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火车作为现代物质文明的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文学中产生了双层的文学意象，既是海派作家炫耀都市文明的资本，也成为引起都市人物焦虑感的推动剂；既是京派作家笔下乡土文化的侵略，又是连接乡土与城市的纽带。以此为代表的现代物质及科技文明在京派海派文学中也呈现出交融与悖论，对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追趋与反思在京派海派文学中形成了两种复杂的态势，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两种方式。
关键词：京派海派文学；火车意象；现代性反思
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海派文学一直被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反思现代性与追求现代性的代表，一个是集中于北京高等学府的“乡下人”，用现代审美意识对都市文明进行否定批判；一个是流连于上海灯红酒绿中的“都市人”，从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角度肯定现代物质文明。但是正是在这互相对立的方式中，京海存在着殊途同归的契合点：对现代物质文明反思的殊途同归。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创作的众多都市题材作品中，“这里面包括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赛马场……”“火车”作为都市文化的炫耀驶入乡土中国，成为快速与发达的标志，同时那震耳欲聋的轰鸣与风驰电掣的速度也侵扰了人们的生活，于是对火车的文学叙述便内涵着对都市物化人性的批判，以及对启蒙理性以及现代性的反思。以此为代表的现代物质及科技文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海派文学中也呈现出交融与悖论，对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追趋与反思在京派海派文学中形成了两种复杂的态势，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性反思的两种方式。
一、“上海特别快”――都市文明的炫耀与焦虑
“火车”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经常出现在海派文学作品里，不仅作为单纯的现代化工具，而且具有了意象意义，既是都市文明的炫耀，也成为引起都市人物焦虑感的推动剂。“一列‘上海特别快’突着肚子，达达达，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颗夜明珠，龙似的跑了过去，绕着那条弧线。又张着嘴吼了一声儿，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儿，弧灯的光线钻到地平线下，一会儿便不见了。”嘞时英用极富动作感和舞蹈色彩的词汇表现火车的形态，嘴里含着夜明珠，跳着流行的狐步舞，震耳欲聋的行进声像合着音乐的拍子。线条、色彩、节奏的描写让火车在穆时英笔下充满了生命力，言语中透露出对都市物质文明的欣赏。火车不仅作为交通工具和活动场景，更是和舞场的人们一样沉浸在都市中。新感觉派作家中最具都市意识的是刘呐鸥，在《游戏》中一辆特别快车上的“人们是坐在速度上面的。原野飞过了。小河飞过了。茅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的存在就消灭了”。刘呐鸥让笔下的人物享受火车所带来的速度的快感，享受着直线的生活模式，直线的铁轨，直线的火车，就连人们的行为言语和思想感情也是直线而快捷的，作家肯定性的情绪流诸笔端，呈现出拥抱都市的价值取向。以至于穆时英喊出“我是无轨列车，我要大声的嚷，我要跑，我要飞，力和热充满着我的身体”。火车所代表的现代冲击力和巨大的能量让这群“都市之子”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满激情地宣告现代人由物质文明所获得的全新姿态。
但是火车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吸引力和压迫感是共存的，新感觉派作家很快便感到力量、速度所带来的恐慌：“铁轨一直向前面伸展。火车头突着肚子，只有一双眼珠子的；轮子擒住轨向前疾奔着，隆隆地。在他们的额头前：上海。这光怪陆离的都会正张大嘴巴笑啦!没多久就得给吞进它的肚子里去了。”隐含在作家笔下的物的压迫感与人的异化感已经显现出来，跳着狐步舞的火车在黑婴眼中变成了“突着肚子，只有一双眼珠子”的怪物，人只能随它而动，失去了自主力，火车把舒服坐在车里享受的都市男女变为追赶列车的奔命者。而先前激情宣告“我就是充满力和热的无轨列车”的穆时英，此时也感到：“生活的列车那么迅速地在我面前奔驰着，我是黯然地咀嚼着人生的苦味在命运的面前低下了脑袋。”冰冷强硬的火车急速向前，丝毫不顾虑人们的感情，它和都市的一切物质逐渐取代了人的思想感情，成为城市的主宰，由此新感觉派作家抓住了都市的核心：物质掠取了人们的灵魂。
海派作家是一批洋派青年，他们一方面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真诚肯定和接纳都市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表现出对社会现代性的追趋；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主义挤压下畸形发展起来的都市文明，开始对都市文化理性以及都市人性进行复杂的审视，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现代性特质。
二、火车入乡――乡土文化的希冀与失落
相对于海派作家对都市文化接纳式的批判，京派则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对海派既认同又困惑的现代都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这种批判是在与乡村诗化的人情人性美对立之下进行的。京派站在文化社会的高度试图探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种种缺失，海派对都市的困惑在于无根的疲倦感所带来的焦虑，而京派则坚定地指出都市是造成人性异化的存在。京派对现代性的追求更多的是审美层面的建构，在认同现代性力量的同时又怀疑现代科技文明，以诗意化的创作对抗现实的焦虑。
面对都市文化的精神压力，京派作家大多选择回归乡土，在故乡追求宁静的田园生活。火车以及车站则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桥梁，是作家完成还乡之旅的途径，同时也成为传统与现代之间沟通的纽带，作家把怀乡之情从都市带回乡土，又带着些许失落和新的怀乡之情重回都市。“初上来我怅然听着，随后我站起来，像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谁也不知道的来了一趟，又在谁也不知道中走掉，身上带着果园城的泥土，悄悄走回车站。”京派作家渴望乡土能给他们焦灼的内心以安慰，于是记忆中的故土美丽而明快，但还乡之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心中的“世外桃源”早已面目全非，于是基本上所有的还乡者在短暂的停留后再次踏上离乡的旅程。
更多的火车意象是作为城市侵略者出现在京派作家笔下：“果园城发生了变化：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原是只有几座怪房子的旷野，现在人家建筑了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形成横七竖八的街道。”嘟市文化侵袭下的农村缓慢地发生变化，车站的出现使乡村的中心发生了转移，人们对车站的走近实际上是对都市的趋同，“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横七竖八的街道”，让原本宁静祥和的乡土一去不返。现代物质文明不仅对人们的传统生存方式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浸染着人们的内心。《野种》中，我在“一列特别快的火车上碰见的孩子是孤独的，冷漠的，没有这年纪应有的活气；眼睛又那般坚定，那般野，混合着幻梦与空虚，愤怒与忧虑。还有随便怎样都捉摸不定的东西，灼亮的发着光”。他想为自己弄个家而不得，于是浪迹在火车上行骗，“为要活着，他得在汗臭和猥谈的人堆里打滚，殴打与嘲骂间滚来滚去，很快学会了刁赖与欺诈、残酷与冷观，在那小小的灵魂上这样披上一套老模老样的外衣”。火车的巨大流动性以及都市物质的快捷性，使人们沾染了情感的暂时性与漂泊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使人性受到压抑。京派对现代人性的缺失和异化进行了严肃的反省，对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度的探讨，以及对现代启蒙的理性思考表现了京派对审美现代性的坚守。与海派现代性的双重态度相对照，京派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阐释现代性的可能。京派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探求以传统、乡土、精神家园为依托，面对文明进步与人性蜕化的冲突，以生命强力来对抗物质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失落与人生困境的探讨都比海派作家更见力道；另一方面京派作家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调和，借助传统的哲学、美学理解现代文明，又在新的语境下用现代意识来重新阐释传统。
我们必须看到，京派海派文学对现代性的反思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海派作家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并不深刻，还只停留在表面的批判，缺少分量，对审美现代性的诉求也难以深入。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的环境以及深层精神相关：30年代上海殖民地性质所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焦虑，使得新感觉派只是无根地畸形发展；身处摩登都市使作家对城市产生强烈的依附性和暖昧性，批判的力度自然减弱；更重要的是作家对乡土文明和精神家园的依恋，使作品缠绕着迷茫和感伤。而京派作家面对无法阻挡的现代性脚步，逐渐将视角由批判转为对乡土家园的回忆与想象，做起了“怀乡梦”，创建了田园牧歌的乌托邦，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创建了精神上的诗意家园，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深知文明的不断推进终究会打破乌托邦的美梦，真正的家园只能在想象之中，所以在更深层上思考现代转型过程中人类命运又成为新的反思。
参考文献：
①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第1卷，第1期，《文艺独白》专栏
②④穆时英：《公墓》、《南北极・公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刘呐鸥：《游戏》、《都市风景线》，水沫书店，1930年版
⑤黑婴：《上海的sonaLa》、《帝国的女儿》，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⑥穆时英：《烟》、《圣处女的感情》。上海书店，1988年版
⑦⑧师陀：《果同城记》，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
⑨⑩师陀：《野种》，《芦焚短篇小说选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