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彝族，一般人很容易想到四川凉山，想到那可怕的奴隶制度，似乎彝族就是愚昧、落后、野蛮的没有文化的民族。这实在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偏见。最近出版的马学良先生的《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真实的历史记录，把彝族绚烂多彩的文化宝藏中的一个侧面展现出来，对于纠正这种偏见是大有说服力的。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据一九八二年普查，全国共有彝族五百四十五万多人，四川彝族仅有一百五十多万，而云南彝族人口最多，有三百三十五万多人，加上贵州五十六万人口，云贵二省彝族占彝族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解放以前，云贵地区的彝族大多都已进入封建社会。马先生所调查的云南，在历史上是彝族先民叱咤风云之地。晋代在滇东地区雄据一方的氏演化成为一大族体，其中包括着彝族先民成分。公元八、九世纪在西南地区崛起的以彝族先民为主体建立的南诏国，其活动中心在云南洱海地区。彝族文明的象征――彝文，主要流传在云贵一带。
彝文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文字之一。彝文创自何时，已难考究清楚。马学良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指出：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彝语支，有六个方言，差别较大。但有一种超方言的古老彝文。并有大量的彝文经籍。彝文创自何时，迄无定论。今存世的古碑刻有云南禄劝县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年)的《镌字崖》，彝汉对照刻石。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安氏土司彝汉对照的《千岁衡碑记》镌于嘉靖丙午年(一五四六年)，近日大方县又发现明代成化年间的铜钟，钟面有彝汉两种文字，是明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年)铸造的，较上述几种刻石早六十多年，这是至今存世最早的彝文文献。又大方县水西大渡河石桥建于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有《水西大渡河建石桥碑记》一方，刻有彝汉两种文字，彝文有一千九百二十二字，汉文二千三百六十四字，这是现时存世字数最多的彝文刻石。”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目前发现的最早彝文文物距今已有五百年之久，至于彝文创制的时代一定更古远。明《天启滇志》称彝族为“夷”，记载说：“有夷经，皆文，状类蝌蚪。”有的研究者认为彝文创于汉代，有的认为始于唐代，但彝文有千年历史的说法总是可信的。彝文和彝文经典，是彝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的明珠。
可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是得不到发扬光大的。这种彝族文字一直囿于狭小的圈子里，得不到健康发展，也不为世人所知。它象一颗蒙上尘垢的明珠，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文字频临灭亡，只在极少数“呗耄”(即巫师)中使用。而所存的彝文文献，都是呗耄专用的“经书”，普通彝族群众是无法知晓的。在彝族中间流传着经书是呗耄从天宫带来的“天书”的神话传说。“倮族(彝族旧称)的经书既是呗耄由天宫携带下凡的，所以倮胞视经书为天书，毕恭毕敬。平素呗耄把天书藏于木箱中，置诸高阁，每日焚香虔敬；在举行某种法术之前，必先祭经书，方有效验。”(见《文集》第18页)
第一个把彝文文献公诸于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一九二九年，他在贵州大定县偶然发现了彝文经籍，立即识出了其中潜藏的学术价值。在一位学问高深的呗耄罗文笔的协助下，丁文江先生编成了巨帙的《文丛刻》，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发行。这部书的出版拂去了历史的尘垢，揭开了宗教迷信的面纱，使正在湮灭的彝文典籍得以保存，可谓功德无量！
丁文江先生本人并不懂彝文，编印《文丛刻》后，无法再做深入研究。在精通彝文的基础上以科学方法对彝文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者，首推马学良教授。马先生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知名学者，早在三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彝族语言、文字及经籍的调查研究工作。四十年代，他把调查所得及体会撰写成文，陆续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政公论》、《学原》、《西南边疆》等杂志上。现在，他把这些文章结集起来，编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集》。他在自序中说：“这部文集是在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我生活在云南彝区关于彝族礼俗的真实记录”，“从中也可看出我在调查研究方面所走过的一段历程”。这历程，正是一个拓荒者在开创时期所留下的艰难的脚步。时至今日，这脚步仍不啻为后来者向这一领域深入迈进的起点。
马学良先生在彝语文研究中最卓著的成绩之一是整理、翻译、注释彝文经典。本《文集》收录了他的两篇译注，一篇是《倮文作斋经译注》，一篇是《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这两篇译注最初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马先生吸取了《文丛刻》的长处，弥补其不足，创立了“四行译法”：第一行为彝文原文，第二行为国际音标注音，第三行为逐字汉译，第四行为汉文译意。这种整理翻译法是很科学的，既能忠实地保存原始材料，又能比较准确地记录彝语语音。采用两种汉译法，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词意和语法规律。此外，马先生的译注比《文丛刻》还有一明显进步，就是加上详细的译者注解。这两篇译经，注解都多于译文数倍。这样做是否是喧宾夺主呢？不是的。只要细读一下注释，就会感到这些注释非但不是繁冗的点缀，而是使读者明了经义的不可缺少的注疏。因为彝文经文都是呗耄进行宗教活动时的说教，其义古奥晦涩，典故新奇，加上礼仪风俗上的不同，即便逐句译出，一般读者也不易理解，只有看了注释之后，才能体会出其真味。令人感到缺憾的是，这本《文集》所选两篇译注，仅收译意汉文一行及注释，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和逐字汉译都删去了，大概是由于排版印刷困难或考虑读者对象的缘故吧！马先生译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篇经文前后详细介绍作祭仪式的经过，使人对于诵读经文的场合有所了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马先生以他亲身经验，绘出作祭仪式的现场图画，给读者留下更生动的形象解说。(见《文集》第205、257、258页)
马先生四十年前创立的彝文经典译注法，在今日彝文古籍整理中被普遍采用，给彝文整理工作带来极大方便，这不能不感激拓荒者的开辟褴缕之功。
纵观这本《文集》，彝文经典译注仅占一小部分，而大多数文章属于礼俗内容，如“招魂”、“放蛊”、“丧葬制度”、“除祸祟”、“祭礼”、“神话”、“男女夜会”、“婚姻和婚歌”等等。正因为如此，本书以“礼俗研究”为名。然而，当我们通读全书之后，便不难发现，有一串贯穿全书的珠玑，那就是彝文经典。在大多数文章中，作者都是从彝经谈礼俗，以礼俗论彝经。把语言学研究同社会调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马先生治学的特点。，一次我向马先生求教，他讲述了自己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缘起：
马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北大南迁，从长沙步行去昆明。当时著名的学者闻一多教授也跟随学生队伍长途跋涉。闻一多先生为研究《诗经》和《楚辞》，沿途很注意搜集少数民族民俗材料，由于语言隔阂，闻先生约马学良帮他用国际音标作记录，这样，马先生开始对少数民族语言发生兴趣。一九三九年马先生在西南联大考取罗常培先生和李方桂先生的研究生。马先生的两位导师，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一个主攻汉语音韵，一个主攻人类语言学，真可谓“中西合璧”。他们给马先生打下了扎实而全面的语言学基础。一九四○年，李方桂先生带领马学良到云南路南县彝族地区进行语言学实地调查。李方桂先生曾在美国进行过印第安人语言调查，颇有成就，在他的指导下，马学良先生开始走上彝族语言的研究道路。不久，马先生的研究出现一个转机，他在武定县茂莲乡土司家发现了普通彝人都不识的“天书”，即彝文经典。正是为了解开这“天书”的奥秘，他才下决心由研究语言进入研究文字，从头学起。他在《文集》自序中写道：
“面对大量彝文经籍，我几次投师，发现很多经师，只能照本宣读，而不解经意。其后我碰到一位有名的经师，也是略知其意，不求深解。但从中我得知彝文经典主要是关于原始宗教的记载，而彝族日常生活习惯、心理状态，莫不受宗教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不了解社会风习，就无从理解经意，这是我调查彝族社会的缘起。”
在那个时代，求得一位既通彝经又懂汉文的老师是十分困难的，“得一识字通经之呗耄，比东海求仙还难。”(《文集》第29页)由于马先生有着一股不畏艰险锲而不舍的求实精神，更由于他有着为发掘彝族文化遗产的热诚之心，他的工作得到彝族土司和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个慨然于倮族文化日渐衰落之青年李旭初君，他曾沿着金沙江边攀山越岭，不辞艰辛于探访神巫，足履数千里，逾时近月，最后在金沙江边的一个村落中，访得了一位老呗耄，据说祖传数代，都是在斋场中坐第一把交椅的。”(《文集》第29页)正是这位神巫呗耄，成为引导马先生进入古老彝文经籍殿堂的老师，“他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把他祖传的经书一部一部的开讲，讲了将近二年，他所存的经典，大致讲完了”。几年时间，马先生不仅精通了彝文，接触到大量彝文经典，还耳濡目染，了解到外人难以见到的各种礼俗。他说：
“研究彝文经典，必须先通彝族礼俗。以礼俗释经，经义自明，反之以经说明礼俗之所据，更可明礼俗之源流。经者对彝族社会调查，平面调查者多，引经据典者少，‘典’即彝族的历史、古纪，彝人称之为‘根基’，可见他们看得重。而我们调查时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调查出的材料，他们不是不承认，就认为是‘走样子’了。
我当时有鉴于此，所以下决心在彝区住上几年，研读彝文经典，从日常生活中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日积月累，陆续写成有关彝族礼俗方面的记录，就是这本文集的雏形。”(《文集》第3页)
从这本《文集》我们不难看出，马先生研究彝文经典的根基深深扎在深入实地的调查之中。他不仅拜呗耄为师学语言文字，还从呗耄为徒实地研习作祭礼仪，这使他既精通了“天书”，又谙熟彝族社会礼俗。这种脚踏实地的拓荒精神，不仅使他成为一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还使他成为研究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知名学者。由于他具有深厚的古汉语功底，使他能自如地运用调查得来的彝族礼俗材料，去诠释古代汉文文献中的习俗和神话，他说：“我想把氏关于祭礼的仪式和在文经典中的根据，草出公诸同好，而对于研治汉籍古代礼俗的学者，亦不无刍荛之献。”(《文集》第71页)本书不仅可以供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工作者参考，对于民间文学、神话学、宗教学乃至于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来说，读一读也会有所裨益的。
通过多年调查研究，马先生对彝文文献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从调查伊始，他便把为研究单位搜罗彝文典籍为己任。四十年代他在云南调查时搜集到二千多册彝文经典，他写信介绍给当时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复礼先生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经过几番周折，这批珍贵的典籍终于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庋藏。如果不是马先生当年为这批典籍谋得理想的归宿，那么很难想象几经劫难，这批宝藏能否留存人间！这真是值得额首庆幸之事。
当时，年富力强的马学良先生对于整理彝文典籍很有一番抱负，他“感到这些材料，很可供研究人类社会的学者取材，于是把所搜集的几千本倮经，分门别类，想逐部的翻译出来。”(第70页)他怀着对彝族同胞深厚的感情，热心地培养当地彝族青年学习彝文和科学知识，把彝族“文艺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然而，在那个时代，马先生自己是无法成就这一事业的。他离开彝区，从他学习的彝族青年也只好各奔东西。他在一九四七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到现在已是两个年头了，我回到西北，为了仰事俯畜的重责，几次想展翅南向，屡以啼饥号寒之声，激人心魄，我心匪石，终不能逃脱人生羁绊，瞻望西南，兴叹而已，这十数个立志在边疆工作的青年，还时时来信给我，温存他们文艺复兴的梦！”(《文集》第34页)值得安慰的是，他从彝区搜集来一大批典籍和手录笔抄的调查材料，奠定了深入研究的基础。然而，他的工作刚刚开了个头，便嘎然而止。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彝文经典，连同马先生呕心沥血积累的调查材料统统运到台湾去了。彝文经典在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尚可找到，但那些还没来得及整理的实地调查资料却无法重新搜集，因为时过境迁，有的老呗耄已经作古。失掉这些调查材料，使马先生多年心血的一大部分付之东流。每思及此，倍感痛心。他说，最令人惋惜的是，台湾的同行没人专攻彝文，这批在那里无人研究的东西便是废纸一堆。如果有生之年能重睹旧物，把那些四十年前的调查材料整理出来，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夙愿。
今天，马先生再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一支包括彝族知识分子在内的彝文文献整理队伍已成长起来。这本布满了拓荒者脚印的《文集》，正是马先生送给新一代耕耘者的最好礼物。
(《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马学良著，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1.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