和约，难免不有破坏对德联合之嫌，将来影响所及，非祥所敢揣拟。”又说:“祥一九一五年签字（按:指签署二十一条）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在未接到政府明确指示前，陆征祥基本上做到了忠于职守，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屡屡向和会提出抗议，并正式声明对山东条款予以保留。但代表团接到了北京政府于5月23日发来的签字指令，内称“经熟思审处，第一步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
5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吕德西亚饭店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执行北京政府关于签约的指示。王正廷首先发言不签字，王广圻认为应该签字，立刻有人附和。顾维钧倾向不签字，胡惟德主张签字，要陆征祥鼓起勇气签字，施肇基最后发言不签字，陆征祥难以定夺，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
当天，陆再电政府请求“立速电示”。这之后，代表团逐步解体。6月初，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其他驻欧公使也相继返回各自任所。陆征祥的一贯准则是惟政府的指令是从，为了既执行签字令，自己又不负签字之责，他向政府推荐他人签字。6月9日，陆征祥密电政府:“因病请免外总长职，并保胡惟德继任，留待签字。”在未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索性以“旧病骤发”为由，于6月14日住进法国圣克鲁德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工作。
陆征祥住进医院后，顾维钧担负起了续交涉山东问题的重任。他态度鲜明地力求拒约，向和会不断提出各种最低条件的保留方案。他先后向和会提出了五种让步方案，即“最初主张将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完全被拒”。顾维钧也到医院与陆征详“经常碰面”，向陆报告情况。6月27日晚，顾维钧赶往医院把准备次日递交和会的“声明稿交陆征祥过目”，陆征祥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个声明反对签字。
在群众的压力下，6月10日，政府免去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11日，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曾奏效一时，不少原来反对签约的地方实力派在挽留总统的通电中改变态度，于是北京政府主张签约的立场转硬，一再电令陆征祥出院负责。王正廷向国内发回揭露北京政府训令代表团“全约签字”的电报，指出“一旦签字则气馁势孤，永劫不复”，表示他本人“誓死必争”。王正廷的通电见报，激起全国舆论热烈反响，纷纷通电或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但北京政府通电全国仍百般辩解，又电命陆征祥“如实难办到（指保留关于山东问题条款），只能签字。”
这时，另一全权代表魏宸组也主张拒签和约，并向陆征祥进言，不要签约，“以免遗臭万年。”至此，拒签和约在四个留守的全权代表中取得一致。
6月27日晚上，《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顾维钧为求两全，拟定了最后一个让步至极点的妥协方案，只要求在条约签字以前，由中国代表团发表一个口头声明，签约不妨碍日后重提山东问题。第二天一早，胡惟德拿着声明文稿去找和会秘书厅磋商，王正廷则直奔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私邸力争。但操纵世界霸权的大国对这样一个让得不能再让的声明，也根本不予理睬。
6月28日，《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镜厅举行。这一天，中国代表拒不出席，向操纵世界霸权的大国强迫中国把山东让与日本说了“不”。电讯把这个“不”字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尾声:和会之后
和会后，陆征祥代表中国代表团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没签和约，我国怎么宣布和德国结束战争关系呢？陆征祥也发了电文提出建议:“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北京政府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
7月2日，北京政府在研究巴黎和会时，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征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总统徐世昌所接受。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拒绝签字。这震撼世界的举动，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画下最光辉的句号”，中国人将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