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研究重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探讨、突出教育地位获得因素的挖掘、强调教育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关系的分析，但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内在机理研究少；在研究方法上，专门的实证研究少；在研究视角上，全面关注的少。在今后研究中，需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教育社会分层理论体系的构建，探讨教育对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机制，计算我国农村学生地位获得模型，关注农村学生的内心感触。
关键词：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43-06
教育社会分层指个体通过教育获得实现阶层流动和阶层身份改变，它是教育的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的交汇点，也是教育领域与社会领域的重要交界地带。社会分层功能能否实现、实现方式和程度是对教育以及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尤其是对于个体的身心发展和社会化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使得它越来越受到各个领域的关注。社会各阶层对于教育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各阶层都将自己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本优势作用于下一代的受教育过程中，以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农村学生亦如此。因为对他们而言，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是改变处于边缘和底层地位身份的重要途径。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与农村学生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纵观我国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研究，总结研究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关注国家对教育社会分层的政策变化，明晰教育社会分层发展的趋势，注重教育社会分层机制的建构，有助于推动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社会流动的研究进程。
一、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研究的主要成效
就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从可收集到的文献看，主要成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探讨
关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阶层的社会流动。刘进认为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弱势群体进行代际资本积累实现阶层流动最主要的途径。刘精明指出。优势阶层对教育控制的整体性能力可能在减弱，通过教育选择的精英分子，其阶层背景结构可能出现明显改变。一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方面的弱势群体，可能争取考试竞争中的优势。刘精明、陆学艺、许欣欣等人的研究表明，教育可以促进社会流动，实现各种资本（例如职业、阶层）的代际转移。
另一种观点否认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认为教育具有维持并且“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阶层结构的作用，结果导致阶层固化。程红艳认为不同类型的学校实质上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割和分化，学校通过将阶级差异转化为学业差异使之合法化，发挥了一种“再生产不平等社会一阶级关系”的潜在功能。李路路对北京、无锡、珠海三市的调查研究表明，即使当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分配的重要机制、政治的影响呈下降趋势后，教育仍然保持着一种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中介”的作用。而且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教育的阶层继承性或复制功能远强于其流动性功能。罔刘志民、高耀、周艳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没有促进社会弱势阶层子女的合理流动，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后被“合法地”分流到工资待遇差异巨大的不同行业和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不同地域，完成了资本的代际转化，从而使得社会阶层不断被复制，最终导致阶层固化。
作为这两种观点的调和，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在催化社会分层的同时，也在固化着受教育者之间的分层定位和阶层归属，而教育会发挥哪一种功能，依赖于社会环境和教育本身的平等情况。李煜、陈彬莉等人认为，教育既是重要的社会流动和地位生产机制，使得劣势群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争取和实现持续向上的社会流动，也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主要机制，使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
王利娟认为现代教育既可以使上层地位再生产或延续，也能够将下层精英部分地吸收到上层统治群体来，教育选择的后果表现为非整体性再生产和下层精英的崛起。孙立平则认为教育既复制或再生产着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又为这种结构的变动和微调提供了渠道。而教育会显示出哪一方面的作用，则取决于其他的种种因素。
2.突出教育地位获得因素的挖掘
如果假定个人既定的教育成就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地位，那么要判断教育是否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流动就必须探究个人教育成就的获得过程。在教育地位获得因素的研究中，一种观点肯定教育对提升个体社会地位的作用。马和民对20世纪末期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已成为影响城市职工代际流动的首要因素，其次才是父辈职业等级和教育：而农民是否向城市转移及其收入水平也和教育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另一种观点认为获得高收入、高地位的社会位置并不完全取决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一文化资本，个体先赋特征更为重要。在基础教育基本普及的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对个人地位获得的作用日益凸显。但李春玲等人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地位的获得存在阶层、城乡、东西部、民族和性别等先赋性因素差异。刘进对家庭资本影响教育地位的获得做了具体分析，认为在起点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干预教育机会的获得，引起入学机会争夺的“马太效应”；在过程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可能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在结果阶段，个体或社群资本则可能改变客观市场性就业评价（看关系而非成绩、能力）。所以，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弱势群体的不利地位似乎没那么简单，高等教育地位获得的不公平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公平累积的结果。不仅如此，中上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往往动用各类资本把历尽千辛万苦踏入高等教育门槛的下层大学生从优厚职位上排斥出去。边燕杰1983年在北京、1985年在天津的调查都显示，教育对男性职业获得影响并不显著，其初职地位（第一次进入社会工作的首个工作职位）获得主要是通过父亲对儿子“工作单位”的影响；而女性则更多依靠教育以进入核心部门（国有单位）。陆学艺研究表明，在现职地位获得过程中，父亲具有权利资本的较父亲不具有权利资本的人在职业流动中易于提拔为“干部”。在控制了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秦永、裴育也发现，父母的社会资本存量，可操作的资源能够显著增加子女的就业概率。相反，家庭社会资本存量较少的高校毕业生容易陷入高学历失业的困境。 一些学者对教育地位获得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国家政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李煜认为“文革”时期，“政治挂帅”的教育政策客观上使教育机会平均化，极大削弱了阶层的再生产之链；恢复高考后，家庭教育背景成为改革初期教育不平等的决定因素：1992年以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转变为资源转化与文化再生产双重模式并存，教育不平等程度扩大。郝大海运用MMI假设理论分析了1949—2003年以来中国教育分层的历时性变化，认为改革前，政策干预使教育扩张产生的教育机会份额转移给了较低阶层，提升了较低阶层的教育地位，降低了教育分层不平等程度。改革后，政策干预有利于较高阶层的地位提升，表现为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显著优势，增大了教育分层不平等程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共同作用于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赖德胜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提高顺利就业概率方面，决定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因素却是社会资本：在获取就业机会和起薪决定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相互削弱，存在替代关系；在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方面，二者相互促进，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张乐、张翼认为，在市场转型期，精英阶层的更替过程越来越强调个人能力和高等学历的作用，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规模和阶层固化的程度都是有限的，不足以影响社会流动机制的正常运行。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扩大的。较高学历、中高级职称与高行政级别等阶层身份特征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具有代际再生产的特性。鲍威、李炳龙对2003年-2009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高校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受到个体特征、所属高等院校特征、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以及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多层面因素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的研究，发现导致高校毕业生陷入失业的首要因素是高等院校的特征，其次是求职者个体特征，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最弱。不过，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内的求职者个体特征在其职业获求中的决定作用近年来有所上升。求职者个体特征在2003年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力度为0.045，此后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后影响作用上升，并超过2003年的水平。
3.强调教育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关系的分析
教育作为市场体制中的社会流动机制无疑为农民子女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最好的途径，他们不仅要通过教育填补与较高阶层后代的先天因素差异带来的鸿沟，而且要在教育中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以获得“比较优势”取得相应职业，以此改变父辈底层的社会地位。教育的这种“双倍效应”期待构成了现阶段农村学生接受教育和投资教育的根本动力。而一旦这种投入看不到结果或超出个人所能承担的能力，则会失去继续进行投入的热情和动力。
对农民子弟通过教育来改变身份的历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困难的研究，观点比较一致。张杨波以十七个农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信息封闭使农村学生在填报志愿时经常出现盲目性和随意性。由于家庭支付能力的限制。农村考生往往主动选择那些低收费、比较冷门的院校和专业。农村考生的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限制了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选择机会。曹晶以河南省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对豫西南和豫东的两个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学校教育分层功能变化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期间，农村学生遭遇再分配和市场两种机制的双重边缘化，在付出更多教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同时，很难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向上社会流动依然面临着严重障碍。高等教育没有发挥替代式社会流动功能，而是强化了其复制式社会流动功能。唐慧君、彭拥军则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提高了农村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凭筛选功能，阻碍文凭促进社会合理流动作用的发挥；导致教育竞争更加复杂而激烈，给农村人口的流动带来新问题。
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工作职位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最终阶段，层层教育选拔和教育制度将引导和保证农村学生安插到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这是我们教育社会分层考察中的一个必须方面。麦可思研究发现，农村籍大学生就业质量较低，受雇于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比例较大。从全国范围看，在2008届和2009届毕业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位和倒数第二位。由于受雇于民营企业，收入低，专业不对口，离职率较高，很多人成为大城市里的“漂族”。在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本科毕业生在低收入的就业漂族中占50%以上，成为城市里新的边缘人群。豆小红、黄飞飞调查了湖南省2003—2010年毕业的“穷二代”大学生（农村学生占66%的比例），结果发现，“穷二代”大学生就业质量不高。非正规就业居多，职业地位低，职业提升机会少。与其父辈相比，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阶层地位仍然较低，出现了代际继承、代际复制现象。袁兴国认为，农村籍大学生多数就读于一般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就业率较高但起薪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与就业能力较弱。虽然通过高等教育的路径进城获得了比他们家庭原有水平较高的收入，但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大多从事工作环境较差、需求量大或者比较危险的“3D”行业（Difficult，Demanding，Dangerous），如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孙艳霞、袁桂林也认为，农村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大学，而非重点大学所提供的更多是一种“生存教育”，而不是“地位（获得）教育”，所以从流动方向上看，农村学生通过教育实现地位性垂直流动微弱，生存性水平流动占主导。
二、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问题涵盖了宏观教育、微观教育、社会环境、社会阶层、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多领域。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大批涌现，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已大致勾勒出我国的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情况，并从宏观视野逐步深入微观之中。
首先，从理论体系层面而言，比较普遍地沿用西方的经典理论分析中国的教育社会分层问题，如程红艳、李璐璐从文化再生产角度批判了中国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再生产状况，徐静运用MMI假设看中国城乡学生分层的持续存在，李春玲检验了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同时，刘精明、李煜等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建构相对系统的理论解释，尝试以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为视角，与西方的教育分层理论进行对话和整合。如李煜把教育获得模式分为文化再生产模式（教育期望、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源转化模式（直接排斥，包括特权排斥和经济排斥；隐性排斥）和政策干预模式三类。李春玲对中国特殊国情之下的教育社会分层问题的特殊性、理论内涵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堪称这一研究的突出代表。不过，系统探讨教育社会分层作用的内涵、特征、原则和机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分层的理论体系，深入分析教育对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应该成为今后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从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来看，内在机理研究少。一些学者如杨东平、冯建军、刘志民、方长春、风笑天等人，针对不同教育阶段（如基础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性别差异、阶层差异等分别加以了论述。但现有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注重以现实表象为考察客体，即以澄清“是什么”为主要取向，对教育社会分层的实然状态进行图表列举和文字陈述，却较少对表象背后的影响机理开展深入探究。部分学者即使探究教育社会分层表象背后的影响因素，也多集中于社会因素和教育外部因素的分析上，学者们对于我国教育社会分层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表现的社会影响因素的研究即如此，只有少数研究者如鲍威尝试从社会运行体制和教育运作机制人手探讨。
第三，从研究的方式取向而言，更多的学者采用了量化研究的方法，如侯龙龙、刘精明、周艳、王洪兰等，从数字和统计学的意义上对教育社会分层的现状、制约因素、城乡差异、性别差异、阶层差异等进行了量化处理和分析，应该说，这些研究是比较严谨和规范的。但是，以调查问卷和统计方法为基础的“量的研究”忽略了个人在通过教育来改变身份过程中那些微观的、富有差异性的被调查者的行为。由于不同时期社会的特定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因素对代际不平等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对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显得非常必要，但目前的研究将教育社会分层置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成果明显不足，缺乏教育对社会分层所产生影响的专门细致的实证研究。如还没有人对不同时代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前的家庭状况与毕业后的职业、收入等情况进行大规模的统计和比较分析；还没有人计算出我国的“地位获得模型”（即高等教育、家庭背景与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故而对教育社会分层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研究，要将其放在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中，以社会变迁的视角才能完整把握教育社会分层的真实过程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教育对整个社会流动率的贡献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本身的平等状况来确定。
第四，在研究视角上，目前研究都从宏观的视角、表征性的分层手段来进行相关的研究。而很少深入到教育的微观情境中、很少关注作为教育主体的农村学生的内心，忽略了教育的生成性、复杂性、多边性和多重特性。针对农村学生通过教育来提升社会阶层地位的研究，大都从某一个角度进行而缺少一个全面的视角。可见，学术界对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考察力度还非常不够，对农村学生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所面临困难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在以后的研究中，如何从农村学生的角度、内心感触挖掘教育分层问题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值得重点关注。
（责任编辑 余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