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多么亲切，多么响亮，多么令人向往的名字！有一首《红军之歌》这样唱道： “红星闪亮，红星照耀，红旗飘扬，红旗飘飘；人民军队，英雄群体，民族脊梁，中华之骄……”
军帽上闪亮的红星，是红军的象征；红星给了黑暗中的穷苦老百姓以希望，让他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红星，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70多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苏区采访红军，印象最深的就是红星，所以才把自己的书命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红军虽然只存在了10年（1928年5月25日至1937年8月25日），但是这支在腥风血雨中诞生、在根据地反“围剿”中成长壮大、与苏维埃红色政权共荣、在万里长征中经受严峻考验、为抗日救国改名易帜奔赴前线的人民军队，它开创的事业没有终止，它创建的队伍没有消失，它形成的红军精神在一代代延续、传承！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时候，作为红军的后人和红军事业的继承者，我们要永远热爱红军，更加崇敬红军，深切缅怀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创造的不朽业绩，认真学习和发扬红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把红军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红军的诞生及其历史功绩
中国红军，是指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全称“中国工农红军”，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红军”一词，同“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等词汇一样，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但从苏联红军到中国红军期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革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国民革命。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革命中经历了严重失败的惨痛教训，懂得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道理。因而，中国共产党决心创建自己的军队。
在腥风血雨中诞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不久，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廖仲恺即被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暗杀。借助共产党人的协助一举成名的蒋介石，在爬上军政高位后，立即背信弃义，向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他先是制造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人清除出军队；既而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等我党早期领导人和革命家先后英勇牺牲。到1928年春，被血腥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超过了30万人。血的教训，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善良的革命人民懂得了：在中国，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于是，以创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为目的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爆发。毛泽东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在根据地反“围剿”中成长壮大。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随后来到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的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史称“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随后，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平江起义的保留部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军民屡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和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领导创建了赣南与闽西连成一片、纵横数百里、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我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部队，分别创建了湘鄂西、鄂豫皖、湘鄂川黔、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广西左右江、川陕、陕甘、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农村根据地里成长，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发展壮大，全国红军发展到最多时达到30万人，中央苏区红军12万人。
与苏维埃红色政权共荣。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和捍卫者的红军，立即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军“围剿”，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从1930年冬至1933年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4次军事“围剿”。国民党军的兵力从10万、20万、30万、40万，一次比一次递增，战争规模也一次比一次扩大。当时，只有4万多人的红一方面军，运用机动灵活、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一次次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使中央苏区面积扩大到8万多平方公里，红军部队也发展到约10万人。分散在全国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一次次粉碎敌人的“围剿”，有力地保卫了各苏区的苏维埃政权。为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红军作了这样的评价：“工农红军是中国革命中前线的先锋队，是苏维埃政权有力的武装柱石，红军的壮大与坚强是革命胜利的最主要条件之一。”
在长征中经受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不仅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而且还“丧失了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湘江之战后，中央红军就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事关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和“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免去了他们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长征途中，敌人“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靠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定信念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红一方面军和红二、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先后到达陕北，完成了长驱数万里、纵横十几个省的长征。在谈到长征的意义时，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指出：“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为抗日救国改名易帜奔赴前线。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华北的步伐，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多次进谏无效，反遭蒋介石严厉斥责后，被迫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前来部署“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认为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决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包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内容的五项要求，并主动承诺愿实行包括“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内容的四项保证。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当即发出通电，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第一二○、第一二九3个师。8月下旬至9月上旬，3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与此同时，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坚持斗争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红军的十年征程就此结束。红星是红军的象征，是红军将士的荣誉和责任。可为了共赴国难，抗日救国，深明大义的将士们只好把红星从军帽上摘下，珍藏于心，注入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魂之中。从此，这支不戴红星帽徽的红星之师，在敌后抗日游击战场所向披靡，拖住了侵华日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
“朱毛”红军与闽西根据地的建设
闽西，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也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不仅是客家祖地和著名侨乡，更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早在1926年夏，闽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永定县党支部”就在永定上湖雷万源楼成立。不久，下洋也建立了中共金丰支部。至1928年春，闽西各县都建立了党的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西特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提出“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并于1928年领导了震撼中国南方的龙岩后田、平和、上杭蛟洋和永定金砂的农民武装暴动（史称闽西“四大暴动”），进行了武装割据、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初步实践，涌现了张鼎丞、邓子恢等群众运动领袖。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再加上敌人的疯狂镇压，虽然这些农民武装暴动有的失败了，有的只坚持了几个月，但却为“朱毛”红军入闽创建连成一片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建立福建省和闽西各县的苏维埃政权，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朱毛”红军入闽开创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新局面。1929年3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越过闽赣分界的武夷山进入长汀。入闽第一仗——长岭寨战斗，消灭敌人2000多人，击毙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缴获一大批武器。此役的胜利和汀州城的解放，从军事上、政治上极大地打击了闽西的国民党统治，不仅成了闽西革命的新起点，也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红军第一次穿上统一军装、领到军饷，建立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中央苏区第一所红军医院——福音医院……红军还分头游击，深入城乡，张贴布告标语，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红军的纪律，帮助群众组织农会、工会、赤卫队，为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同年5月，红四军主力第二次入闽，克龙岩，占永定，打上杭白砂，彻底击败陈国辉任旅长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一路上红军所向披靡，民众群起响应，青年争相参加红军，县、乡党组织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和农民武装也乘势而起，打击地主民团，建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连成县南部13个乡联合行动，将近半个县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掌权的天下。同年9月，红四军又在当地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里应外合，攻下了具有“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县城，歼灭国民党军卢新铭部2000余人。至此，长汀、龙岩、永定、上杭、连成、武平等县已连成一片，红色摇篮——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见雏形。毛泽东的词“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记述的就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景象。
毛泽东建立中央苏区的蓝图在闽西绘就。红四军1929年1月中旬下井冈山后，敌兵一路紧随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再加“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耳目不灵。红军饥寒疲乏，屡遭敌人袭击，且战且退，朱德的夫人伍若兰也在一次袭击中被俘牺牲。毛泽东在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是“我军最困苦的时候”。2月中下旬，红四军在取得大柏地战斗胜利后，来到东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难得的一周休整，补充了给养，治疗了伤病，但赣军第二十一旅和第三十五旅尾随追击又至，红四军不得已再向闽赣两省边界地区转移。直至打下长汀，红四军才扭转了近两个月“被动挨打的局面”。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对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两个月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对闽、赣、浙3省的政治经济状况、敌人兵力及我党群众基础作了全面分析。当时蒋桂战争已经爆发，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一契机，“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为范围”，放手分兵游击，争取广大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迈出重要一步的历史转折点。从此，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的面积迅速拓展。一年后，红一军团在长汀组建，此时“朱毛”红军已发展为3个军。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诞生；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汀州试院成立，实现了毛泽东3年前创建中央苏区的蓝图。
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江泽民同志曾两次到古田会议纪念馆瞻仰参观，并欣然为纪念馆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闽西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地。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军打下长汀后第四天，毛泽东即在前委驻地召开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流氓头等“六种人”座谈会，了解当地社会经济情况，并作为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依据。古田会议后，毛泽东3次到上杭才溪乡调研指导，特别是1931年11月，他专门到才溪乡作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系统总结了这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写出了《才溪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进行推荐，号召苏区都向才溪乡学习。1930年6月，毛泽东还主持了制定土地革命政纲的“南阳会议”，在总结永定金砂土改分田经验和借鉴井冈山和兴国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土地法》，用于指导整个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从1929年3月至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闽西写下了《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才溪乡调查》等4篇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创造性总结，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同时，毛泽东还写下了《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等4首词，抒发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豪迈情怀。
红军的发展壮大铸就了邓六金的人生传奇
闽西老区是中央红军“扩红”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西老区有10万儿女参加红军，先后组建了红十二军、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新十二军、红十九军等5个军。1934年10月，红军第九、第三军团分别从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在中央红军8.6万人的长征队伍中，就有2.6万闽西儿女，可到陕北时闽西子弟仅存2000余人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老红军邓六金就是从闽西这块红土地上走出、用双脚丈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的32名女干部之一。
红军入闽改变了邓六金童养媳的人生命运。邓六金，1912年9月16日出生在上杭县旧县乡新房村的一户贫农家庭。她上有4个姐姐和1个哥哥，排行老六，故取名“六金”。由于家里太穷，孩子又多，邓六金出生十多天，就被父母送给临近石院村一户没有男孩的穷人家当“望郎媳”。养父姓李，是个腿有点瘸的理发匠，家里没有地，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红苕、地瓜干，还不能保证顿顿吃饱。邓六金从五六岁就开始烧饭、洗衣、拔猪草、上山砍柴背柴……如果不是红四军入闽，她会像父辈一样继续这种受穷受苦、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日子。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队伍来到上杭，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从小就爱憎分明、追求正义、向往光明的邓六金，喜出望外，穷人要翻身，大众要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激情如同熊熊烈火在她心中燃起。她把追求自身的解放同争取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毅然打破封建枷锁，在全村第一个剪掉辫子，全身心地投入组织儿童团、赤卫队、妇女会的革命工作，由此成为村里第一个“红军通”。她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斗地主立场坚定，站岗放哨不怕苦累。由于工作表现积极，1931年春天，她又成为村子里第一批喝鸡血酒、宣誓加入共产党的女党员，开始了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的人生新航程。
革命熔炉的历练使邓六金成为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入党后，邓六金先后担任了上杭县旧县区委青年干事、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和妇女部长。1933年5月，邓六金被调到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开始任巡视员，后因工作成绩突出，挑起了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长的重担。1934年，中革军委发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扩红一百万”来保卫苏区。正在瑞金上党校的邓六金，听到传达后立即赶回家乡，组织开展“扩红”工作。她首先动员自己的两个姐姐凤金、来金剪掉辫子加入红军、参加革命，从而带动了三里五乡的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不到半月时间，她就提前完成了“扩红”100人的任务，受到上级表扬。她和两个姐姐，还被时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鼎丞誉为“土窝窝里飞出的三只金凤凰”。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正在瑞金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邓六金，由于身强力壮，不怕苦，能走路，顺利通过体检，成为第一个身体合格准备参加主力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她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副团长是徐特立。后来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这是一支特殊的连队，既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有中央首长的夫人，还有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和待产的孕妇。邓六金在干部休养连是政治战士，负责宣传群众、筹粮筹款，还要做好民夫的思想工作，协助担架排和运输班做好工作。邓六金任劳任怨，尽职尽责，还经常把自己的干粮让给民工吃，自己忍饥挨饿；情况紧急时，她经常帮民工抬担架急行军。为此，董必武称赞她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
夹金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山顶终年积雪，渺无人烟。邓六金和战友们为了鼓舞伤病员翻过雪山，不顾过雪山不准讲话、不准唱歌的规定，轮流用沙哑的声音唱歌鼓励大家，还搀扶和推着年老体弱者和伤病员往上爬。由于用力过度，邓六金累得吐了血，差点牺牲在雪山顶上。长征途中，邓六金有一次染上痢疾，拉肚子，发高烧，身体弱得连马都坐不稳。当时，部队在急行军，为不连累大家，她请求大家先走，让她在后面慢慢跟。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北上的坚定信念支撑她没有倒下。她发狠道：“死也要死在行军路上！”在战友危秀英的帮助下，一连走了四天四夜，终于赶上了部队，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崇高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
红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精神，培育出了邓六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红军是一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队伍。红军将士都自觉地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红军将士大公无私的精神，锻造出了邓六金大爱无疆的博大胸怀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参加革命后，她担任过许多职务，但不论职务高低，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她从不计较，从不攀比。比如，红军到达陕北后，她担任了中央组织部妇女部部长的职务，后来蔡畅大姐要她去庆阳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她愉快答应；再后来调回中央妇女部任巡视员，她还是愉快答应。跟随曾山到皖南后，她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妇女部巡视员，与李坚真、章蕴并称为“新四军三大姐”，负责领导东南八省的妇女工作。可是到了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1948年，华东局领导让她和李静一筹建华东保育院，她二话没说，就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培育革命后代和抚养烈士遗孤的工作中。她先任保育院的政治协理员，后来担任了副院长、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一起参加革命和一起工作过的姐妹，有的当了省部级领导，而她还心甘情愿地工作在保育院的位置上。就是调到政务院管理局任人事处副处长后，她心里还整天装着保育院的孩子。当时，管理局下属3个幼儿园，2个全托，1个日托，分别在西郊、东郊和南郊。领导考虑到邓六金办过保育院，就让她分管幼儿园的工作。从此，她马不停蹄地在3个幼儿园之间奔波，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各种难题。后来，不分管了，再后来离休了，但她仍牵挂着这些幼儿园。开始时，孩子们叫她阿姨，后来叫邓奶奶，再以后叫邓老奶奶。她说孩子们叫什么我心里都高兴，把我的心都叫年轻了。这就是邓六金的精神世界！她这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高尚品质，是端正党风的一面镜子，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孕育出了良好家风。邓六金是一位革命的母亲，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她和曾山育有5个子女。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里，邓六金为了革命，为了不因孩子影响工作，常常把母爱藏在心底，忍痛与孩子骨肉分离。1939年底，她忍痛将襁褓中的长子丁儿送回江西吉安老家由奶奶抚养；次子阿留出生不久便被送到老乡家里寄养；女儿海生出生在由山东撤往大连的船上，为了战友的安危，在穿越敌舰的封锁时，邓六金忍痛要将孩子扔向大海，被战友李坚真悄悄救下。到大连下船时，邓六金才知道女儿没有被扔掉，抱起孩子泪如泉涌。为了革命，这位伟大的母亲承受了多少常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考验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大儿子丁儿被从江西接回身边，全家进了大城市。条件变了，生活好了，但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已经融化在邓六金的血液中，成为自觉行动。她和丈夫喜爱孩子但不溺爱，悉心照料但严格要求，通过言传身教来培养孩子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美德。在一次家庭会议上，他们给孩子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一是吃饭吃饱，不饿肚子就行，不能挑三拣四；二是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衣服破了补一补，大的不能穿了小的穿，不能和同学讲吃比穿；三是要爱劳动，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不能依赖别人；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五是要比好好学习，看谁成绩好。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在父母的教育和耳濡目染下，孩子们都能自觉遵守家规，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孩子们的衣服是哥哥穿完弟弟穿，就连女儿海生也是捡哥哥们的衣服穿，直到上了大学，才买了一件女装。邓六金和丈夫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工作，但从不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20世纪50年代初，曾山就要求两个大女儿进厂当工人，不搞特殊化。20世纪60年代，三儿子、小女儿、小儿子陆续离家上军校、去建设兵团和当兵，都是靠自己去闯。
晚年的邓六金，为了教育孩子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在三儿子庆洋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口述历史的形式，把曾山和自己几十年艰难困苦的革命历程，以及经受的血与火的磨练和生与死的考验，用翔实的文字和真实的图片记述下来，在曾山诞辰100周年时推出了《我与曾山》一书。她满怀深情地在扉页上写道：“如果后代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是从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并且记住这段历史，这不仅是我，也是曾山同志的心愿。”
邓六金还是客家女儿的榜样。她承继了客家女儿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团结妯娌的传统和美德。战争年代她第一次回吉安老家送大儿子时，就利用在家的有限时间，帮婆婆挑水、扫地、做饭，帮大嫂和弟媳下地种田。曾山前妻生了两个女儿，当时大女儿正在患病，又黄又瘦，吃不下东西，邓六金就在给儿子喂完奶后，再挤些奶水给女儿吃，赢得了全家和乡亲们的赞誉。解放后，邓六金把婆婆、大嫂、弟媳接到上海，陪着她们参观，好吃好喝地伺候。在邓六金的努力下，这个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革命家庭、光荣家庭，还为人们树立了和睦幸福美满家庭的榜样。
深厚的红军情结使邓六金一直眷恋红土地、心系老区人民。邓六金常讲的一句话是：“树高千丈不能忘了根，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的衣食父母、父老乡亲。”1962年和1964年，她曾陪同曾山两次到吉安、兴国、瑞金、宁都等革命老区调研，走村串户，问寒问暖，帮助老区人民排忧解难。1983年夏天，她和陈兰、李人俊等老战友，到昔日战斗过的皖南、苏北等老根据地，一个月跑了两个省的20多个县，行程上千公里。1984年11月，他们又来到闽西老区的上杭、长汀等县走访调研。回到这块养育过革命、也养育过自己的土地，邓六金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为帮助老区解决缺医少药、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回京后她和陈兰等同志一起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应当给皖南老区派医疗队，给闽西老区增拨教育经费、挽救失学儿童。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在他们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当这两个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后，邓六金欣慰地笑了。
1996年10月，邓六金和童小鹏、伍洪祥、陈兰等老红军，应邀回闽西参加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活动时，不辞辛劳地进工厂、走农村、看学校、听汇报、问情况，与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商发展大计。当时，闽西老区部分县（市）因遭受“8·8”特大洪灾，乡亲们的生产、生活遇到很大困难。邓六金等老红军带着对老区人民的拳拳深情，不顾年老体迈，深入灾区第一线，详细了解灾情。他们急老区之所急，回京后奔波于国家有关部委，为闽西灾区争取到了更多资金支持，帮助乡亲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尽快渡过难关。他们提议促成建设的旧白公路，路面硬化遇到资金不足情况，也是由邓妈妈出面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1999年12月，曾山诞辰100周年，此时已身患绝症的邓六金，不顾年老体弱，执意再次回到赣西南苏区吉安，体现了老红军战士对苏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有鉴于此，所以子女们在邓六金逝世后，遵照妈妈的遗愿，把其终生积蓄捐献给具有百年历史传统的上杭县实验小学，兴建了全省一流的小学现代化图书馆——“鑫鑫图书馆”。“鑫鑫”代表着“六金”，这名字既体现了邓六金要为孩子们“办个图书馆”的遗愿，也饱含着人们对邓妈妈的深情怀念。图书馆共5层，总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现有藏书10万余册，还配有120台电脑，5.8万册电子图书。如今，在“鑫鑫图书馆”巨大教育资源的浇灌下，学校各项工作成绩斐然，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都有了新的提升。
老红军邓六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一生。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她的革命精神、高尚品德和美好情操仍是激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力量！○
题图 1995年，邓六金留影
（张锡杰执笔）
责任编辑 张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