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是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也是中国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四十周年。千百万人民走向死难者的墓地，向他们默默致哀。在我国人民中间有一个惨死于日本法西斯匪徒之手的伟大作家，也是四十多年前殉难去世，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他的坟墓，找不到他的尸骨所在！这就是“五四”以来的伟大文学家郁达夫。
郁达夫于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一九一三年从长兄郁华去日本学习，将近十年后回国和同班同学郭沫若等合办《创造季刊》，后改为创造社，除短时间在北京、安庆、广州任教外，主要从事文学活动，出版了《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进入三十年代后，先后发起和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人民抗日救国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八年应郭沫若之邀，赴武汉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曾去徐州等前线慰劳抗敌将士。同年年底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之邀，任该报副刊编辑。在此后三年间他除即兴而写的旧诗以及少数游记外，没有写什么文艺作品，几乎倾全力于编辑他主持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给日报、副刊写政论和杂文。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日本军队即将进占新加坡时，他才同胡愈之、汪金丁等逃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小城镇避难。
他在流亡期间，不会当地通行的马来亚话，而又被发现会说很好的日本话，便被日本占领军强迫担任翻译。在这期间他利用“职务”掩护和解救了许多爱国华侨和印尼的进步人士，同时也收集了日本占领军虐杀无辜的大量罪证。后来他虽摆脱翻译职务，做了一个小酒厂的老板，日本宪兵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证”活到对他们进行战罪审判的时间，就在日本天皇已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战胜的联合国军队还没进驻苏门答腊他们所在地时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日本刽子手们从赵廉(郁当时的化名)家里把他叫了出去，杀死在那热带丛林中。
这个一代大文豪、伟大的爱国者，就是这样无声无迹地从人间消失了。当时郁达夫还不满五十岁。
对于文学家郁达夫的评价，在国内，凡是严肃的论断，都是比较公允的。这可以一九五二年出版的《郁达夫选集》编选者丁易为这书写的序为代表。他写道：“浪漫主义的感伤颓废是达夫先生作品中的一个主调。……但就他的初期作品来说，这感伤颓废与其说是个人的牢愁悲痛，毋宁说是对当时丑恶现实的反抗。”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的《郁达夫论》一文里也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发狂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作假的困难。”
然而就在他以“感伤颓废”为主调的早期小说里，一九二三年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一九二四年写的《薄奠》，已经表现了达夫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了；稍后写的《出奔》，更是对于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赤裸裸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
尽管如此，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充分估价郁达夫对于中国旧社会的冲击和对于新文艺的贡献，倒是牢牢抓住他的“色情”、“颓废”之类的污痕作为他的烙印。“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偏激攻讦方法，不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开始的，早在中国左联成立之后不久，就作出对和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联的郁达夫加以开除的决定。对于这件重大的错案，全国解放后至今没有给予平反的处理。只有当时左联常委之一的郑伯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这样回忆过：“左联很少开会员大会，但在初期……记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集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这事我深感内疚，觉得做得欠妥。以后事实证明，达夫始终倾向革命，和党有联系。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定，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主持这样的会议，应负主要责任。”(《左联回忆散记》，刊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如果当时代表党领导左联工作的同志们也能像郑伯奇同志这样作出真诚的检查，即使晚到全国解放以后，对于郁达夫的错案也会起到“平反”的作用。可惜没有。
另一方面，全国解放后郁达夫的作品出版和发行都很少，图书馆也很难借到他的书，现在四、五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几乎不知郁达夫为何许人！
鲁迅曾说过，既要论文，“就要顾及作者全人”。人们对于文学家郁达夫已经知道得很少，很片面，至于他后来放下小说写作，用他那支笔作为投枪和匕首来夜以继日地写出大量的政论和杂文，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自从他出国到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后，直到他离开新加坡流亡到印尼为止，在一九三九、一九四○和一九四一年内，已经知道他发表在《星洲日报》及其它报刊上的散文有四百多篇。
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经过仔细核正将他这三年左右在新加坡写的散文共二百二十二篇，分为三类编辑成书――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这二百多篇散文给所有对郁达夫这个“全人”缺乏了解或只有曲解和误解的人，提供了极宝贵的认识。
达夫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生活环境中写的这些文章。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巩固和扩大它的占领，建立伪政权，威逼利诱蒋介石同它和谈妥协，中国共产党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中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国际上，德、意、日形成反共轴心，积极准备在中东会师。新加坡的华侨爱国抗日情绪是普遍的，但侨领宗派之间很不团结，而国民党的“海外部”又挑拨离间，排斥异己。在这个环境中的达夫，物质上虽然比较宽裕，精神上却是很枯寂的。比不上当时在国内的郭沫若和同样从文学家转上新闻战线的夏衍，他们有强大的共产党在那波谲云诡中斗争可得到及时的向导和后援。达夫在“万里投荒”的战场上却是孤军奋斗，没有依靠。他又不是一个善于靠剪贴资料和拾人牙慧来写文章的人。要他三天写一篇社论，两天写一篇杂文，是使他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拚搏。然而他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学生时代的社会科学素养，和横溢的文学家才华，下笔千言，写下了那么多政治诗篇！
现在回顾达夫在四十多年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评论，有几点可以吸取永恒教益的。
一，对中国抗日战争，无论前方后方发生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他都保持高度的乐观主义，发挥了富有说服力的观点；
二，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三，在文艺领域中他不拘小节，顾全大局，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他扶持、奖掖青年华侨文艺工作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郁风注：
关于郁达夫退出左联事，据郁达夫本人在《回忆鲁迅》一文中提到，他参加左联后由于“不适合于这些工作”而宣布辞职，并说“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为左联及各工作者帮忙，也着实不少。”所谓不适合的工作，当系指“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之类。在茅盾先生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他因不赞成这样的工作而不去参加左联的这些活动。又据夏衍同志说，他不记得左联有开除郁达夫的事，可能是郑伯奇主持的那次临时召开的会，他没有参加。
(《郁达夫海外文集》，郁风编，三联书店一九九○年十二月版，1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