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的书写我都想进入深层的核，时间已经过去，鲜嫩的果肉已经风干，艰涩，有一种超强的韧度。我想我甚至还不如一只小小的果虫，从事物的边缘开始，从已经干瘪的果蒂处——那或许是一枚干果最柔软的部位，从生命伊始的地方，开花，结果，瓜熟蒂落。一只虫子的耐心足以让人心生佩服，它能忘记周围的世界与喧嚣，一个人，静静，沿着干瘪的风干的纹路。由果柄处，开始一段漫长的剖解式回忆。
乡村是我书写的源，是一条永远不会干涸的长河。康德，福克纳，他们同样拥有一只虫子的优良品性与动力，在自己熟悉的柯尼斯堡和约克纳帕塔法县，沿着若干人事的脉络，一次次深入其生命的内核。我想，我应该从那条窄窄斜斜的小路开始。那是一条普通的乡间小径，伸开双手，指尖能触摸到路两旁玉米叶子的真实。她们在艰苦生长。记忆中，除了春天的麦子，就是这些明显营养不良的玉米了，她们选错了地方，选择了一块贫瘠的土地，却再也不能往前奔跑。她们可能还不如我，当我长到一株玉米腰际的时候，就能一个人沿着这条小路去看电影。
——那天，不知道是晚上着凉，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感冒了，一边说着胡话，一边做梦。梦里，一层层的云团向我挤压、推搡，我想尽各种办法试图解脱，都无济于事，只能浑身无力地告诉母亲，头要裂了。过了三十年，我依然为那天母亲的极不负责任而耿耿于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高烧时只能无望地做梦、呼喊，却无人来管。我记得说了我要吃药，可是仍然不见家里人有任何行动。也许他们以为，我就是那片盐碱地上的一株秧苗吧，尽管明显营养不良，却不会因此而死去。
分明，有人喊，高庄有电影。恍惚中听见三姐忙不迭的应答，说剁好了猪草随后就去。我从一团一团的云层里挤出来，挣扎着呼喊母亲，表示自己想去看电影的强烈愿望。仍然没有任何反应，空荡荡的屋子里黑得无比沉实。我摸着自己的额头，却并不知道冷热，我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死去；或者说如果没有那场电影，就会一个人静静地在屋子里停止呼吸。屋子里到处是粮食霉变的气息，几只老鼠趁着夜色苍茫涌进老屋，大胆，放肆，从地上跳到粮食袋子上，又从粮食袋子上跳到桌子上，打架、追逐。完全忽略了我的存在。
我没有轻视自己，在以后的很多年，为了证明我的存在，我会尽量和别人有所区分。我的眼神有时会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的冷。那年在皖南山区，一个来自明光的女孩明确告诉过我。我说如何叫作冷？她长了很多可爱雀斑的脸蛋忽然现出激动的红晕。她说，你的眼中有刺，那种不软不硬，却能深深扎入别人敏感部位的小刺，无毒，但会让人体内的温度失衡。由此，我才知道我的笑里除了不为人知的沧桑，还有一种物质叫作虚伪，那种害怕让别人一眼看穿的虚伪，先发制人，用冷峻的眼神回应每一束投来的目光。
有些东西会永生不忘。那样一个夜晚，当我试探着开门，却发现门已落锁。这难不倒我，从门缝中侧身挤出并非难事。高庄的大喇叭已经极具诱惑力地响起，一个村子里的人大都倾巢出洞。因此，死寂包围了这座村子。没有月光，没有星光，没有风——但夜不算太黑。我像一片孤独的叶子，飘零在路上。叶子没有方向，没有要去的目的地。但是我有，当我张开双臂，触及到真实的玉米叶子时，知道自己还活着。
而我想要书写的重点并不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片红薯地。从那天夜里看电影经过的窄斜的乡路上，旁逸斜出另外一条更隐秘的小径，通向我家的那片红薯地。是白天，仍然是我只身一人——到现在我还一直认为我的童年极其孤独，通常会一个人幽灵般出现在村庄或田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躺在那片红薯地上，张开四肢，也不能高出矮矮的红薯秧苗。我觉得自己也长成了一株红薯。根，极浅地附着在地表，藤蔓却极力向四周伸延。甚至，能听见骨节错位的声音。
我不是第一次来到这片红薯地，周围的地形、庄稼和树木都很熟悉。唯一不熟悉的，是一种凌乱的气息。
记得那夜看过的电影，有人说叫《望乡》，无边的夜空，一轮月牙儿淡淡挂在天上，一个年老的妇人，陷入深度的回忆。年轻人，好事者，嘴里议论着这部好像来自日本的影片，充满期待，却又忍不住叹息，说这片子要是不剪或许更来劲，这样阿崎婆年轻时的裸体就能看得更加清晰。艺术，有时是无力的，在一片苍茫之地，用同样沧桑的笔法，去表达沧桑的人事，这只是艺术家单向度的一厢情愿。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只是表象，不能，也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去试图接近本质。什么制度的腐化，什么人性的扭曲，什么血腥残酷的现实，这对于生活，太过深重。
而我变成一株红薯的瞬间，也看见了近乎真实的画面。喘息，贴着地面游走，像红薯的藤蔓悄悄延伸。缺乏营养的玉米植株，纤细瘦弱到极致，并不能掩饰发生的真实。那是传言的盛大开启，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突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仿若雷击。我不能改变躺着的姿势，只能费劲地扭过头来，侧对那片摇晃的玉米地。恍惚，下意识的恍惚往往会让人觉得图像失真，就像站在雪野上，望向远处的雪天雪地，会突然雪盲，视线由极为清晰转化成极度黑暗。后来，我无数次将自己拉回现场——那片红薯地还在，那片摇晃着的玉米地有时模糊有时清晰，只剩下我一个人长成了一株孤单的红薯，藤蔓向四周伸延。
那是一个多大的事件，到现在我仍然无从描述。后来向别人求证，那人却瞪大了眼睛，问我当时才多高多大，哪会记得那么多事情。传言有一说是高庄的露天电影散场之后，窄斜的田间小径出奇安静，有人听见扑通一声，似有什么掉落在井里。还有另一种传言，说傻女一边走路，一边发出电影里那种撩人的呻吟，自己迷迷糊糊跌进井里。我却不知道，在看到月牙儿挂上夜空的那一刻，滚烫的脑袋一歪，就睡了过去。电影散场，身上麻木地感觉到被人踢了一下，嘟囔着什么离开，这才睁开眼，挂在两棵大树中间的银幕已经落下一半。瞬间，看电影的人群流水般散去，我却十分冷静。我努力辨识方向，尽量不让杂沓的脚步吸引视线。来时路，一排杨树，几架房屋，一条深深的小河沟。说不慌乱是假，但一个人走夜路考验的无非就是耐心，要屏住呼吸，要不被无边的骇人的静所湮没，要记得路上的一草一木，哪怕一个沟坎、一道草坡。我相信，我听见的那夜的喘息和白天在玉米地里的一模一样，粗重，慌乱，甚至夹杂着一丝压抑的幸福。但这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未免牵强，如今的刻画也只能全凭臆想。我讶异于自己的勇气，一个人从锁着的老屋里跑出来，倒腾着细碎的步子，去高庄。如果那天的晚上有月，你一定会看见在田间小径上游弋着一个蝌蚪似的小点，那是我的影子，每天与我相伴，做我童年最好的玩伴。 我从红薯地里出来，玉米地里的两个身影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从玉米晃动的樱子上能看出来。红玉是个傻子，谁都知道。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变得目光呆滞。但神经上的错位并没有让这个姑娘在身体上有任何缺陷，该鼓的鼓，该翘的翘，像一朵无人看管的野薄荷，也能开出水灵灵的骨朵。我生来惧怕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分青红皂白、但满腔热血的人，或者说真正的莽徒，他会在某个固定的时刻和你不讲任何道理、情面、道德，尽力展示自己盲目的所谓个人英雄主义；一种是看上去痴傻的人，他（她）的美像是假借上帝的面孔，在诘问你什么才是世间真相。你努力搜索一下记忆，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命题，却又大而无当。你不能申辩、诠释，你会以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天使，自顾自地呵呵笑着，丢下呆若木鸡的你。
我收拢着自己的思绪，仿佛原本的线索并没有丝毫错位，却又失之千里。窄窄斜斜的田间小径，一场老电影，一个孤独的孩子，一个当时在村子里一桩不大不小的轰动事件。是的，还有盐碱地上的那片红薯地，在不久之后起了一座新坟。红玉的母亲烧了三两次纸钱，再没有出现，那座小小的坟头几年后也消逝了踪迹。一起消失的还有另外一个人，胡玉广。印象中我很少看见胡玉广，只能大略记住模样，三十几岁，一脸麻子，说起话来瓮声瓮气。记得在红薯地当我变成一株红薯，又站起来不久时，他从南面的瓜棚里折返回来，塞给我一只大甜瓜。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讨厌吃别人的东西，毛三媳妇在递给我一块煮熟的红薯之后，说真不害臊，被我当场丢进粪坑。我找不到问题的来由，是自己自命清高，不受嗟来之食，还是为了所谓的尊严与面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困惑，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可不必在意一件东西的归属，别人的同情心或悲悯，要在给予的时刻才能体现。而你也可为自己有取得这样一份礼物的机会而感觉到世界如此美好。我想，如果路旁的乞讨者的破碗在我的手里，我会不会心甘情愿接受那些带有各种复杂表情符号的施舍？所以，我在胡玉广转身之后，毫不犹豫地将甜瓜丢在远处。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思路信马由缰，想当然从事物的表象深入内核，在侦探学上这叫逻辑链断裂。当然，随着日后的成长，坠井事件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勘查，不了了之。我，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沉默的有罪证人，却一直无动于衷，保持着沉默的权利？
红薯和玉米习性大有不同，盐碱地上的麦子和玉米细如牛毛，一旦种上红薯，就像打了鸡血。秋天，大地上到处都是隆起，像鼓涨的乳房。待收货之后，被削成地瓜干，晒满田野，雪白雪白，像散落一地白天鹅的羽翎。
往事有时不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片片复原。残缺着，荒芜着，一任时间的手悄悄抹平那些深深浅浅的沟壑。而我，蹩脚的叙述常常会出现一些纰漏，就像时间之神刻意玩耍的小小把戏。胡玉广回来时已经皮包骨头，有人说在河南的黑砖窑生活了将近三十年，吃尽了人间苦头。枯黄的头发，枯黄的胡子，像一条暮年的老狗，苟延残喘在村庄的眼神里。这片无关紧要的叶子即将飘落了，无人再问及当年的话题。当胡玉广无关紧要地出现在那个井口时，肿胀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白，甚至没能听见一声叹息。还是那口井，野草疯长成老井的一把胡须，掩映着，仿佛在提醒人们该忘记的一定要忘记。
我相信，红薯地不远处出现的那个坟头过不了多久也会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也相信，很多事情一旦发生即是走上了消亡之路。
进入干果内部的虫子一点点啮咬着阴暗的岁月，甜蜜或苦涩，枯燥或勉强支撑活下去的勇气，只有一只深入果实内核的虫子知道。我在合上稿纸的刹那，突然觉得轻松了许多。凌乱的叙述中一个五岁的孩子，脚步凌乱，走出那片茂盛的红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