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国藩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提供了契机，他所创办的湘军被著名历史学家认定为是中国近代军阀的雏形，而曾国藩也被认定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及始作俑者。通过考察湘军独立的募兵制及筹饷制，湘军内部派系的矛盾，以及在后期湘军集团坐断东南，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可得出近代军阀起源于湘军的结论。
关键词：湘军；曾国藩；近代军阀；起源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23-032-04
《新唐书?郑虔瓘传》中最早提到了“军阀”一词，其中所记：“郑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累迁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护，金山道副大总管。”这里的“军阀”含有褒义，“阀”指官宦人家旌表功绩的柱子，指世家门第，“军阀”代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有显赫门庭之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军阀”一词变褒义为贬义，在《辞海》中该词的解释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拥有武装部队，并能控制政权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由于写了《军绅政权》而声名远扬的著名学者陈志让在征引了军人、政客和学者各类人士的诸种观点后总括出的军阀定义为：“大凡这些有关军阀的定义都同意私军及控制地盘为军阀的两项基本特征。”以下我将从多个角度论述，以为证明“湘军是近代军阀的起源”提供佐证：
一、湘军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募兵制为近代军阀的产生提供了军制基础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为汉族地主掌权和曾国藩及他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由于此时清朝入关之时的威武之师八旗、绿营已腐朽不堪，不足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无奈之下道光帝仿效嘉庆时镇压白莲教起义募用练勇镇压的经验，于1851年1月21日发出上谕，云：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隶籍湘乡，闻其在籍，其于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指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重托。”
接到谕旨的曾国藩在犹豫之中听了同乡好友郭嵩焘的劝诫，打算不辱皇恩，决心招募一支能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针对八旗、绿营“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弊端，曾国藩一改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为募兵制，将兵权从兵部转移到自己手中。
湘军是曾国藩在湖南湘乡知县朱孙诒所练“湘勇”和湖北江忠源所练“楚勇”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其建军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即“书生”当军官，“山农”为士卒。士兵招募的具体标准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早期湘军招募全用湖南人，将官大多是湘乡人，曾国藩认为同乡之人容易合心。湘军的招募程序为先选官，再由官召兵。所谓“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视父兄焉”，所招兵勇皆取具保结，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以及父母、兄弟、妻子等家属情况登记在册，以便查验。若想更换统领须解散全军，重新招募。以前，“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国家对于士兵，本身登于名册，家口著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可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至于军饷，则由户部拨给。这样绿营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之于中央。”而湘军是曾国藩的“义师”，兵籍不归兵部掌管，弁勇的多寡与死亡，毋用造册咨部，长官的任命，兵部不能过问，部队的调动，虽地方督抚不能插手，饷糈、武器供应，兵部也无责任。这样，湘军的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的制度恰与绿营制度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湘军就变成了曾国藩的私有军队。湘军将领有职有权，不受地方督抚、兵部、户部的牵制，仅听命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对于湘军士兵实行厚饷制度，士兵一月所得要比绿营兵多好几倍，这样就保证了有源源不断的兵员参加。这种兵勇薪金制的实行，有力地支持了地方军阀势力的成长。
此外，湘军将领之间大都以同乡、同学、邻里、师生、亲友、姻亲关系来维系，如罗泽南所部将领李续宾、王錱、刘腾鸿等人皆是他的学生；至于姻亲关系则更普遍，如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又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是亲家。这样造成湘军的私人色彩非常浓重，这也为后世军阀所效仿。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募兵制取代兵为国家所有的世兵制，从而造成兵权的下移，造成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都要拱手依赖于督抚的局面，为日后军阀的产生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湘军于1853年正式建立营制，到1854年2月出省作战时共有水陆员弁兵勇17000人，其中水师5000人，陆军6500人，其余为工匠、役夫等。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时，曾国藩旗帜下的乡勇已多达10万人，到湘军攻灭太平军时，军队人数达到50万人以上，终成尾大不掉之势。
二、湘军独立的筹饷制度导致了清政府财权下移，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
陈志让在《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说，凡是军阀都视军队为生命，为此军阀必须筹到更多的饷，这样才能控制更多的军队和地盘。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湘军处于偏师地位及清廷国库空虚之现状，所以饷源必须自筹。湘军的自筹军饷得到清廷的允许，这种自筹体系客观上为地方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法律依据和条件。鉴于此时太平军力量已经壮大成燎原之势，不能一下剿灭，曾国藩遂采取了“以上制下”的策略，先控制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沿江重镇，最后一举攻灭天京。由于太平军与湘军主要在三江两湖地区作战，所以饷源主要来自这些地区。
湘军筹饷的办法有劝捐、盐务、厘金、丁漕、协饷、关税、杂捐等等。
劝捐可分为捐纳和捐输两种。捐纳，指民间按政府规定价格，捐买某一封典，官职。捐输指士民向政府报效，这本属自愿，但湘军举办捐输，勒索摊派例很多。1864年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即开局劝捐，具体办法是：由户部和国子监印发大量空白执照，填明捐款人的钱数，上报后根据捐款的钱数授予一定职衔，一般系虚衔，但后来也有实衔。劝捐是湘军最早采用的筹饷方法，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劝捐总局，后又在各地设立了劝捐分局，而这种作法又被湘军集团内的其他将领如罗泽南、李续宾、左宗棠等仿效，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湘军早期的作战。 办理盐务即湘军通过控制食盐进而勒索盐税，办法有以盐抵饷、捆盐自卖、发行盐票、借抽盐厘等等，曾国藩通过控制盐务进而控制了地方财政。自同治二年（1863）至十一年（1872）春，九年之中所得盐课厘税银两千多万两，接近于他镇压太平军期间军费开销的总和，又等于湘、淮各军剿捻军费的三分之二。这样，自汉武帝实行“盐铁专政”以来国家控制食盐的局面被打破了，湘军筹饷染指盐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清廷统一财权的分裂。
然而，对于湘军丁、漕、盐、关、厘五大饷源而言，厘金为重中之重，厘金之中又以盐厘为大宗。厘金制度是由咸丰三年在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所创立，由其首先在扬州仙女庙征收，后被推广至全国各地。厘金最初由米捐发展而来，取值百抽一之义，是一种商业杂税。其征收办法是设征厘机构“厘局”征收，在商贾往来之地广设厘卡。对行商征收货物通过税，称为行厘或活厘；对坐商征交易税，称坐厘或板厘。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大规模设立厘金局、卡，最多时遍及五省，月收银30多万两。除此之外，厘金征收的广泛性还体现在其征收对象上，例如江苏一省抽厘对象就有：货厘、丝绢、米捐、洋药捐（鸦片）、金陵木厘、棉花捐、茶捐、漕捐、茶糖烟酒各加捐，土药厘等等，可谓无处不设卡，无物不收厘。1854－1856年湘军形成三大饷源基地——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它们一直担负着湘军水陆师大部分军费供给。曾国藩征收厘金6年所得超过1000万两，自称东南十年用兵皆赖厘金一项的支持。
据统计，曾国藩直辖的湘军从组建起到解散止，共用银29154527.5两，钱941723串，米3799.58石，这些钱财通过湘军的后勤机构“粮台”转运到前线，从而保证了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而与此同时也在经济上培植了曾国藩的个人势力，导致了清朝后期督抚专政局面的形成，为清统治的分崩离析注入了一支强劲的经济瓦解剂，以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预言“唐之藩镇晋之八王已在重演”。
三、湘军集团的形成导致了督抚专政，为近代军阀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迫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清廷改变了自顺治起就确立的“不可重用汉员”的“祖制”。虽然刚一开始曾国藩受到多方掣肘和清廷疑忌，但1860年4月江南大营的覆灭标志了咸丰帝以“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计划的破产，此后清廷欲扑灭这场农民运动唯有湘军可恃，至此曾国藩才被实授两江总督之职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虽对自己前期的待遇愤懑，但又表露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得意，他在升内阁学士时写信对其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正是由于清廷的倚重才成就了曾国藩，成就了一代湖南人士。咸丰明降谕旨若有光复的地方，就由军营派官员暂为管理。这就为军官出任地方文职官吏开了先例，为日后地方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军功一时成为升官封赏的捷径，依靠军功崛起的群体迅速膨胀，武政受到重视，“尚武”风气日渐昌盛，这为近代军阀的形成奠定着社会基础。同时曾国藩出于笼络人心、鼓舞士气的需要，便大量举荐心腹亲信出任地方官，而一些士人要在仕途上获得发达，也须投到曾国藩的幕下。李鸿章的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九年入曾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矛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听后重返曾幕，从此仕途升迁之快令人艳羡。
曾国藩凭着自己的地位和清廷的倚重奏保官员，几乎有保必准，很少驳议，甚至还常以军备紧急为由任意弹劾地方官员。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带上乌纱帽，由幕府成员一变而为政府官员。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为止，曾国藩的幕府先后被任命为总督、巡抚的有：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广东巡抚郭嵩焘，江苏巡抚李鸿章等等。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幕府官至三品以上者有22人，位至督抚者有11人。而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有47人，位至督抚者有33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可胜数，以至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
湘淮将帅为了独立作战的需要，把过去与之并肩而立，地位相等的布政使、按察使贬为自己的属员，遂集兵、政、财、人事大权于一身，导致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督抚手中，为湘军集团控制东南半壁创造了条件，以致造成“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的局面。这样，清廷集权、专权局面被打破，内轻外重、督抚专政势头愈演愈烈，以至“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于督抚，而为督抚者，都各专其兵，各私其才，唯知自固疆圉，而不知有国家”，而康有为则直接将当时18个行省喻之为18个小国。可见督抚专政是走向近代军阀的前奏，曾国藩是晚清督抚专政的肇兴者。
但是由于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这使他至始至终没有与清政府翻脸，进而做出取清帝而代之的越轨行为。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打着“忠君”的旗号控制着东南半壁大权，与清政府做着明里暗里的争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令曾国藩派鲍超的部队北上“勤王”，但曾国藩不愿意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鲍超这一猛将交到胜保(满人，清军将领)手中，他料定结果必是以清政府与英法联军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而结束，因此他只是摆出“勤王”的姿态与清政府虚与委蛇，并未派一兵一卒北上勤王。这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督抚搞的“东南互保”如出一辙。这就表明曾国藩集团与满清皇室之间并非亲如一家，他们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军事政治同盟，为了自身的利益，湘军集团既可以与清政府结盟，也可以与外国侵略者结盟。这同样证明了原来中央集权的一元化体制被中央与地方督抚共同掌权的二元化体制所代替，从此历届北京政府从督抚专政局面出现到张学良“东北易帜”这段时间里再没有能力控制全国军政大权，而是谁掌握了武力，谁就能控制一方；谁的武力最强，谁就能控制北京政府。
四、湘军内部的各树一帜及内部派系间的矛盾斗争是使之走向近代军阀的催化剂 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这就说明湘军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没有矛盾，而是充满了重重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湘军集团走向分裂，并最终发展成为近代军阀。湘军又按上述五首脑人物分为曾、胡、左、李、江（或江刘）五大系统，随着湘军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曾湘军、胡湘军、左湘军、江刘湘军、李鸿章淮军五大派系。
这五大派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斗争中尚能统一在一起，但当战争走向胜利的时候内部关系又渐趋疏远，隔阂不断，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如曾国藩借杭州失守一事参了改投浙江巡抚王有龄门下的李元度一本，导致李元度丢了官。再比如曾国藩、左宗棠之间为争夺江西厘金而展开的厘金大战，最终以二人平分江西厘金而收场。曾、左二人关系的真正破裂是在攻克天京后，两人就幼天王洪天贵福是否已死一事向朝廷打起官司，二人口诛笔伐，闹得不可开交，此事清廷以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从此二人关系疏远，终生不通书问，朋友交情亦一去不复返。
随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自剪羽翼，“裁湘留淮”政策的实施，李鸿章的淮军逐渐取代了曾国藩的湘军。淮军以统领的名字命名，如铭字营、盛字营、树字营、鼎字营、庆字营分别代表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所部军队，更突显了淮军的私人性质。湘军虽然没有像淮军那样以统领的名字命名，但其性质仍属于曾国藩一人私有。“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李鸿章在督直的25个年头里，培育成了北洋军阀的根基，而投身于淮军的袁世凯自甲午战争中获得编练新军的机会逐渐从淮系中分离出来，并经营起自己的北洋集团势力，在他这里正式形成近代军阀。
不仅曾、左二人之间有矛盾，就是曾、李所统领的湘淮军之间亦有矛盾。李鸿章为了保存淮军实力多次推脱曾国藩的命令，再加上清政府“抑曾扬李”政策的使用，使得曾、李二人也是隔阂不断。清廷所玩弄的这套挑起湘淮将帅之间矛盾的手腕不仅没能延长自己统治的寿命，反而更刺激了地方势力的坐大坐强，从而为湘军演变为近代军阀铺就了道路。
五、曾国藩“对内战积极，对外战消极”的做法影响了近代军阀的一系列政策
曾国藩是晚清“经世致用”派的代表人物，他以儒家思想和三纲五常作为理论武器武装起一支强悍的地主武装，对待士兵他宣扬“诚”的哲学，不准士兵结盟拜会、吸食鸦片、聚众赌博，而只能在闲暇之时诵读《孝经》、《四书》等儒家经典，曾国藩正是通过这些控制了士兵的思想，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廷要他派鲍超所部“北援”一事却暴露了他“对内战积极，对外战消极”的态度。曾国藩的这一做法被他的学生李鸿章所继承，1884年的中法战争因奉行李鸿章的“不可衅自我开”的政策而导致福建海军覆灭，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慈禧、李鸿章的消极避战而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袁世凯继承了曾、李这种做法的精髓，为当“中华帝国”的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而民国时的各派军阀也是以出卖国家主权而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作靠山，至此我们可知，追述后世军阀实施“对外妥协”政策这种作法的祖师爷是曾国藩。
后世军阀欲养私兵必须筹到足够的粮饷，这样才能防止兵变的发生，因此大的军阀就必须像能干的企业家那样广开饷源，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为他们开了先河。军阀通过“查封”的名义强占民间财产，通过增加田赋、增收杂税、截留税款、发行公债等方法筹饷，这些作法大多都来源于湘军筹饷之法。袁世凯在朝鲜编练新军时“一切从湘淮军制”，新军最初的营制营规，也都是从湘淮军变通而来，可见在军制制度上军阀和湘军也有渊源关系。湘军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被后世军阀所继承，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割据混战成为近代军阀的一个显著特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帝制的终结，使北洋将领失去了权威力量的制约，从而沦为大大小小的军阀，并在实际上成为社会的最高主宰。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最混乱的时期，军阀割据更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军阀对内争夺地盘，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这也是继承了曾文正、李文忠公的遗教。曾、李的精神不仅影响了袁世凯的北洋旧军阀，甚至影响到了蒋介石的新军阀。
综上所述，湘军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清朝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变“兵归国有”为“兵归将有”，曾国藩的这一军制改革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军制基础；湘军独立的筹饷制导致清廷财权下移，从而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咸丰年间武人受到重用，“武治”胜过“文治”的风气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曾国藩集团或湘军集团的形成导致了地方督抚专政局面的出现，这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现实基础；曾国藩、李鸿章所奉行的对外投降政策被袁世凯、蒋介石所继承，更延长了中国军阀当政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为近代军阀的产生奠定了文化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湘军处于近代中国军阀的胚胎期或滋生期，近代军阀起源于湘军，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及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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