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蒙，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2012年6月王蒙的新书《中国天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在银川书博会上举行了首发。该书共分五辑二十八章，从旧中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作者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亲历了很多共和国大事，有其独到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以史带论，夹述夹议，有理有据，直言耿耿，善心拳拳，机锋处处，具“非常政治性”和“非常文学性”，对研究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前不久，《新京报》记者兼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与作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记 者：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他说他自己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您自认为您写这本书做到了什么情况？
王 蒙：我写这本书，我觉得我算是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这还不单纯是一个真话和假话的问题。但是我想把我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的想法，尽可能充分地把它表现出来。所谓尽可能充分表现出来，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任性和放肆，因为我不管是在谈论任何问题，特别是这么大的一些事情与话题上，你可以在许多的说法当中考虑一个最恰当的说法。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我说任何一句话都有二十五种说法，但是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因为这个语言一说出来以后，它已经不完全归你掌握了，别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就必然会有误解。你甭说这么大的事，你就是家里的，比如跟你老伴在一块，跟你的子女在一起，你说的这个话他觉得不好听，可是你的意思不是一个坏的意思。而换一个说法，同样你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者提出你的一个建议来，他听着就比较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要出风头，我都快八十的人了，还有什么风头可出。我的目的是把我看到的真实的政治经验、政治忧虑、也有政治的关怀、愿望、理念，能够说出来，能够起一点作用，而且我起的作用不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譬如我希望有某一部分人给我喝彩，那喝完彩又怎么样呢，喝完彩比如说社会上的黑暗现象就减少了吗？还是喝完彩更黑暗了？甚至是喝完彩之后你又往里面加进一些情绪化的因子？我过去看有关政治的这些，我们这些文学同行写的文章里头，我也很重视一个词，我也非常感慨，就是大言欺世，就是你把话说大了，说绝了，说得很极端，它就喝彩的声大。甭管是往哪条道上说，你说得吓人，你说得煽情、吓人、夸张、刺激，喝彩声大。
但是，这种喝彩它不可能是对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有真正的好处。相反，它会变得非常情绪化，所以我觉得我不但说这话，而且我要考虑我说话的效果。我并不是一个说是我虽然有真话我也不能全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是一个真话，你有二十五种表现的方式，你要找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要有一个最高度的建设性的方式，但是我要想说话我一定要说出来。我现在再不说，我不能说等我九十以后我再说，九十以后也许我还没死，但是我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那时词汇也都不够用的。所以，我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所以我要写出来，而且这个书也还比较顺利地出版了。
记 者：您从政做了几年文化部长的经历，对您在书里面写到的“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 蒙：当然，从一个写作人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不到的。比如说我是中央委员，我上美国去人家一介绍说他是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美国人都吓一跳，怎么把中共中央委员请到我们这来讲演来了。一位有台湾背景的朋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是中共党官，他还有这个词，咱们都没这个词。所以我就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我就觉得这些经验对我更全面地认识问题有裨益，我当干部最低的职务是在伊犁的时候当过副大队长，相当于副村级的干部，大队应该算股级。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那时候做过很多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生活还是很多的。
记 者：这本书第229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有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就叫天机不可泄漏。”这个就是您总结出的中国天机吗？
王 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最早这是领导同志讲的。改革开放之初，有阻力，有不同看法，有些事就是先做着，不要先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定急着做。所以小平同志就有过不争论的说法。
记 者：您的书里面是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对这个国家政治发展过程的观察。您也做过文化部部长，您怎么看您个人和执政党或者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您认为自己保持了独立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 蒙：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呢？1945年11月我满十一岁了，我已经跳班上了中学了。1945年以后，全世界的左翼思潮是在一个高峰时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的胜利，由于二次世界大战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像法国，像意大利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咱们现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我很偶然地和北京的地下党建立联系了，然后我就是拼命地从他那读这些左翼的书籍，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包括华岗的著作、（沈志远、邓初民）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说。那时候我不能说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判断能力，但是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很大。
记 者：当时左翼思想的影响的确很大，包括德国也是。
王 蒙：德国也是这样，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喜欢左翼，喜欢共产党。我得到的这些知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的，我怎么可能不依托于中国的这样一个革命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1945年以后，慢慢国共战争就开始了，我们说的解放战争也开始了，我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全意的，我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地图，就研究解放战争的这个形势，而且我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有这些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些理论宣传小册子。所以，你如果说我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明，我是一个很文学的一个人，我写东西从来不写教条，我即使写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敏，好事坏事，酸甜苦辣，我的感受都是很锐利、很敏锐的。所以，我是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也爱琢磨事、讨论事。所以即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地方，我有我的说法，我有我的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也说明里头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最爱，也有自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譬如说重视舆论，我很喜欢这个话，但是说舆论阵地我老觉得别扭，阵地是什么？你要放枪你要大炮？毕竟舆论是大家来，中国字的舆论，我这书里也写了，舆论本来就是抬轿子的人说的话，或者是推车的人、划船的人的话，就是伺候你的这些劳动人他们在议论什么，你把它变成阵地，一变成阵地，变成了人家就只能被议论了，他不能自己议论了。
所以说，在各种词里头，我有不同的说法，有我拥护的也有我不同的拥护，我保留也有不同的保留，我躲避我也有不同的躲避。如果讲独立思考，那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我的独立思考，我随时都在想，晚上睡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一个事。我为这个我付出过代价，我也不怕付出这个代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记 者：我读您的书有一个很明确的感受，您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倾向，您保守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而是中共革命传统。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种保守的态度？
王 蒙：第一，我本人对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有很大的保留，我认为那是自己蒙自己，说中国这个以为靠什么《三字经》《弟子规》那一套，能把中国社会搞好了，这太可笑了。你就让他读一遍《红楼梦》，再读一遍《金瓶梅》，肮脏淫秽的地方可以删去，你再读一遍《三国演义》，再读一遍《水浒传》，你就知道靠《三字经》和《弟子规》，靠《论语》和《孟子》，能把中国搞好吗？所以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的革命不是一个个人的喜爱或者是不喜爱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社会它所具有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没有这个革命，没有这一步一步的前进，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发展到今天往回看，你会想到其中很多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本来可以付出更少的代价。但是你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毛泽东说了一个真理，书里边我提到没提到我已经忘记了，我估计我会提到，因为这是我常体会的一件事，他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反动派。然后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人民。就甭管是人民也好，反动派也好，它的失败经验会多于它成功的经验。毛泽东一上来就这么体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把革命的这一套否定了，认为本来中国很好，又有孔子，又有孟子，又有中医，又有气功，又有太极拳，我们本来靠这些就能自立于民族之林，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种人还有什么救，这是亡国灭种的理论。这么激烈的话不是共产党说的，是孙中山说的，孙中山还有两个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是半殖民地，中国是次殖民地，就是你不如人家的正经殖民地，你和印度比还不如印度，因为真正的殖民地多了，那些地方生活也在进步，科技也在进步。所以，孙中山说是次殖民地。孙中山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亡国灭种，他比共产党说得都夸张，都厉害。
我觉得我的上述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话，当然就会有你说的为革命而辩护，肯定这个革命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一说革命里头，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今天想起来有很多事都做得不妥，那又怎么样呢，这就跟那个斗争失败，再斗争，一连串失败，大革命，从中国共产党的眼光来看，大革命也失败了。十年土地革命，苏区的斗争也失败了，它必然会认为自己是失败，一连串失败。但是，恰恰是这些失败酝酿了相对一个发展的可能，一个进展的可能。如果中国现在还是革命以前的状态，是军阀混战的状态，是日本占领着你，日本驻军在你这的状态，你有可能讨论中国的发展进步这些问题吗？
记 者：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书里面这个感觉也特别明显，您是在为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做一个辩护。这种辩护，主要是因为您自己从事革命，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吗？
王 蒙：当然。我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就扑在这个上头去了，我一回忆起来，我完全能够重新回到那个开始接受革命的圣火的时候，那种崇高感，那种献身的感觉，那种服膺的感觉，五体投地的感觉，就是世界上有这样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理论，有这么伟大的实践。当然，你事后，很显然你的设想和事实不可能完全一致，除非你要求你的设想就是百分之百兑现，那你就会非常失望。如果你知道你的设想不可能百分之百兑现，你反倒会乐观一些。
张承志的一部小说里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记得并不完全是原文了，他说世界上只有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利乐观，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就是对什么事所谓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一切我都不抱幻想，我对革命也不抱幻想。这样的话，我反倒乐观了，知道它出现一些问题，有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出现，这个不足为奇，但是这个世界，这个世道就是这么变化的。
记 者：我记得好像您说到了张承志他做第一个红卫兵，不后悔，表示青春无悔的意思。您早年写过《青春万岁》，您现在回忆，是不是也有青春无悔的意思？
王 蒙：当然有这个意思。《青春万岁》也许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小说。但是，这个小说毕竟是一个记录，而且是唯一的记录，现在你找不着任何一本书能够向你传达1949年、1950年、1951年、1952年，最多到1954年左右，那样一个，我也常说革命凯歌行进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希望。这个可是你不能够忘掉这一点，不是一个小小的王蒙，那时候才十四五岁，包括像现在人们都非常尊敬的有些大知识分子，解放以后都是最热情的投入的，比如说我知道的语言学家叫（罗常培），那种热情，语言学家吕叔湘，哲学家冯友兰，现在有一些人攻击冯友兰，但是冯友兰他看着共产党他也服了，你想想国民党那个时候什么效率，什么情况。很简单，北京到处，东长安街全是垃圾，垃圾是一座大山，共产党进来不到一个礼拜全光了。沈从文，现在人们把沈从文捧成了一个孤独的寂寞的一个形象，但是寂寞和孤独这是政策造成的，不是他本人的愿望。他本人的愿望是什么呢？丁玲，他能有机会见到丁玲，他觉得非常荣幸，因为他毕竟和丁玲有过非常密切的接触，密切的关系。他申请是参军的，他要求到人民解放军里头去做文化工作。是丁玲对他非常的冷淡，使他割腕企图自杀。 还有一件事，萧乾和沈从文是朋友，你看书上说是60年代初萧乾去过一次沈从文家，看到沈从文住的房子太小，萧乾就给领导写了一封信，结果沈从文就大怒，沈从文说我现在正在申请入党，你现在一写信觉得我在闹待遇，我成了什么人了。
记 者：您在书里面反复强调，中国的激进革命是有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这是它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一直激进到最后，“文革”是总的爆发，大致是这么一个观点。我看过《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波普尔的那个书里面，他反对这种论调，更强调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是什么原因让您得出激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结论？
王 蒙：你这个讲得也很好，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因为中国革命后来胜利的迅速，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毛泽东本人的想象，毛泽东在写《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时候那已经是1948年了，当时对中国革命进程的估计比后来实际做到的要长得多，他认为还要有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可是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刚才你的理念还说到有一点，中国革命是从苏联进口的。
记 者：是学者们的说法，苏联向中国输出了革命。
王 蒙：不是，为什么呢？中国这个革命的性质，它有苏联的影响，不是主体，主体恰恰是中国历代的农民战争，就是改朝换代，很简单地说，中国要改朝换代，这个改朝换代到了清朝那种内外交困的时期，读书人希望改朝换代，工人、农民，工人很少了，主要是农民，农民很容易接受这个改朝换代的观念，大救星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中国历史，整个一个历史已经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搁这么几百年，有的时间会长一点，有的时间都非常之短，唐朝长一点，周朝长一点，但是它有改朝换代，有老百姓的造反，有水能载舟，水能覆舟。
记 者：我总体感觉您体现出的政治态度，非常反对急躁，冒进，您主张非常缓慢而稳定的历史变革，您认为历史变革，包括改革也好，应该有一个过程，慢慢进行，要戒急也要戒躁，如果前面走得太快会有问题，如果没想明白宁可慢一点也行。
王 蒙：中国发生的这些悲哀，大部分是由于急躁所造成的。包括像大跃进、公社化等等。但是，我同样非常痛切地陈述了目前的这些忧患，乃至于这些危险。而且我说的那些事情在我之前，包括那些抱极端批评否定态度的人，他们并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比如说，对领导首先得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而目前在中国知道真实的情况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认识，就是领导同志来了一定要让他高兴，让他看他最高兴的事，让他到你这视察完了以后心情极其愉快，非常满意，这样各种好处都有，这就不用我解释了。像我在书中举的那些例子，视察文化产业，干脆连人带物全都从深圳调来，然后请领导去看，我相信现在没有哪个领导知道这个事。比如说视察菜篮子，干脆临时换一个价钱，原来黄瓜是两块钱一斤，现在一下子变成四毛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是面对现实问题要有勇气说出真相。党的正式文件上都讲，大家要有忧患意识，其在书中上也讲了许多尖锐的话，讲了许多尖锐的问题。
我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其说是辩护，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我恢复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为如果你对历史的看法是现在网上某些人的看法的话，那中国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土改不可能发生，参军不可能发生，白毛女不可能演，中国共产党根本就胜利不了。所以你必须理解这个历史是怎么发生的，至于说这个历史你喜欢不喜欢历史成为这个样，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不喜欢这样，我能设计出另外一个样子吗？我能让它重新再发生一次吗。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设计历史的可能性，和寻找这个历史的责任，不如我们设计当今的可能性，当今的责任，当今能够改善的可能。如果你一边指斥历史，一边又对今天不负任何责任，那样中国就会只能变坏。
记 者：谢有顺对您的评论中说，你很难背叛作为精神父亲的毛泽东，那么，你是否有认毛泽东做精神父亲的潜意识？你要遭罪的时候，因为毛曾经保护过你。
王 蒙：第一，我没有想过这个，我脑子里没有这个词，套瓷也套不到毛泽东那，高攀也很难高攀到那。第二，你说的那个事对我有很深的印象，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也没有机会能够直接比如说与毛泽东谋面，哪怕他是拍拍我肩膀还是摸摸我脑袋，按他的年龄，他年龄比我父亲大，我父亲是1911年出生，他是1893年出生，他比我的父亲大八岁。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重要，谢有顺那么理解完全没有关系，无所谓。
但是，我是觉得不应该把这个政治人物绝对的道德化，有些对毛泽东的看法就是对他的私德方面有对他各种不利的说法。我觉得我们更多是看他在历史上实际起的作用。而这里头如果你是用谩骂的方法，你是用道德毁灭或者道德审判的方法，我觉得不见得对中国能有什么好处，而只能会造成中国的一种新的混乱。
记 者：査建英说您是国家公仆，我感觉您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保守者和中庸者，您做价值判断，对事实认知，提出您的主张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翼翼，非常担心过犹不及，非常主张中庸。您的中庸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王 蒙：中国因为缺少多元制衡的传统，中国的平衡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中国在政治道德上最强调的是中庸（勿为已甚），留有余地，过犹不及。你说我是一个中庸者，我并不否认，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而且这是中国国情和中国的文化所造成的。
别人的看法都对，因为他都有他们的，他又不是恶意的，都有他各种某方面的理解，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我就是与其让一些人没完没了地在那瞎猜瞎理解，还不如我干脆给你公示一下我到底对很多事情，恰恰是这些最尖锐的大问题上，我是怎么想的。
我不赞成那么急于做价值的判断。我有我的笔法，我的笔法里面并没有杜绝做进一步价值探究，或者价值斟酌的这种可能。但是我更多地要说我所感觉到的真实发生的情况，为什么它会发生。比如说搞运动，一搞运动，一开头大家都想不通，三弄两弄就弄成真的了，这是为什么，我在小说里也写过这些场面，这个书里面我写得更透彻、更清楚。而且那些简单骂一顿那些人，搞运动的时候他不见得不按我这个路子走，他也上这个套，他也按这个路子走。 所以我觉得我这里头实际上更注重认知而不是判断好赖，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把他的价值判断放在前头，而不考虑认知判断，就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鲁迅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人们看一个匾，都还没看清楚什么字呢，但是两边已经打起来了，一部书法的匾，他认为比如说这个字写得好，那边认为这个字写得不好，双方的意见非常不一致。但是那匾上到底写的什么还都不知道，他原来想的，因为眼睛都近视……鲁迅他就讲过这个。
我是觉得我们谈中国的时候先看看中国近百年来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为什么发生的。它好也发生了，不好它也发生了，你光说它不好，你没有办法设计出另外一种有意义的新的途径，我是这个意思。
记 者：我看到有人对您评论说，您像一个泥鳅一样，前两年您发布书的时候，有人说王蒙是妖精，您也认了。是什么原因让您炼成这样的？
王 蒙：说我泥鳅的人就说明他一点都不了解王蒙，因为他太浅了，如果要是泥鳅的话，他写不出这种书来，这样不回避自己的观点，尽管在措词上很慎重，但是毕竟把该说的话说了。说我都成了精了，在香港有这么说的。就是说能够掌握这样一个分寸，能够拿捏这么一个火候，除王蒙外休做第二人想，他这个用词还挺逗的，不像现在年轻人用词，不是说没有第二个人了，它叫休做第二人想，他把这个动词“想”放在最后来了，这个人读过点老书，四十岁以上。
我看了这个评价很得意，不成了精能够做到这一步吗？我还引用，我在银川书市还引用。
记 者：您在后面写到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您不相信少数人，但是也不相信多数人，您认为现在的民主集中制有合理性和好的一面。这些事根据您自身经验得出的结论吗？
王 蒙：多数人的暴政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如果我们讲毛泽东搞运动，他搞运动的最大的艺术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形成一个多数，他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收拾那个尖子，收拾那个官大的人，或者是学问大的人，或者是现在说职称高的人。这样的话，他就使一大批自己要什么没什么的这样的人感到出气，感到痛快。因为在中国优胜劣汰，有被淘汰的感觉的人是绝大多数，有优胜感的人是极少数。如果你随时随地把有被淘汰感的人团结起来去收拾那个自以为优胜的人，你无往而不胜，你信不信？
所以，当然我对多数的，而且我现在对网上的潮流，我也并不相信，网上的一哄而起的那种道德义愤未必可靠，你不可能去对证那些事实。中国尚不具备一种民主讨论的空气，别以为网上是民主，网上那也是可以被左右的，那个舆论也是可以被舆论的，也可以被义愤。
所以我对多数也不是绝对的相信。我很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民主的真谛的观点，因为这个太容易做到了。你看卡扎非和萨达姆，他们得的是全票，全体人民投票，而且一张反对票都没有，你说那个时候每个人填写那个票的时候都是被机关枪逼着的吗？那不可能。说民主的真谛恰恰要看多数对于少数是不是能够尊重，能够保证他拥有的合法的权益，我觉得这个讲得挺好。
记 者：现在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用现代的西方的社会科学来解释中国传统的这种儒家，这样一来就说成西方的民主宪政，我们的儒家，老祖宗的遗产里早就有，西方的这个好那个好，我们早就有，早就比你们好了，这个观点您赞成吗？
王 蒙：当然这是哗众取宠，而且它根本不知道旧中国是怎么回事。
牵涉到文化的问题，前不久我在凤凰台听世纪大讲堂一位老师讲，他就说周易讲的是自然科学，讲的是数学，讲的是物理学，讲的是化学。他说的当然有理。但中国的悲哀就在这里，就是我们缺少一个，就是那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周易当然它要研究自然的很多规律，包括某些数学的规律，比如那八卦，已经在探讨不同的排列组合的这种可能性。问题是它没有把它变成科学，而是变成了神学，变成一种神秘的一个，或者是哲学。它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带有神秘色彩的那样一些占卜、预言。
如果你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科学的观念，当然也有，中国人也知道勾股定理、商高定理，说周易里面还提到一个数字55，他说这个55就是1-10的等差级数的总和，我完全相信，它能算出来，因为这个数也不大，1+2+3+4，一直加到10，等于55，这个都能算出来。问题是中国不往数学上发展，而是认为这个数字是命运的表现，中国人讲气数，他是用数字来代表命运，用数字代表神秘，用数字来代表正邪，或者是偶和奇，所以这个恰恰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现在要发展科学，我说的那个用价值判断代替认知判断，也是中国没有好好发展科学的一个悲哀。其实你要认真读我这个书的话，你就也知道，我并没有做很多的价值判断，我并没有在这个书上想为谁歌功颂德，或者也没有想专门想恶心谁，而我叙述的是事实，是历史，是发展。如果我说这个东西它存在着危机，这个既不是诅咒，也不是斥骂。如果我说这个是必然的，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头也没有价值判断，这个人是必然要生病的，等于我要提倡病啊？人是必然要死的，老了以后要死的，等于我提倡大家去自杀？那就是对不起，那就是太浅薄了所造成的，如果他不浅薄他会知道我这里面避免做仓促的价值判断，而是做诚恳的认知判断，就是什么事情发生过，为什么它会发生。为什么你现在看着很荒谬，中国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人看着上一代人荒谬。我觉得这都不是有出息的表现。
有一个比我们这一代人年轻二十岁的朋友写文章说， 1957年被打过右派的这批人，他们经历了苦难，应该孕育出黄金来。但是由于他们思想不解放，孕育出来的不是黄金，是木头。
这个说法就很有趣了，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说这话的人也已经快六十岁了，你把你的黄金拿出来就完了，你责怪我们没有给你黄金，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的黄金在哪呢？所以我觉得，与其去责备上一辈人，他却忘掉了他已经早就超过了他那个上一辈人了，上一辈人干这么多大事的时候，即使你觉得这个事干得还不满意，是搞革命的时候，是写作的时候，是发表惊天动地的言论的时候，那时候人家才三十岁，才二十岁，才四十岁，你现在都快六十岁了，你埋怨上一代人没有给你们孕育出黄金来，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记 者：您说到社会的时候，主张应该多元化，此前我也注意到，在文学界的一些论争中，您曾经保护过王朔，您说应该有不同的文学作品。您的这种多元的思维，也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过去的教训形成的吗？
王 蒙：我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咱们国家写小说的人，喜欢文学的人，我们最喜欢强调这个话，官方也强调，有时候本人也强调，就是生活，深入生活，从生活出发。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政治的理论，社会的理论，同样需要的就是生活。如果你的这个政治理论脱离了生活，你就变成了俗套子，就变成了没有人相信的东西。只有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才行。
比如说指导思想，如果指导思想是一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指导的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不就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吗？正因为被指导的思想是千差万别的，有宗教的、有爱情至上的、有金钱至上的、有口是心非的，因为有这种千差万别的思想，社会才需要一个指导思想，否则指导什么？所以说，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如果说我有独立的思考，就是我毕竟年龄也挺大了，我有很多生活的经验，我有北京的经验，我也有新疆的经验，我有汉族的经验，也有少数民族的经验，有当官的经验，也有被打入另册，变成什么五类分子的这个经验，我也有国外的经验，毕竟我这些年走了境外的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好事坏事我都见过。我就是用我的生活，我对生活的感悟，对生活的认知，对生活的挂牵，对生活的坚持，来衡量我们的社会，来衡量一些理论，也来衡量别人对我的呐喊，也包括非常美好的声音。所以我说我要做的就是用生活来解说文学和政治，跟我这人是统一的。有人说你写这个书是转向的，我说我哪转向了，本来这就是写我的生活，而且恰恰是今年又不断在发表中篇小说，这个你们也都看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