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98年出版《吴宓日记》后，三联书店于2006年又推出了《吴宓日记（续编）》（以下称《续编》）。《续编》是吴宓在1949年后所写的日记，皇皇十卷，洋洋四百万言，与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目前最完整的《胡适日记全集》规模相当。如果加上1949年前所写的内容，全部的《吴宓日记》，论字数大概是现代史上其他学者难以比拟的。
山河易色与文化遗民
吴宓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位异人。他的文化理念、个性乃至长相都很奇特。在二十世纪学人不断求新求变、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中国，吴宓像一位孤行客，古貌古心，独立不倚，一生志业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试图将古希腊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融入儒佛之教，复兴中华文化。然而，思想与时代的错位、浪漫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又使吴宓一生的遭际像唐・吉诃德一样笼罩着悲剧的阴影；不合时宜，人格分裂，经常使他意乱情迷，痛苦不堪，以至想出家甚至自杀求解脱。
山河易色，吴宓曾面临不同的去向：杭立武、张其昀、傅斯年都曾亲自动员他赴台湾任教，甚至为他办妥机票；钱穆也曾多次邀请他去香港共办新亚学院。但是几经周折，吴宓最后阴差阳错地到了重庆，在一所藉藉无名的大学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二十八年。
因为名士身份，吴宓在解放初期的历次学习中颇受优待，免却许多无聊而刺激的会议。但是，急风骤雨的政治运动提醒他不能滥用当局对他的照顾。形势发展表明，新时代以政治挂帅，一切工作生活政治化，他很难像1949年以前那样以学术自重以文化为志业了。
吴宓对政治素无兴趣，造次颠簸，念兹在兹者乃在文化、道德与人心。这也是他与他的“敌人”――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不同的地方。
文化遗民，成了名士吴宓的新角色。
政治沉默与死亡恐惧
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吴宓不得不开始习惯新的政治话语，尽管他感到陌生甚至恐惧。
《续编》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学习会的记录，是在1951年1月2日。内容很简短：“赴第一小组学习会，心甚不快。勉强发言一次，以雅典、斯巴达之战为比，证美之必败云云。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可以看出，吴宓对于学习会很不适应。他试图从“国粹”中寻找力量。吴宓服庸清儒孙奇逢，将孙氏的七条“语录”恭抄下来，与“马列真经”对照着读，以调养心气。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是非面前，儒家修养功夫未免流为明哲保身。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有良知和独立见解的人，对于许多事，吴宓又常常情不自禁地违背“圣人”之教，言行“舛错”。比如，1951年4月25日，因为不能忍受“诸少年之轻薄倨傲，擅作威福”，吴宓对学校组织的各种宣传办事方法作出令人尴尬的评论。会后他颇为自己太真率动感情而自责。
仅从1951年的日记就可看出，死亡的阴影一直纠缠着他。
4月23日。居此社会环境及氛围中，即无灾祸，恐亦不能久活矣！
4月29日。精神身体两亏，虽若隐忍苟活，恐难持久矣。
5月4日。深感在今为一文学工作者之苦。宓即不自杀，亦必劳苦郁迫而死！
6月28日。若至万不得已时，被逼，宁甘一死耳。
12月6日。今恐将不免于死……即无外来之灾祸，亦将不能久活斯世，多则二三年耳。
12月10日。二三年内必死。
死亡将近，不胜悲郁。吴宓不由得羡慕起朋友萧公权的远走异国，甚至后悔未能像挚友吴芳吉一样早死或者像王国维自沉湖中。
日记写作与证明大道
但是，吴宓终究告诫自己和朋友不要学三闾大夫，不要学贾谊！
1952年5月，吴宓在《新燕京》上读到张东荪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及师生对他的批评文章，他评论说：“以秦楚对立之观点言，张罪实重大。然舍此对立之局势，尚有人性公理与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可见，比起权力争斗、王朝兴亡、政统更替，吴宓更看重人性、公理、和平；比起政治，他更看重文化。他相信，只要道统人心在，生死祸福，不必忧惧。
吴宓最爱读《红楼梦》，常以书中人物自况。他曾经将自己比为贾宝玉、柳湘莲，也曾以甄士隐与警幻仙姑等注重道德之高僧与侠士自居；又将自己比作妙玉，而以冯友兰拟宝钗，将萧公权比作探春。除了《红楼梦》中的人物，吴宓还经常以明末遗民自许。
1951年4月16日，吴宓在与友人聊天时，谈到自己的日记：“日记中宓之感想，窃仿顾亭林《日知录》之例，皆论理而不论事，明道而不责人，皆不为今时此地方议陈情，而阐明天下万世文野升降之机，治乱兴衰之故。皆为证明大道，垂示来兹，所谓守先待后，而不图于数十年或百年内得有采用施行之机会，亦不敢望世中一切能稍随吾心而变迁。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必以此而置宓于罪刑，又奚敢辞？宓已深愧非守道殉节之士，依违唯阿，卑鄙已极。若如此而犹不能苟全偷生，则只有顺时安命，恬然就戮。”
吴宓曾经在王国维灵前发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如果“不能实行所志，而�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义”。1949年以前，他可以利用《学衡》、清华国学院等为自己的志业作公开宣讲，现在这些论坛讲台不复存在了。他唯一能说真话的地方就是“日记”，他的理想志业只能以日记这种写作方式作隐晦的申述。
由此才可理解，在一个言说多有禁忌、不得不以沉默自守的环境中，为什么吴宓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坚持不断地撰写自己的日记。因为承载了自己的志业理想，日常琐事和普通男女等素材在吴宓眼中笔下也就具备了陈诗观风的意义，而关乎“文野升降、治乱兴衰”了。也因此，吴宓就像史官书写皇帝的起居注一样，不管是在病中，还是受到批斗，始终以磐石般的意志力与蒲苇似的坚韧性，每天一丝不苟地以坚硬的正楷，在可以利用的一切纸片上――包括作业本、旧日历、废信封，甚至香烟纸等，点点滴滴地纪录下他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晚年病倒二十余年间的言行、见闻、感想，不讳不隐，直笔而书。在这个意义上，《续篇》便不仅仅是一本个人日记，而是一本民族志。
《续编》的内容与笔法举例
1951年1月1日日记
《续编》自1949年4月30日始，到他去世前无法再写日记为止。1949年和1950年两册日记（己丑日记、庚寅日记）各仅存四五篇。这两册日记，“文革”中吴宓曾交给朋友代为收藏，但朋友担心日记惹祸将它焚毁了，吴宓深为痛惜。据他自己介绍，这两册日记叙述了吴宓在重庆度过解放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之情景”。
《续编》中系统连贯的日记始于1951年1月1日。当天日记的内容摘要如下：
1月1日
阴。晨……外文系全体学生约四十人来，献贺年文，称颂共产党、毛主席……之功云云，列队入室，绕行一周而去。
正午，同至学生食堂，全校师生员工新年聚餐，不断歌唱欢呼，更围绕俄籍女教授，庆祝“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中苏友谊同盟万岁！”
归澄宅陪肃晚饭……肃亲见到某地主其戚无力缴款者，男女均褫衣，罚跪盛水之浴盆中，或更以冷水浇其身。又一人迫令裸膝跪地面玻璃碎片上，而头顶木杠，两端系石。如此酷刑虐逼缴纳，不问地主有力与否。盖今工商业存款一律冻结，欲鬻宅虽廉价亦无人买，故地主咸苦莫伸。彼以阶级为界，以报仇立义。对地主及一切有资产有文化之人，悉若根绝之、铲除之而后快，以使工、农、无产（兼无学）阶级滋生长养，则其所行亦固甚是。
宓按，清初至民国三百年太平安定熙洽和乐中所积聚储藏之财富（除其中小部分，如刘文辉在成都之连屋窑藏金块），此一年中遂尽被多方攫取。人民政府之所得亦巨矣哉！
晚……某女生询宓省籍，云“是延安之陕西”，盖不知有西安也。呜呼，今日全中国士女，尤其学生之文化程度及爱国观点，皆视此矣。
《续编》中充满了对于这种世易时移、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景的记载。
吴宓日记中的土改与镇反
《续编》中关于政治活动的记载占有中心位置。这固然与此时期共和国的公私生活以政治为中心有关，也与吴宓借政治观风俗、于民情见文化的眼光有关。综述起来，《续编》第一册收录的1951―1953年的日记，其内容涉及共和国史者，主要是有关土改、肃反、思想改造、高校师生状况等方面。这里摘录1951年日记中关于土改和镇反的几段记录：
2月17日。熊东明来，谓其家中田地房宅衣物器具书籍及窖藏银钱，尽被农会取去，更逼索秘藏黄金。处东明之长兄（年六十余岁）以酷刑，裸体纳入水中，复缚悬于树，数日不许给饮食，以使寒且饥……至是遂自缢而死。
2月19日。中国公学职员郑克明……述近日遭受退押之地主，所有田地、房宅、书籍、衣服、器具等，悉皆“捐献”没收，分与农民。彼农民得书籍不知宝爱，乃作为废纸论斤出售，归入造纸坊，另行造纸。郑君偶遇之，然购得若斤，才值数千元（旧币），而获《四史》全部，版本与宓所购者同……宓闻之极为伤感。
2月24日。外二代表……叙该级杜邦业近以退押及斗争地主恶霸，兄弟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宓按：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
3月2日。蓝为霖来，述乡况。谓富农、中农惧贫农之进而分夺其产，恒惴惴不安，人争饰贫。而贫农以今不得为雇佣助耕及舁肩舆诸役，生计较前益蹙。宓按：为政者，不任贫富亲疏实行互助，各安其所，而强持平等，肆行报复，其害如此！
3月8日。又闻隆昌县中近日枪决地主、恶霸、特务至千人之多，各地皆视此矣。
3月9日。据言，江津白沙厉行退押，其数额由当地农民协会随意批定，限短期缴清，并用种种酷刑勒迫地主及其家人。若地主实无力缴纳或缴纳不足数者，则将该地主枪毙，而更向其妻或弟或子追索。白沙之孙伯宏君已于三月七日枪毙矣，朱孝鸿君则定于三月九日枪毙。每日枪毙之地主辄十余至二十余人。其被逼畏祸而悬梁投水自尽者尤多。
3月23日。在南开诛特务、反革命者十六人。今日下午２―６复在重大广场公审学校中之文化特务十六人，并当场枪毙，以示惩戒。
9月5日。晚聆邓子琴谈涪陵参加土改之经历，谓颇有善良清贫之地主有惠于农民，农民亦欲宽待之，而干部人员来，坚主严厉处置，狞厉无前。虽破屋孤孀，亦以三十年前曾有薄田未自耕种，或者其祖主曾行剥削，今当报仇，亦名列地主，而受铲灭与打击焉。某次琴为民施医，有地主家人来就诊，事后琴亦受责难，谓地主不应全活。呜呼，忍矣哉！又闻各地大批中西书籍，取自地主者，农民扯取书背供用，内页则堆弃抛置，或售作纸浆云云。
因为阶级出身的关系，吴宓的许多朋友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都受到冲击，有的还被枪毙或被逼自杀。《续编》中关于土改和镇反的记载，全是有关朋友本身或得自于身边朋友的见闻，其真实性应该比较可靠，而其情绪和态度也因而特别真切。作为一个忠于儒家仁爱之义和希腊古典人文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于运动中某些机械和过激行为所反映的文化丧失、人性沉沦，吴宓则不能不感到理想破灭的痛苦，愤恨是难免的。
吴宓日记中的宣传与评议
1951年1月4日。吴宓同本校师生员工赴参军保送委员会召集的评议动员大会。会上有女生控诉美帝罪行，详细描绘渣滓洞白公馆所用的各种酷刑，吴宓受到刺激，感觉痛苦之极。会后吴宓听主持人说，该女生的控诉材料“半为实事，半为虚构”。她在本系表演时，“当局尚嫌其感情不足热烈，又眼泪太少”，几经练习揣摩，才有此上好成绩。4月23日，学校停课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宣传。吴宓听宣传广播，感觉内容多“严厉之教，威吓之词”；并且以四川土语广播，加重语调，他听后感觉“股栗震怖”、“神经刺激过度”，几乎疯狂。
1951年4月26日，他参加学校宣传队，到农户家中进行宣传，发现老百姓都不懂“宣传”一词的意义。吴宓感慨道，大多数中国人民勤劳朴实，明事识理，此乃“民之秉彝”，也是千百年教化的结果。而当下的“宣传”非要以一套莫名其妙的道理、整齐划一的声调强迫老百姓接受。结果造成愚昧者不了解，狡黠者假意接受以讨好当局，而多数人则不愿闻问，只好敷衍应付。吴宓担心，这种风气不久将导致中国民心全变，老百姓简单质朴、勤劳和平的德性将丢失殆尽。
1951年1月8日。吴宓参加学校的参军评论会。会上，愿意参军的人必须确切说明自己思想和生活态度改变的过程，要坚定表示自己仇恨美国，热烈拥护人民政府。参加评议的人则要踊跃揭发他的隐私，提出种种责难诘问。志愿者的回答要使众人觉得圆满，才能证明他确已放弃旧我彻底改造过来，才算通过可获准参军。这种所谓评议，在吴宓看来，实际就是一场公开审判，是一种“弃智违仁”的表现。“所谓评议，即是公审”。吴宓是很少用政治评判的，他更关注也更擅长的还是文化批判。“弃智违仁”，既是他对评议会的论断，也是他对当时许多文化现象和政策的总体评判。
吴宓日记中的教育与学习
1951年1月9日，吴宓参加学校的参军评议会上，四年级一位姓段的女生宣读参军志愿书。吴宓称该生为“本级最美之女生”。她在“志愿书”里介绍家里所有财物在土改中都被农民取走，只剩下一床棉被，家里人处于冻馁的苦境之中。但她为家人感到喜庆，并且声明愿以爱国为重而弃绝爱情，已与爱人分离，即使天涯海角亦所甘心。对于这种“志愿”，吴宓没有评论，但他用了一段话描写作为会议主席的另一位女生：“年最长，貌最平庸，而深思静观，监督各人之言动，偶作断制裁决之一二语，从无些须笑容。于以见其深沉老辣、坚决明细，为今日党国之标准人物也矣。”显然，宣传会、学习会、评议会，乃至整个学校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一代“新人”。在吴宓看来，那些为追求进步不惜自污的人，都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圆滑巧诈、善用机变的处世才能，像中国理学家及英国清教徒一样极端虚伪。
像土改和镇反运动中的“以阶级为界，以报仇立义”相似，人性的选择上也存在着敌我生死。于是，学校里以政治挂帅运动至上，课业停顿、束书不观、斯文扫地等等荒谬情景涌现。仅1951年上半年，日记中就有大量相关记载：
1月18日。今校中已无人读书。
2月14日。作《咏教育史》诗：……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
3月7日。不读小说等，而专读政府宣传的杂志、日报。
4月18日。论人而不取其学问才能品德，惟重所谓政治思想水平，以反封建反地主为标准。
1951年1月16日。外语系四年级学生崔鸿书和教育系一年级学生周立言被逮捕，罪名是国民党特务。在抓捕报告大会上，众师生痛批两位特务学生。吴宓注意到，发言者大多为女生，明眸皓齿，燕语莺声。他一生才子多情，钟爱女性，如果不是亲眼目睹，吴宓大概无法想象，面前那些他向来爱恋的美好女子竟然变成“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吴宓情有不堪地叹息：“呜呼，生此时代之中国人，真禽犊之不若，悉为牺牲。幸宓年已衰老，尚获优容，而不日便死，眼不见为净耳！”
吴宓日记中的思想改造
早在1951年4月29日参加一次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座谈会时，吴宓就在冗长的会议中注意到会上某位领导无意中附带提及的一句话――本校每一教职员均需完成“意识改造，阶级转变”。
关于思想改造，《续篇》中有一段较长的分析。吴宓认为思想改造中有两类人。第一种是那些好名好利、专图官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本来就没什么信仰和节操，习惯于见风使舵朝秦暮楚，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转向新政权效忠，思想改造极其容易。第二种人则是少数真诚之士，他们出于本性，终生尊崇儒佛，笃行道德，潜心学术文章，重节操，既不沾染旧朝积习，也无所求于新代，不愿意改变思想，甚至宁可殉道而死――当局可以改变这些人的“笔与口”，却很难改变他们的心。吴宓显然属于第二种人，他声称自己无心世事，又表示自己的思想是不能改、也不愿改的；可他也清楚，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联想到之前的土改、镇反、三反等一系列运动，吴宓推测思想改造无非也是“如耍猴戏，猴但畏场下幕后之鞭笞而已”。
面对即将来临的“改造”，不工于巧言伪饰的吴宓感到既忧且惧，甚至做好了一死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向他说明思想改造将采用和风细雨的办法，不实行处罚；只要承认错误检讨思想就行。于是，吴宓放下包袱坦白了自己所犯的两种错误：雇佣观点，清高思想。坦白之后，他觉得通体轻松心情愉快。不久他又进一步觉悟到，思想改造最重要的是向党表示彻底服从，挖掘检讨自己思想的根源。至于学问文章事业，并不重要，私人生活与道德也不计较。就像八股时代赶考求功名的考生，重要的不是真才实学，关键是要揣摩考官的意思，但求中考而已。
吴宓的自我检讨相当成功，获得了当局的认可。其思想改造之“速而易”，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学校广播中称赞吴宓学习进步，说他愿抛弃五十余年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而改造从新。《新华日报》记者来采访并约请他写文章谈感受，但被他拒绝。政府还将他谈思想改造的文章译成英文，对美国广播宣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此事使宓极不快，感觉“愧若人矣”。
1952年8月，紧张的学习运动终于告一段落。虽然是暂获喘息，吴宓也感到无比快慰。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驾车之骡马，自晓至晚，不卸辕鞍。偶值主人访友留坐，空车停门外移时，可略得休憩。至于此外各事，骡马安得有所主张？恭听主人及御者之命令，弗敢违，但祈少受鞭笞，以至于死而已。此正今日吾侪之运命。”
1951年12月27日，吴宓一气作了五首《感事》诗，总叙进入新时代后国家世道及他个人的心情境遇。其中第五首云：“千秋理想真兼善，一旦成功力胜仁。阶级惊看严报复，性情深惜废彝伦。身多疾病心先馁，境处忧危语禁呻。三见嘉陵春水绿，面颜长做梦中人。”吴宓所宝爱的种种彝伦美德，连同他一生的理想志业，都只能作为“梦中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