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曾担任过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却在1938年9月30日被人刺死在上海寓所,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
不满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怒辞民国首任总理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官派留学美国,经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
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1901年,袁世凯被清政府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办理接收八国联军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秦皇岛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亦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
1904年,清政府任唐绍仪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问题｡唐绍仪坚持民族立场,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力主推翻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所谓《拉萨条约》,挫败了英国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1906年4月,中英签订《续订印藏条约》,虽然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商埠的特权,但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自1906年起,唐绍仪先后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税务处会办大臣､邮传部左侍郎｡1910年,唐绍仪曾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但不久即辞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唐绍仪被聘任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唐绍仪少年留美,深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思想立场更向民主共和方面转变,他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当酝酿新政府总理人选时,唐得到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一致推选和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但袁世凯一向是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逐渐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不满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同盟会会员)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遂于6月15日愤而提出辞呈,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放着党国大员不做,屈尊就任小小县长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称帝,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
1916年6月,袁世凯暴毙｡黎元洪继任总统,但皖系军阀段祺瑞大权在握｡唐绍仪力主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站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立场上,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滇桂军阀排挤孙中山,唐绍仪曾进行过调和｡军政府改组后,唐绍仪为七总裁之一,但因孙中山辞职赴上海,唐亦未到任｡
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同时也为把持南方军政府的桂系军阀所不容,被撤掉总代表之职｡南北和历时年余,终未达成协议｡
蒋介石上台后,他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做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来沪做寓公｡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这个人就是指唐绍仪｡
经过如此漫长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职的唐绍仪,优哉游哉之中,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他住进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海军陆战队的刺刀闪烁着逼人寒光,一卡车一卡车地开来驶去｡但唐绍仪所在的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只是大批的难民拥进,给这畸形的繁华景象笼罩了一层阴影｡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既然如此,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深居简出,暂且做做海上寓公,待机再起｡每天早上,先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养元气｡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想以后的杀身之祸,竟也与此直接有关｡
日寇设想“南唐北吴计划”唐氏投敌谣言蜂起
唐绍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事出有因｡1938年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 2 ]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两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战前就有交往｡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因近期的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评,正惴惴不安之时,见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惮｡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却又另找借口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心狠手辣的戴笠终于等不及了,发出了刺杀令｡
军统特务密谋月余古玩里暗藏钢斧终夺命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从8月间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绍仪被刺身亡,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巡捕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原来,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着淡灰色哔叽长衫,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用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用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口声声,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他们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是6312号｡
为平息公众舆论蒋介石掩人耳目颁“褒扬令”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2000cc,仍不见效,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说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个被收买的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后一直惊惶如丧家之犬,又因与唐绍仪有特殊关系,逃到重庆后便有点精神失常,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当局一时无法安排他工作,让他在一家旅馆暂且住下｡不久,据说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入一家医院诊治,关在一间特别监护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来越重｡他偷偷地在身边裤袋里装了一支手枪,说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总是插在裤袋里｡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公干,发现谢的病房紧关着门,便从门上气窗探看,谢一惊之下,拔枪便射,几个特务一齐还击,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的杀人灭口之计｡
唐绍仪遇刺后,国民党元老认为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而将其杀害,大为不满｡迫于压力,蒋介石颁布了“褒扬令”,给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唐绍仪的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称其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但其“终不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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