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转行,迎难而上: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1950年夏天,21岁的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了。 摆在他面前的有这样几个去向可选择:一、留在上海。这里距离老家比较近,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二、到北京去。此前,父亲已应邀到新中国的铁道部担任机务总局副局长,家人也都迁往了北京定居。三、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急需人才的地方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茅于轼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两个条件优越的去向,选择了既寒冷又遥远的东北边陲之地――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局,做了一名开火车的实习司机。
1958年,在愈演愈烈的反右运动中,一心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茅于轼,因为之前提出过“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和“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是毛泽东前往科学家处,还是科学家去见毛泽东”的意见,先是被认定为“思想上有问题,但立场上没有问题”,继而又被宣布为右派――这样,挨批和整天受教育不说,就连工资也连降了两级;时隔不久,又被送到了北京东郊环形铁道试验线当养路工,1960年再度被下放到了山东滕县(现滕州市)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正值灾荒,茅于轼住在村支书的家里,起初还能保证一天一斤粮,后来粮食紧缺了就是极端的饥饿。很快,茅于轼的身上就浮肿了,没有一点劲儿,饿急了,茅于轼就去捉蚂蚱烧着吃。蚂蚱吃的草在肚子里消化成了味道奇苦的黑色黏质物,但饿急了的茅于轼也顾不上这些了,照吃不误。可以说,正是蚂蚱救了茅于轼一命。
灾荒过后,有一段安稳日子。也就是在这短暂的两三年里,茅于轼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好景不长,后来茅于轼以“首都危险分子”的罪名被发配到了山西大同机车厂进行“劳动改造”。
值得庆幸的是,大同机车厂的领导和工人发现这个从京城下放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别人“确实不一样”之后,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除了允许他在晚上看专业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大胆地启用他参与内燃汽轮机车的设计,为厂里解决一些技术上的疑点和难题。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计委、经委、科委等下达系列科学研究课题,有关部门就把茅于轼从山西大同机车厂借调到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参与两个铁路建设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也就是在这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的过程中,茅于轼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铁路工程师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了经济学的重要性――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在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得茅于轼豁然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的问题。认识到了这两点后,茅于轼顿时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直至富强起来,尤为需要经济学。于是,在一来二去地推敲最优化的问题中,茅于轼慢慢地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5年,46岁的茅于轼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
在学习的过程中,茅于轼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学东西,不一定非得注重做题或者是学习技巧,而是要注重对定理的深刻理解。比如说,学习一个原理的时候,除了要知道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立的之外,还要找出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要找出一个反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弄懂它。同样,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也一定要尽可能地尝试着去再“发现”一遍,这样才可以保证有新的认识乃至收获。
就是靠着这种最为简单但却是最为直接的思考方法,茅于轼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在1979年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中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这个时候,由于日益转向对经济理论的专业层次的思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环境也就显得不够适宜了。为了寻求一个更好一点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研究所,却因不是学经济出身而遭到了拒绝;随后,茅于轼又去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研究所商谈,没想到还是被拒绝了。吃了多次的闭门羹,茅于轼却丝毫不在乎,继续为这个事四处奔走,最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茅于轼偶然和择优分配原理的另外一位发现者――王国乡相遇了,就谈起了工作调换的事。恰好,王国乡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就把茅于轼介绍给了他。一番闲聊之后,李慎之当即拍板:“这样吧,你就来美国研究所好了……”说起来,事情多少有些好笑――李慎之看中茅于轼的并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才识,而是与自己一样当过右派。当然,在李慎之看来,右派多少都是有些才能的。对此,茅于轼也曾开玩笑地说:“大概因为他是右派,所以特别照顾我这个右派。”而谈起对李慎之的感觉,茅于轼的用词也是“喜欢”、“佩服”。
1984年9月,茅于轼终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从此,茅于轼的身份由机械工程师转换成了经济学者。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不懈的追求中追逐梦想和享受快乐。
1993年,64岁的茅于轼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了。
按照常人的逻辑,退休之后就该好好地享享清福了。然而,茅于轼却比上班时更忙碌了。除了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还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山西成立扶贫基金会,开展乡村小额贷款项目。
1993年9月,茅于轼把自己的500元现金交给了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和脱贫致富,从而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和共同富裕的理想。
2002年6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给茅于轼写来了一封亲笔信:“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情况深感兴趣,这正是我想在中国积极推动的工作。我知道你能够以百分之六的利率动员储蓄,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无息或百分之十二的利率把款贷出,并且保持高水平的还贷率,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已经叫我们的北京办事机构会同你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有益的合作……”
第二件事是,在北京成立富平家政学校,拓展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渠道。
2002年3月,针对农村女孩就业无门和城市需求大量保姆的现实情况,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北京通州创办了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来自农村的女孩,再把她们介绍到城市的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到2008年为止,已经有来自甘肃、河南、山西、湖南、陕西等地的13000名农村妇女通过“富平学校”的培训得以从贫困的乡村走了出来。
可以说,从茅于轼身上体现出来的智慧、慈悲以及平民化等精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
可能有人会问了:都一大把年纪了,茅老还这么拼命地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相信,从茅于轼老先生的两句普普通通的话语里,人们能够找到足以让自己信服的答案――“我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我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是快乐的最大化。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正是我自己的快乐。财富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我甚至还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
(刘名远荐自《名人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