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飞校长和“传”字辈老师几乎个个都会吹笛。因此，我入校学习后，也就与同班不少同学一样，自然地就把吹笛当做了一门基本技艺，很快学会。至于谱曲，俞振飞校长和沈传芷、朱传茗、倪传钺等老师都是此道高手，他们当年为学校整理改编的剧目《拜月亭》、《红楼梦》、《墙头马上》等，均谱过高质量的曲子，至今仍在传唱。多年来耳闻目染，我有幸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期间，特别是1959、1962年我两次为俞振飞老师所拍摄的昆曲影片《游园惊梦》、《墙头马上》中担任“替身演员”，有机会得到他老人家的种种指点。
我的谱曲习作，最早就是在拍摄《墙头马上》期间，向俞振飞老师请教的。初冬的长春，天气十分寒冷，并飘起了鹅毛大雪。利用拍摄间隙，老师在他的房里亲自为我拍曲说戏。有一次，我大着胆子把自己为元人小令谱的曲子给老师看，他非常有兴趣地看着这并不成样的“作业”，不时称赞几声，令我忐忑不安的心情马上放松下来。尔后老师向我讲起了如何辨通四声音律、打造工尺曲谱的话题，他的言语娓娓道来，犹如一股热流温暖滋润着我，从而使我对学习昆曲作曲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文革”结束以后，俞老师被逐步落实政策，一度住在徐汇区兴国路一处比较幽静的房子里。记得1977年的时候，全社会都在批“四害”，肃清其流毒。我欣喜地从康平路的大字报上读到了赵朴初的《反听曲》之三：“听话会反听，精怪现原形。～个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说‘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腔儿相似声相应，貉一丘兮狼一群，五百年前是一家人……”全曲凡七段，直刺自称“战友”、“学生”，打着革命旗号，却干着反革命勾当的“四人帮”。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匆匆读完，就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于是，我把全文仔细地抄录了下来，用了几天时间，以传统的工尺制成曲谱。赵朴老用的是长短句，加之曲文较长，所以我便在板式上动脑筋。先后运用散板、一板一眼、一板三眼和流水板，藉以调节、烘托气氛。几经修改后，便兴冲冲来到俞老师家里求教，从头至尾唱了一遍，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弗错，弗错，有昆曲味道。”看得出，老师对我能运用传统昆曲曲牌的腔格，为赵朴老的韵文长短句“打工尺”，十分高兴。他听完我的清唱之后，便拿着曲谱仔细地看着，还不时轻轻哼唱。接着，又与一旁的徐希博老师一起，对我的曲子一一指出了有待修改的地方。
令我最难忘的是上海昆剧团建立后的八十年代初的一天，俞老师、师母蔷华老师和一批朋友、学生们在雁荡路洁而精餐馆吃饭时，老师不仅谈唱曲技巧，而且还谈昆剧音乐的革新思路。他说“昆曲的曲牌浩如烟海，有许多不常用的就少用或干脆不用，如果整理出一批常用的曲牌，经常演唱就比较好。”老师的话言简意赅，却给我指明了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从此以后，“常用曲牌”的课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暗暗下定决心，要进一步学习曲牌格律，并探索“常用曲牌”的设置方案。
1981年至1983年，我在上昆师兄弟们的支持下，脱产两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班旁听进修。我清楚地记得，去学习的推荐信，就是时任上海昆剧团名誉团长的俞老师亲自用毛笔写的。在上音学习期间，我除了学习作曲的几门专业课程外，主要是在连波教授的教导下，以民族音乐理论为指导，分析、整理了一批昆曲常用曲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在昆曲的“词山曲海”中，不仅要“钻进去”，还耍“爬出来”！
1984年，我在著名编剧陆兼之的推荐下，参加由江苏王守泰主编的大型昆曲工具书《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编写组，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一千就是十几年，所获颇多。俞老师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此书的编写工作，后来还亲自为此书的南套部分作序，其中也提到了我的名字。在老师的热情支持下，尽管此书工作量大、困难重重，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对自己进一步系统学习昆曲格律十分有利，在编写过程中，可以向老曲家学习更多的昆曲知识和作曲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我谐音阁的壁间，挂着俞老师书赠我的一幅诗作。蔷华老师告诉我，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俞老师午睡起来，身心舒泰。他说，今朝要为兆琳写一张字。铺纸研墨之际，诗思纷然，不一会儿老师那飘逸的行楷跃然纸上：
乐府翻新点勘春，魏梁徐叶嗣谁人？履痕深处传心印，正始微茫识谛真。
兆琳顾生爨演之余，耽研曲律。十年来融会贯通，颇有所获。余喜其继承绝学，用志不纷，诗以嘉之。
其时，俞老师已经八十五高龄了。跂望之殷，情见乎词，溢于言表。我不应该把这首诗作为炫耀自己的资本，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老师寄予我的厚望——更好地承继魏良辅、梁辰鱼、徐灵昭、叶堂这些先贤的事业。当时，我虽已把作曲作为工作的重点，但舞台表演这～方面，始终没有放弃。每逢老师演出《太白醉写》，就由我配演其中的唐明皇，直至1989年俞老师最后一次在豫园古戏台演出《太白醉写》。上述老师所写的“兆琳顾生爨演之余，耽研曲律”，即是对我作曲、演出“两门抱”的肯定和鼓励。多年以来，我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时时鞭策自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我的学习材料中，还有一份俞老师去香港中文大学接受名誉博士时的演讲稿《昆曲源流及其变革》。这是老师在1988年2月19日送给我的，上面题有“兆琳同学留阅”的字样，是我书案上经常翻阅学习的宝贵材料。
说到变革和推陈出新，俞老师始终予以关注。1989年，我曾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周本湘先生合作，为他写的一组爱鸟诗词，运用昆曲曲调和多种民族旋律谱成各类歌曲并结集出版。俞老师欣然为之挥毫题词，支持新的艺术作品，宣传“保护自然，造福人类”。
在我的留念资料中，分量最重的当数俞老师1989年6月1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玉经琢磨多成器——有感于昆曲演员顾兆琳的成才》的文章。诚然，我非常感激老师在媒体上肯定了我的“成才”。但文章中更多的是通过我以及“昆大班”众多人才成长的道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道理一一好演员并不一定全是当主角的，配角、配演也可以成为好演员。好演员要靠多方面的积累，艺术修养不能过于单一。而且，好的人才需要不停地琢磨，否则难以成器。
1994年，当《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南套）正式出版时，俞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那天我去淮海西路看望蔷华老师时，特意手捧成书，在老师的遗像前三鞠躬，并深情地说道：“老师，您的一次次教诲，就像～串串骊珠沁润着我的心田。我已经完成了您的一部分遗愿。我会加倍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告慰您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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