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者，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之谓也。对于曾长期浸润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左倾”毒液中的国人来说，指标这玩意儿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一是搞经济建设定指标。1957年，一位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夸下了中国在15年内可以赶上英国的海口，非得让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不可，大炼钢铁由此发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谁管那么多！二是搞政治运动定指标。还是1957年，领袖说全国95%的人还是好的，其余的5%自然就是所谓“右派”了。于是乎，各省市各县区各单位都按5%的比例定“右派”指标，谁完不成谁就有“右派”嫌疑。当时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少不了指标的身影：每月就那几斤粮票，不够吃就受着点儿；每月就那几尺布票，不够穿就忍着点儿。要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比起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的他们，我们的生活不是比蜜还甜吗？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岁月过去了，计划经济也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你以为指标就再也不吃香了？才不是呢！教育主管部门要全面提高升学率，不管你们学校的生源如何，一律都要下达高考指标，而且一年比一年下得多。捐款本来应该是自愿的，然而在一些地方的捐款一向都是靠指标开路，于今更是愈演愈烈，不管你愿不愿捐，都硬性规定一个标准，根本用不着拿现钱，到时从工资或加班费里扣。报刊订阅按说也应听凭读者自愿，可多少年了，指标也是大行其道。越是办得不怎么样的报刊越牛，下边的单位订也得订，不订也得订，往你怀里塞那是没商量。另外，还有诸如新闻报道，定指标；罚款，定指标；评职称，定指标……流风所及，某市公安局整顿民警队伍也下起了指标：把2008年确定为纪律作风建设年，狠抓各级民警的纪律作风，年末在市属公安局1万余名民警中，按照1％的比例抓“反面典型”，届时会有100多名民警进入学习班，云云。你看，指标的生命力多强，触角伸得多广啊。
想当年，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大学也停止了招生。城市几百万青年要学上没学上，要班上没班上，那就上山下乡吧，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去是大有作为的。赶人走的时候指标多得不得了，几百万人说下去都下去了；等让人家回城的时候指标却少得可怜，此乃可多可少可大可小。某个学校要考上多少个本科生，教师捐款要捐多少，这些都是硬指标，完不成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而有些指标却软得可以，比面条也硬不到哪儿去。国家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能少于GDP的4%、教师待遇不低于国家公务员、公务招待只许四菜一汤等，这可都是红头文件、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可教育投入何时到过4%？公务员享受13个月工资，有几个地方的教师享受上了？指标的可软可硬、伸缩性强，由此可见一斑。
指标犹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我们某些“公仆”的执政四态――无能、懒惰、霸道和自利。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必然是个善于牵牛鼻子、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因势利导、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的领导者。而那种一干点正事，脑子就犹如生了铁锈一般，死活不转圈，只能靠指标一压了事的领导，不正是十足的惰政之表现吗？如果某项工作以指标的形式出现，那就意味着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合理要执行，不合理也得执行，没有其他余地。这不是十足的霸道又是什么？而当指标之剑刺向自个儿、危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他们却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能抗就抗、能瞒就瞒，无所不用其极，这不是极度的自利又是什么呢？有此四态，指望其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岂非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