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一批台湾同胞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民间友好往来奉献了心力、承担了大量工作。而这些身处幕后的台籍人士却鲜为人知，在即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记录和缅怀这些为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做出贡献的台湾同胞，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今天，无疑具有积极的纪念意义。
新中国对日民间外交
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意图制造“两个中国”，这也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民间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中日两国人民都渴望并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传统友谊，从经济、文化交流开始，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经过“以民促官”，来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以民促官”推进了两国官方关系的改进，最终达到国家关系正常化。
当时对日工作队伍中，只有经历抗日、解放战争的东北地区有限的日语干部。为了充实和加强对日工作力量，一大批台籍人士走上了对日工作岗位。他们中有上世纪40年代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有“二·二八”起义后为摆脱台当局白色恐怖来到大陆的革命青年；还有不少是50年代响应祖国号召从日本回国参加建设的台籍留学生、侨胞。党和国家很重视这些爱国台湾同胞，经过严格选拔、培养，以及在实践中的历练，发挥了他们熟悉日语、了解日本社会的优势。而这些台籍人士也在中日民间往来、对日宣传、日语教学等领域中发挥了主力和骨干作用，担负了大量工作，为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日本侵华时期，曾经利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将居住在日本偏远地区的大批贫苦国民，以“开拓团”的名义骗至中国定居。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日本战俘、日侨陆续返回日本，但至1952年仍有3万多名在华日侨滞留东北地区。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下，1953年1月，由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等机构协商，从1953年3月起遣返日侨归国。当时在中国红十字会担任翻译、联络工作的是1952年从日本归国的台籍留学生蔡壬葵（台南人）。从1954年，起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担负翻译工作的有组长陈弘（台北人），成员纪朝钦（台中人）、蔡铭熹（嘉义人），他们都是上世纪40年代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还有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旅日台胞陈峰龙（台南人）、陈瑞华、陈妙龄（台北人）等。战犯于1956年分两批返回日本，战犯亦经过蔡壬葵安排与日方交接。这两批日本人返回后，几乎人人都以中国政府宽大、善待他们的亲身经历广泛宣传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以事实批驳了日美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种种污蔑，这迅速扩大了新中国在日本社会的影响，也为中日友好发展扩大了广泛牢固的社会基础。蔡壬葵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推开中日民间往来之门
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在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议代表以及当时在北京的日本著名和平运动人士西园寺公一等人的推动下，于日侨回国问题的商谈即将结束时，正式提出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以感谢中国方面帮助日侨回国。由此，1954年10月，由时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的李德全、时任侨委副主任的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访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访日代表团，该团所到之处均受到日本民间各界的热烈欢迎，也由此推开了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大门。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同年4月，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访问，并于东京、大阪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为中日民间往来发挥“以经济推动政治”的作用。而在代表团中也有两位台籍人士，曾参加抗日战争、时任《人民中国》（日文版）总编辑的康大川（苗栗人）和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的公派生、时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日广播组副组长的方宜（嘉义人）。
1956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下，中国京剧代表团一行由国家派遣，以民间形式出访日本。代表团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团中荟萃了如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知名京剧表演家，阵容之强大前所未有。代表团从东京、福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巡回演出在日本引起轰动，加之电视转播，观众达千万人之多，为中日文化交流开启了良好开端。当时，访问团中也有位台籍人士，就是在梅兰芳团长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对外文委亚非拉所的苏琦（鹿港人）。
体育运动政治色彩较淡，便于开展交流。1956年4月，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成为中国兵乓球队首次走上国际舞台。此后中国围棋代表团也于1962年7月赴日比赛。国家体委亦邀请日本众多体育代表团来访。当时在国家体委的接待人员中也有台籍人士的身影，他就是当时刚刚从日本学成回国的蔡季舟（台中人）。此后国家体委每年都接待众多日本体育代表团，人手不够时，经常借用其他单位的台胞、归侨参与接待工作。日本体育界对中国很友好，从上世纪60年代即为中国恢复在亚运会、奥运会的合法席位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邀请美国国家队访华，后发展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变了世界政治形势，甚至引发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蔡季舟后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棒球协会副主席。
日本工会组织很强大，其成员近1000万人。他们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很亲近，尤其是在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每年都有大批骨干来华访问。两国工会交流也成为“以民促官”的重要领域。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干部中的台籍人士陈瑞华（台北人）是最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后来他还任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副部长。
中日恢复邦交水到渠成
随着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热络发展，1963年10月4日，中日友好协会正式成立，由廖承志担任会长。协会成立后，广泛邀请日本各阶层人士来华访问，当时在中日友协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翻译工作的台籍人士就有林丽韫（台中人）、吕招治（基隆人）、黄幸（台南人）、陈月霞、陈兆华（台北人）等人。 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在北京成立。起初接待最多的就是日本友好访问团，成立当年的国庆节期间就接待日本友人i00余人，此后年年增加。在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接待人员中也有台籍人士的身影，1949年从台湾来到大陆的著名学者陈文彬的大女儿陈蕙娟（高雄人）和从日本回国参加建设的徐宏子（台北人）。1964年，日本政府开放一般人访华，来访人员迅速增加。从1956年的1243人到1965年达3800多人。日本友人到新中国受到热情接待，观看建设成就，返回日本后广泛传播，扩大了新中国影响。
日本青年学生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宏伟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深的憧憬和好奇。共青团及全国学联、全国青联等多次邀请日本青年学生来访。1965年8月，由中日友协，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三团体联合邀请日本41家团体500名青年学生来访，与上万名中国青年学生大联欢。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郭沫若、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领导接见并合影，这次空前高规格的接待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现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任时对中国记者说，他就是当年参加两国青年大联欢中的一员，是日中友好之子。此后，从1965年至1972年共7团688名日本青年学生访华。接待这些日本青年学生团，当然少不了懂日语的台籍人士，除了陈蕙娟、徐宏子两位国旅干部以外，还有陈瑞华、吕招治、陈月霞等人也曾借调国旅支援接待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进一步向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方向发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组阁后顺应日中两国人民的意愿和历史潮流，决定解决中日关系问题。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中方“民间外交”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与中日两国政府间谈判相呼应，达到了“民间外交”与政府谈判接轨的成果。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告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担任中日恢复邦交会谈及毛泽东主席与田中角荣首相会见翻译工作的台籍人士林丽韫，1952年从日本回国就读北京大学生物系，后于1954年调入中共中央联络部，此后担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创会会长。周总理接见日本友人的翻译工作，大多由她来担任。参与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还有纪朝钦、黄幸、郭平坦、陈瑞华、吕招治、陈月霞等台籍人士。
联结中日两国友好之桥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隔年，我国于东京设立驻日本国大使馆，后在大阪、札幌等地设立总领事馆。在驻日大使馆、领事馆担任外交官的人士中也有不少是台籍人士，包括担任大使馆参赞的纪朝钦、蔡子民（彰化人）、黄幸、潘渊静（台北人），武官张俊发（宜兰人），一秘李玲虹（彰化人）。大阪总领事馆领事郭平坦（台南人）、吕招治。除了上述7名外交官外，还有5名台籍人士担任驻日本国记者，即《人民日报》记者陈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李顺然（台北人）、方宜，中国新闻社记者李国仁（彰化人）、杨国光（桃园人）。
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前，尽管民间交往很活跃，但对日广播成为广大日本人民了解新中国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事对日宣传，要求日语水平不仅懂，而要相当精通。旅居日本响应新中国号召回国参加建设的台籍人士独具的优势由此显现，他们中不少人经过培养和历练成为对日宣传新中国的主力和骨干。对日广播，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日本组于1949年6月20日成立。其6名成员中台籍人士就有4位，组长吴克泰（宜兰人）和叶纪东（高雄人）都曾是台湾“二·二八”起义的参与者，还有组员苏琦和陈真（高雄人）。陈真是台湾著名学者陈文彬的二女儿，16岁从台湾来到北京时就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日语组当播音员，她在对日广播主持的中国语讲座深受日本听众的欢迎。后来国际部日本组陆续有方宜、蒋渭水儿子陈玉堂（原名蒋时钦，宜兰人）、林玉波（台北人）等台籍人士加入。1953年起，从日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大批台籍人士中也有不少人加入对日广播工作，如李顺然、陈荣芳（云林人）、邓健吾，邓圭吾、邱茂（台北人）、李泰然、陈妙龄、李健一（台北人）、黄仁坤、陈萼芳、曾绍德、林珠江（嘉义人）等人。也正因为这些台籍人士的加入，使得新中国对日广播事业迅速成长起来。当时对日广播组第一任组长吴克泰、第二任组长方宜，及第四任组长李顺然均是台籍人士。李顺然日语及业务水平颇高，很受廖公（廖承志）赞赏，后担任中国国际台广播电台副总编。由于大家团结努力，中国对日广播听众愈来愈多，听众来信一年达10万封之多。
对日宣传中，也因有了这些台籍人士使得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有了广泛的了解。1949年1月成立的国际新闻局（后改称中国外文局）也有不少台籍人士和日本归侨为新中国对日宣传做出积极的贡献。如创刊于1953年6月的《人民中国》（日文版）总编辑康大川，翻译蔡德基（苗栗人）、赖民姬（屏东人）及后来担任副总编辑的杨哲三（台中人）均是台籍人士。1963年创刊的《北京周报》（日文版）工作也几乎全部由台籍人士和日本归侨承担，林尚文、江重光、翁国灶、韩飞凤（高雄人）等台籍人士都曾在其中工作，日本归侨则有林国本、缪光祯、章辉夫以及李春梅、李永建、韦福弟等人。1961年成立的中央编译局日本组属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日语翻译机构，曾先后承担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选集》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文件的日文翻译工作。当时曾在各个单位借调优秀日语翻译人才支援翻译工作，其中大多为台籍人士。林丽韫、陈弘都曾先后担任过日本组组长，吴克泰、苏琦、黄幸、邱茂、陈瑞华、吕招治、陈月霞、郭承敏（屏东人）等台籍人士亦曾承担过大量的翻译工作。1979年，中央编译局日本组改制日本处也是由台籍人士陈弘担任处长。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各主要高校日语教学工作几乎全部由台籍人士担当，他们也为我国培育了大量优秀的日语人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副主任甘莹（彰化人）与其夫苏子蘅（彰化人，曾任台盟中央主席）于上世纪40年代来到大陆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甘莹曾在外交部工作，从1962年调至外交学院刚刚建立的日语教研室，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任副主任。她的学生包括我驻日本国大使馆大使武大伟及众多总领事如刘智刚、王泰平、吴从勇、齐江等。1964年，为加强对日工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创立，其教员基本由台籍人士和日本归侨组成。日语系主任苏琦于1966年从对外文委调入，她亦曾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翻译组中的主力骨干，该系还有卢友络（屏东人）、杨为夫、杨达夫（台中人）、吴瑛美（彰化人）、邱仲瑛（台北人）等台籍人士参与教学工作，日本归侨则有陈常好、高喜美、李翠霞、潘雪燕，老留学生有吕永和、赵世英、范清田等。由于教员日语水平较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也被评价为日语教学质量上等。此校毕业生中的王毅曾任我驻日本国大使馆大使，现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日语系主任陈信德（台北人），其编写的日语教材尤其日语语法教材在日语教学研究界具有权威性。他的学生包括曾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现任中日友协会长的唐家璇，外交部副部长、我驻日本国大使馆大使徐敦信等人。担任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明（彰化人）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外甥；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杨潮光（桃园人）、副教授陈夏子（宜兰人），还有公安大学日语系副主任、副教授余秀云（彰化人）等都是台籍人士。
上述众多的台籍人士为中日恢复邦交及中日友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中日关系有巨大的发展，中日经贸往来已达3449亿美元（2011年），超过日美经贸，每年人员往来已达500万人次。看到中日关系的发展，他们感慨无限，身为台湾同胞能够为祖国的发展尽了绵薄之力而感到自豪。虽然他们身处历史舞台的幕后、即便他们未曾被广泛宣传报道，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会铭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