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悲剧：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12年7月31日出生，但他没能长命百岁活到今天，来对构成奥巴马经济核心价值观的“大政府”理念进行抨击。也许更为悲剧的是，奥巴马在弗里德曼执教数十年的芝加哥大学毕业，却从未受到这位捍卫自由市场理念的全世界最伟大领军人物的半点感召，否则的话，我想奥巴马和美国的日子都会好过得多。
弗里德曼一直在经济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直到他于2006年去世，享年94岁。如果他还在世，他肯定会强烈质疑现如今美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推出的五万亿美元支出和发债扩张计划，并揭下那帮嚷嚷着还要进一步强化刺激政策的经济学蠢货们的遮羞布。
20世纪下半叶，除里根总统之外，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经济自由方面的影响力可以超过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个子很小，却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当绝大多数学者都沉迷于政府是救世主的信条时，只有弗里德曼把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驳斥得分崩离析，从而拯救了资本主义。
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几乎所有此类奖项都被授予给社会主义者，这标志着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首度回归，打破了凯恩斯对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和劫持。弗里德曼1963年与安娜·史瓦兹合著的《美国货币史》堪称杰作，改变了人们对于货币所扮演角色的看法。
比弗里德曼学术著作更具影响力的是他向大众传递自由市场裨益所在的卓越沟通能力。他的两本最畅销书籍《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至今仍受到广泛好评。他在YouTub上讨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视频精彩纷呈，经久弥新。
20世纪90年代初，弗里德曼参加大型智库“加图研究所”的一个论坛，来到被贫穷问题所困挠的墨西哥城。他的造访在墨西哥知识界和媒体掀起一场令人眩晕的激烈争论：怎么能让弗里德曼这个自由市场经济学使徒在一个公众论坛上向墨西哥人灌输他那些“老掉牙”的理论？然而，当弗里德曼抵达墨西哥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无论去哪儿，都有成千上万渴望聆听教诲的企业老板、学生和社会活跃分子簇拥在其周围，他就像一位现代摇滚巨星。
弗里德曼如同一位英雄，长期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抗拒强势的政府。他一直惊讶于自我标榜拥护“还权于民”的左翼知识分子经常在政府压迫个人权利时还为其欢呼雀跃。
弗里德曼质疑几乎每一个国家集权理论，无畏地抨击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奉上神坛的东西。他是第一个对美国社保体系鸣响警钟的学者，认为其对年轻人不公平他们被迫加入社保，但从社保拿回的钱太少，还不如自己存起来。
顺便说一句，弗里德曼极少发怒，即使在与对手激烈辩论，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时，他也几乎永远面带微笑。人们常说，几十年来在芝加哥大学乃至放眼整个世界，唯一能在辩论中击败弗里德曼的人，就是他挚爱的妻子及合着者罗斯·弗里德曼。
晚年的弗里德曼把大多数精力放在为全天下的父母增加孩子的教育选择权上，他发起的“弗里德曼教育选择基金会”就致力于此。他经常痛惜一件事情：“我们允许几乎每个行业都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权，唯独遗漏了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领域：教育。”
国会的共和党人提出通过加税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想提醒他们，弗里德曼的另一句名言：“增加税收永远无法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会花掉收上来的每一分钱，并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施莱弗将1980-2005年称为“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人类卓越非凡的进步，全世界接受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平均寿命、教育水平和民主程度都有改善，绝对贫困有所减少。”
对自由市场的再发现把两亿多人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现在，眼看全世界又要踉跄步入另一场经济衰退，各国领袖需要紧急行动起来，重新认可弗里德曼的价值所在。
我记得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旧金山举办的一次半年晚宴中问过他：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美国的前景更美好？“要做三件事。”弗里德曼马上答道，“促进自由贸易、增强所有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削减政府支出。”
那要削减多少呢？“越多越好。”弗里德曼如是说道。
（摘自《华尔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