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套祖屋，他残忍地杀死了两个妹妹。而如果兄妹均分祖屋，每人只有区区4万元。是什么导致他们大动干戈呢？ 令人深思的是，他在遗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为什么小时候那么穷，我和妹妹们会过得那么快乐，到香港后却变得像陌生人，如今还要你死我活？”
长安居大不易，
繁华背后谁知穷人的落寞
文立强，1964年出生于广东惠州市。他有三个妹妹，分别叫文立红、文立好、文立梅。由于家里很穷，他初中毕业后，就和父亲文先德一起做海鲜生意，长年累月地在惠州、深圳的海边奔波。多年的辛劳终于有了回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家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百万富翁，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1988年，文立强年轻气盛，一心想去香港开公司，而且当时国内正流行两股潮流，一是内地有钱人移居深圳，二是广州、深圳等地的有钱人移居香港，这是能力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他铁了心要去香港定居。开始时，家里人不同意，父亲还骂他：“我们在内地做得好好的，跑到香港去干什么？那边都是有钱人，我们过去就是穷人！”但文立强满腔豪情壮志，由于他是“接班人”，文先德最终也只好拿出大半资产让他移居。不久，他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水产公司。果然，他的“远见”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将父亲收购的海鲜，通过香港转销到国外大赚了一笔。渐渐地，他在香港站稳了脚跟，1990年他买了套豪宅，并和香港女孩周梅结了婚。
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看着哥哥在香港过上了好日子，几个妹妹也成天嚷着要“住在香港”。于是，随后几年，在父亲及哥哥的帮助下，三姐妹先后通过买房、嫁人等途径都定居到了香港。最后，文家除了一套祖屋，在内地的所有资产都卖光了。在香港，文立强一直与父母同住，而三个妹妹各自成了家。由于自身条件不太好，她们家境都一般，做着餐馆服务员、家政等工作。
世事难料。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贸易联系迅速膨胀，深圳很多水产公司在香港成立了中转站，抢走了大部分市场，加上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文立强的公司遭遇了沉重的创伤，效益逐年下降。香港虽然充满生气和商机，但也处处是诱惑和陷阱，受挫的文立强迷上了买马（六合彩），甚至经常去澳门赌场“碰运气”。结果，他越陷越深，2000年，他的公司破产了。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卖掉豪宅、名车，带着父母、妻儿住进了一套仅50平方米的香港公屋。
儿子破产，对于文先德无疑是致命打击。因为以前他好歹是个被人羡慕的百万富翁，而移居香港后，他们这些“内地外来者”好像小溪流入深海，静默无声，找不到被认同感和归宿感，如今更是境况窘迫，又成为身份卑微的社会底层。
由于住房拥挤、经济困难，2001年春，文立强要求三个妹妹也分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并让父母在四个儿女家中轮流居住。妹妹们却认为，当初家族企业那么大，受益最多的是文立强，最终把公司搞破产的也是他，更何况她们都已嫁人，所以理应他一人承担父母的养老。几兄妹争执不断，并且把父母赶来赶去。2002年的一天，文先德终于忍无可忍，老泪纵横地说：“你们都别吵了，我和你妈回内地！”
不久，文先德和老伴朱美娇经常回到惠州祖屋居住。由于他们每月领取的香港综援在内地完全够花，所以在物质生活上基本不用靠儿女。但文先德自尊心很强，昔日辉煌和如今落寞的反差，使他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常常陷入孤寂之中，2003年冬，年近七旬的他因患抑郁症自缢去世。此后，朱美娇独居祖屋，尽管文立强和几个妹妹平时也会轮番前来惠州看望老母亲，但都是来去匆匆。
父亲的离世、母亲的凄凉，让文立强也渐渐看到了自己的将来。尽管他当时才40岁，可越来越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悲观。他破产后，在香港一家海鲜市场替人打工，每月挣8000港元薪水，妻子做清洁工，月薪5000港元，但他们贷款买的公屋月供需要7000港元，还有孩子的教育费、一家人的生活开支等，常常入不敷出。一次，他回祖屋探望母亲，老人家知道他困难，便拿出1000港元给他，当时他哽咽不已：“娘，儿不孝，没能让您安享晚年啊！”
可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到几个妹妹耳中了，妹妹们很气愤，说文立强不但不把母亲接到香港照顾，反而多次回内地“啃老”……兄妹之间的积怨更深。为了防止文立强“独吞”母亲的综援，2005年春节，妹妹们一致要求接母亲回港生活轮流照顾。其实每月的综援只不过四五千港元，朱美娇如果回港居住，根本不够花销，反而会增加儿女们的负担，所以老人家坚持留在惠州。而妹妹们固执地认为，母亲这样做，就是偏心哥哥，好偷偷地“资助”文立强，以至于2006年朱美娇患病住院后，几个妹妹都跟文立强吵架，不愿分担医疗费……
生活太难，
人到中年收入赶不上CPI
2007年春，朱美娇在惠州病逝。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不久，文立强就和妹妹们因那套80多平方米的祖屋而发生争执。妹妹们觉得，既然父母都去世了，房子就应该卖掉平分。但文立强认为，祖屋是父母的“灵魂归宿”，即使空着也不能卖。
吵闹一番后，大家只好将祖屋空置，各自在香港生活。2007年，通货膨胀十分厉害，可香港经济仍处于低迷期，文立强和妻子的收入丝毫没有增加。一天，周梅提议说：“打工永远都没有出路，你以前做了那么多年生意，我们还是想办法开一家海鲜档吧！”文立强叹息道：“如今在香港开个小档，至少也得十几万元，到哪去弄这笔钱？”“你老家不是还有套祖屋吗？反正没人住，何不卖掉……”文立强一听就摆手，因为他知道，祖屋顶多卖十几万元，与三个妹妹平分后，也就能到手几万元，根本做不了生意。
见文立强整天耷拉着脑袋，周梅终于发火了：“你就是个窝囊废！你自己说说，从破产到现在，已经7年了，你都干了些什么？连生活费都还要我辛辛苦苦地挣，你要是有当年一半的能力也好啊！”贫贱夫妻百事哀，随着物价不断上涨，经济日益拮据，文立强被妻子唠叨得也越来越多。作为男人，文立强深感自卑，尤其在香港这个用金钱堆积起来的花花世界，赚钱往往是人们活得好与坏的标志，甚至是活下去最大的希望。当别的男人潇洒地娱乐消费时，文立强却在海鲜市场替人杀鱼卖虾，曾经风光过的他能不落寞吗？
但文立强无可奈何。一次，他突然下定决心东山再起，便放下面子找到一个老朋友想借20万元钱，朋友却泼了他一脸的冷水：“兄弟，你就认命吧，现在不是八九十年代了，20万元能干什么？最多顶过去的一两万元。何况市场竞争那么激烈，人家开水产公司都是几百上千万甚至超亿的资金砸进去，你这点钱投进去简直是大海里的小鱼小虾，根本玩不过啊！”朋友的蔑视，让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其实他心里也清楚，社会发展到今天，钱已经不值钱了，不说在香港，就是在深圳，20万元也很难创业。可他只不过想在家附近的海鲜市场开个小小的档口，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迟迟没能借到钱实现这个梦想！
更郁闷的是，2008年初，文立强在搬运海鲜箱时因体力不支晕倒了。第二天，老板就解雇了他，说：“老文哪，你44岁了，干这苦力活也太为难你了！”失业后的他在家里憋得慌，他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老了，也似乎越来越不中用了。他常常感叹，是啊，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有近千万人口，非富即贵，自己又人到中年、一无所有，哪还能像年轻时那样闯荡呢？
没了工作，文立强精神上也十分空虚。以前，他喜欢张学友、邓丽君等港台明星，可现在，电视上不是周杰伦的“和尚念经”，就是陈冠希的“艳照门”。他发觉，香港完全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娱乐集市，根本不适合中老年人生活。加上妻子嫌他无能，夫妻俩感情不和，2008年6月，文立强干脆悄悄搬到了惠州祖屋独居。在这里，他先找了一份临时工，由于祖屋位于一楼，而且背后临近菜市场，他便留一间卧室自己住，其余空间改造成门面，出租给别人开麻辣烫小吃店。这样，他每月有几千元收入，他还在小院子种了些蔬菜，闲暇时间就浇水养花，或躺在摇椅上听一听粤曲，日子过得比在香港时安逸多了。
[ 2 ] 尽管文立强也常被人议论，但他能够面对现实。一次，有个与他年龄差不多的中年男子跟他聊天时问道：“香港那么繁华的地方你不呆，咋跑到这小城市来呢？”他一声叹息：“人生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这种内地人，在精神、文化上根本无法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找到共鸣，如果没有钱，更是寸步难行，甚至连找个闲聊的人都很难，因为人们永远都是那么行色匆匆，何况那里到处是高楼，住在里面实在难受啊……”
文立强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块“乐土”。可没安宁四个月，他想“落叶归根”的愿望就被打破了。2008年9月底，文立红在深圳购物时，忽然想到去惠州看看那套祖屋。不料竟发现，哥哥在此已住了大半年，而且把祖屋出租了！当她得知每月租金有近3000元时，立即跟哥哥吵了起来。文立红还打电话通知两个妹妹，结果，文立梅也跑了过来，文立好因为有事没来成。三兄妹你一言我一句地争执不已，两个妹妹要求把房子卖掉分钱，文立强不肯，由于朱美娇去世时将房产证留给了儿子，文立红和文立梅也没办法出售。
闹了几天，三兄妹仍没达成一致意见。文立红和文立梅便野蛮地把租客赶走了，文立强见妹妹断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气得跟她们打了起来。小区保安甚至民警过来调解，都无济于事。不久，文立红和文立梅起诉到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尽管法院判决该处房产由他们四兄妹平分，但因文立强不配合出售，纠纷始终未能解决。妹妹们气得大骂文立强：“你竟然想独霸父母遗产，太过分了！”
这一切都源于穷，源于42岁的文立红和36岁的文立梅均已人到中年，她们也都是住公屋，家境并不比文立强好。文立红还多次失业，经常靠领取综援生活，她跑到深圳、广州购物，也完全是为了抵抗通货膨胀――淘便宜货。移居香港十几年后，三个妹妹同样都深刻地体会到了收入永远赶不上CPI增长的速度。而妹妹们对文立强最大的抱怨是，当年他不该花掉家里大半的财产移居香港，后来又沉迷赌博致使破产，否则整个大家庭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亲情悲剧，
同室操戈兄妹阋墙警世人
由于妹妹们的吵闹，文立强没能把祖屋租出去，因此经济更加困难。2009年3月，迫不得已，他又悄悄将祖屋租了出去。不料，半个月后，文立红和文立梅闻讯立即赶到惠州驱走租客，并在门前和墙壁上写满了“这房屋不准出租，出租的不是房主，如果给真正房主知道，也是要搬走的”、“任何人请不要租这房”等红色警告语。她们还起诉到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文立强始终不肯接受调解。
一次又一次的纠纷，使得祖屋既不能卖也不能出租。2009年7月，文立强只好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但残酷的现实让他越来越心灰意冷。他迟迟找不到工作、巨大的家庭生活压力，造成夫妻俩矛盾剧增。一天，周梅上班前拿了100港元给他买菜做饭。他去市场转了一圈，发现菜价都比一年前涨了很多，100港元只够买一顿的菜。妻子回家后，却把他骂了一通：“你就不知道讲一下价呀，赚不到钱，还这么大手大脚，真是个没用的败家子！……”周梅不停地在厨房里唠叨，本来就心情郁闷的文立强不禁怒火冲顶，挥起拳头狠狠地揍了妻子一顿。
由于下手太重，周梅被打得鼻青脸肿。当初，周梅和文立强也算是“孔雀女”和“凤凰男”，如果不是文立强年轻有为，周梅这个香港女孩也不会嫁给文立强这个“内地仔”。文立强破产后，周家人一直瞧不起他，现在又把周梅打成这样，周家人更加容不下他了，要他“滚出去”。那几天，他被妻子拒之门外，有家不能回，像个落魄的流浪汉。一个傍晚，他站在维多利亚港边，望着滚滚香江，真想跳下去一死了之。可当他看见成群结队的内地游客，陶醉地为美丽的香港夜景而欢呼时，他又似乎舍不得离开这个繁华世界了。
为了缓解夫妻矛盾，文立强又回到了惠州独居。由于祖屋租不出去，他只能靠打工和综援生活。但每月的综援大部分给周梅“截留”了，因为他还得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此时的文立强，对人生已没有了多大的奢望，他只想有个地方安静地住下，每天干份工作，喝点小酒就行了。可即便是这种穷日子，他都无法安然享用。2010年初，几个妹妹不能容忍哥哥屡屡使用祖屋，再次要求把祖屋卖了分钱。他苦苦哀求，并道出了自己的难处。妹妹们却认为他是和嫂子在演“双簧”，目的就是想独自霸占父母的遗产，以至于几兄妹又多次打架吵闹……
一次，几兄妹在祖屋门前吵架时，有邻居劝文立红和文立梅说：“他可能确实遇到了难处，不然他为何老是一个人在这里住呢？哪个男人不希望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呀！再说了，这套房子都有30多年历史了，即便卖，也顶多值16万元，你们四兄妹每人才分4万元，这点钱对你们香港人来说，不就是两三个月的生活费嘛！”没想，文立红撇着嘴说：“说得倒轻松，你们以为香港人个个都是大款啊？那里什么都要花钱买，现在物价又这么贵，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房子是我父母留下的，人人都有份，他凭什么霸占着？当初我父亲那么多财产，都被他弄没了，他现在还好意思跟我们争这一点遗产，我们就是不服！”
的确，香港是一个处处需要钱的大都市，就连大米、猪肉、蔬菜等这些最基本的商品都需要从内地购买，物价能不高吗？更何况，2010年内地多个省份遭遇干旱和洪灾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香港的CPI增长自然更加严重了。对文立强兄妹这样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生存压力肯定比内地居民更大。而文氏兄妹的积怨，在通货膨胀的挤压下，也进一步加深。尤其是2010年8月，当周梅以家庭暴力和长期分居为由在香港起诉要求离婚时，文立强愈发感觉到了“世界末日”的来临，他被现实逼得走进了一个人生死胡同……
但没人能真正体会到文立强内心的悲怆，即便是他的亲妹妹们。2010年9月29日下午1点，文立强正独自闷闷不乐地在祖屋喝酒吃午饭，从香港赶来的文立红和文立梅却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房屋出售协议上签字。“谈判”不成功，三兄妹又吵闹推搡起来。没多久，喝醉了酒的文立强就发狂地用菜刀朝两个妹妹连砍乱杀。文立红和文立梅都身中数刀，倒在客厅中间，鲜血染红了整个地板。杀死两个亲妹妹后，文立强在现场写下一封遗书，然后摇摇晃晃、满身血迹嘴喷酒气地到附近派出所自首。2011年1月，文立强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正式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曾几何时，年轻豪迈的我们都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只要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甚至香港、纽约那样的繁华都市里，就会很快乐、很有成就感，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打拼，即便忽视、愧对亲情，也要“风光”地向上攀爬。殊不知，大城市有大压力，越发达的地方越需要生存本领，尤其在这个CPI增长凶猛的时代，一旦涉及到金钱，亲情就很容易受到亵渎和伤害。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满足物欲并非幸福的全部，千万别因为金钱产生家庭积怨、瓦解骨肉之情，纵使通货膨胀了，亲情也决不能跟着贬值，毕竟人生最宝贵的是拥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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