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亿凝
关键词：媒介场域理论；
新媒体；
互联网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
场的概念
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可以看到，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对于场是如此定义的：“—个场就是一个有結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在这个场里……有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这也是各个参与者为改变或保存自身的位置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即社会中存在有各个相互独立又相互纠缠的场，如司法场、科学场、文艺场、政治场、经济场以及我们要探讨的媒介场等等。这些场正如同物理学中的场一般，有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力量共同推动着来保持运作。
场的内部
在这些场的内部存在着自己的规则，而场内的人们会根据这些规则自发地进行评判，从而产生一定的等级关系。场中人都在这种等级关系下进行竞争，都想做出更高的成就，获得更高的等级。
场的外部
对于外部，各个场又是相互影响的。虽然布尔迪厄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各个场各自封闭，形成“象牙塔”，只接照场内的逻辑自我发展，而不必被外形所影响，但场首先是处于社会中的，在社会中必定会产生交流与联系，因此场间影响便是必然的了。而在各个场中，影响力最强的是经济场和政治场，最易受影响的同时也是影响力最广的则是媒介场。
媒介场中的场域理论
审查与竞争
首先，在媒介场内部的规则中，存在着许多无形的审查，如把关人机制、媒体人本身教育背景的雷同所造成的视角重叠、媒体人间一些约定俗成的行内规矩等等……其次，媒介场内部的竞争主要在于对独家、头条等报道的争夺，所比对的对象则是其他的媒体平台，这就导致了时效性的巨大压力与“信息茧房”的场内传播环境，同时也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思想。而这一切惭造成的结果是整个场所传达给大众的信息是同质化与平整化的，甚至是媒介能够通过其巨大的影响力为受众建造—个拟态环境，抑或在信息渠道方面引导受众，对受众所探讨的议程进行设置。
被影响与影响
媒介场是所有场中最易受影响的场，而影响力最大的政治场和经济场能够通过政治权力与经济控制来把控媒介场所传播的内容，同时又能够经由影响力最广的媒介场，从而波及其他的所有场域。《关于电视》中主要的讨论方向在于经济场对于媒介场的影响。
在当时的年代，经济场将经济控制外化为收视率这一直观的数据，各家电视台为了争夺观众、提高收视率而以市场为第一逻辑，导致了电视作品、电视新闻的媚俗、娱乐化等现象严重。就在同一时代，尼尔·波兹曼也提出了“娱乐至死”这一说法，而这个预言也在当今被不断应验。
同时，媒介场又以排行榜等手段强势介入其他的场域，将市场规则强行引入原本有着各自独立评判规则的场域，导致各场域内能够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浅薄的、世俗的作品和成果不断涌现，而大多数人由于在该领域的知识水平和文化鉴赏水平的限制所无法理解的前沿科技、先锋艺术则趋于冷门，在市场的规则下无法在场内赢得竞争，获得更高的等级。
批判与应用
布尔迪厄做《关于电视》中这场电视演讲的本意在于借助电视强有力的传播能力，以“场域理论”为研究方法，将媒介内部无形的结构机制展现于大众面前，并呼吁所有场内的、场外的人士在认识到这些结构带来的危害后共同联合起来，抵御危害。
但布尔迪厄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过于强调媒介的危害性，忽视了媒介所带来的良好的作用，并且过于强调精英主义与不可能实现的“象牙塔”策略，过分注重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媒介场的传播能力，忽略了各个场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适应能力以及受众的自主判断能力。
另外，布尔迪厄提出媒介场域理论是基于当时法国媒介场的现状。而对于其他有着不同国情、不同传播语境的国家，以及现如今的新媒体传播语态，布尔迪厄版本的媒介场域理论也无法完全适应。因此，本文接下来将以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为基础，对媒介场域理论进行协商式解读，浅析在如今的时代，媒介场域理论该如何被调整与应用。
新媒时代的传播语境
如今互联网逐渐占据了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新媒体平台也愈发蓬勃地发展，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愈发得到体现。
受众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结果，截至202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总人口共计141260万人。而国家统计局202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103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10.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73.0%。我国全国电话用户总数182353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164283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116.3部／百人。即人均拥有约1.16部手机。
最广泛的传播媒介从电视机到手机的过渡，意味着人们发声威本下降，也意味着有能力发声的人群变广，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群都有平等的发声的机会。而微信、QQ等等社交软件的出现，也使得每个人的社交场域得到了拓宽，—个人可以同时身处多个不同的小型社群中，各个小型杜群的粘台度也更高了。
时效性
科技的发展带来的直播等传播技术上的迭代升级也造成了如今人们对于信息即时性的高需求，从而导致对时效性的追求也成为了媒体人的首要目标。事件刚一发生，相关的信息便会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而这也造成了许多未经核实的信息被广泛传播。
信息传播
同样的，由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作者与接收者，并且对信息进行再制作与再传播，每天在这个世界上被传播的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而每个人每天要处理的信息量也十分巨大，并且其中所蕴含的信息也愈发复杂。再加上各人对信息的接受、了解程度以及所理解的角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于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也会出现许多误解。而庞杂的、大基数的信息流使得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随意发声，而“让子弹飞一会儿”也成为了当今许多新媒体用户的共识。
新媒体时代媒介场域理论的协商式解读
审查的增减与改变
首先，新媒体时代的发声群体增多使得有能力发声者不再局限于—个拥有类似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的圈子，而是有更多的“草根阶层”以及主流之外的群体拥有了发声的渠道和手段，并且也能够通过互联网更轻易地找到拥有类似声音的群体。这就使得对于媒介场内的媒体人整个群体而言，视角、经历的局限被动地得到了拓宽，而这其中传统媒介场域理论所认为有较强主观性的媒体人自身的审查也被无形地抵消了—部分。
其次，由于能够发声的媒体增多，把关人的基数也在无形之中得到了扩大。审查看似更加严格了，但同时，由于发声渠道增加、成本降低，有能力发声的人群增多，数量更为庞大的未受到把关人核查的信息也能够被广为传播，因而把关人的审查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许多谣言只有在被大众所关注到后才能够得到把关人的关注与辟谣的机会。
媒介场内部约定俗成的规则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改变。人们更加注重言论自由，再加上自媒体的崛起，许多非主流的叛逆发言也能够被传播，并且在互联网上也诞生了许多小型的场域，或者说是圈子，这些圈子内也形成了各自的发言规则，包括各个不同的新媒体平台也对应着不同的受众与不同的传播语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媒介场内部的规则更加多元化、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结构性的无形的审查在随着规则的增多而更加严谨细致的同时，也由于场域的增多而在总体上较二十世纪更为宽松化。
在互联网时代，审查的手段也与时俱进地进行着改变。对于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审查人员能够通过技术筛查与判定，从源头上屏蔽不良言论，从传播过程中发现不良信息，从后果上给予封号或禁用该账号部分功能等处罚。也可以通过IP定位等技术手段确切地锁定违法信息的发布者，并在现实中给予其惩处。
但在如今的大环境下，媒介场内仍旧存在诸多结构性影响，如真人秀节目、选秀节目、辩论节目、谈话节目中的剧本痕迹等。因此，对于媒介场域理论而言，新媒体时代更多的发言者与更高级的审查技术所带来的是审查环境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结构性所带来的危害，但更多地还是对把关人与发言者自身素质的考验。并且媒介场中的结构与机制是无法被消解的，其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也是无法消除的，因而只能如同布尔迪厄所呼吁的，共同联合以抵御这些负面影响。
竞争的白热化
首先，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传播速度的加快使得媒体人对信息时效性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使得媒介场内的非良性竞争愈发强烈，由此导致的同质化现象愈发严重。再加上转发等功能的发明，使得信息的复刻更加轻易且理所当然，因此信息茧房现象则更加严重，而谣言的传播也更加迅速与广泛。
其次，新媒体时代圈子的增加使得小众话题的受众更容易也更愿意抱团交流与发言，而圈子内也有着自己的一套交流体系与规则，这就使得入圈有了一定的门槛，而圈内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排外。再加上“大数据推荐”“猜你喜欢”等功能，更容易造成信息茧房，为圈子内的人营造一种“圈子即世界”的拟态环境，从而忽视了来自更广大世界的信息与变化，甚至抵制一切与圈子理念、规则不符的言论，从而造成不良竞争。
新媒体时代的创作成本降低、创作途径增加以及通过创作营利的手段增多，使得创作者对于话语权的掌控有了更强烈的欲望，从而导致抄袭、融梗、搬运未标明原创等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引发的侵权事件频出，目前我国在此方面的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因而原创者维权难度较大。同时虽然当代媒体人对于版权等创作者权益的意识更加强烈，但由于好作品往往被使用、盗用、转载的次数多，原创者维权难度大，而被盗用也使得作品变相得到了传播，也是对作品的变相认可，因此大多数原创者选择不追究，或是无力追究。
因此，对媒介场域理论而言，当代的媒体竞争更加激烈，且竞争的主体构成更加复杂，所带来的恶性结果也更为严重。但正因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此方面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媒介场也正在逐渐凝聚形成“共同联合抵御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力量。
影响力更强
媒介在如今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樣媒介场也对其他的场域有着极其强劲的影响力。舆论造势能够带火也能压倒一个小场域，但同样，对媒介的妥善利用也能够促进其发展。
受到的影响更多
首先，新媒体时代的经济发展已远超二十世纪，而经济场也更深地渗透进了媒介场，乃至其他各个场域。而经济因素能够作用在新媒体领域的力量是极强的，主要体现在流量的控制上。媒介场域理论中的收视率因素在新媒体时代化为了流量，其本质都是对所受到的关注度的量化。不同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流量是能够为经济力量所把控的。无论是上头条或是热门推荐、定点投放，抑或是流量造假、买水军，甚至是限流、雪藏，都是经济力量能够实现的控制媒体曝光率的手段。因而在如今的时代，经济场对于媒介场的影响强度是空前的。
而如此强大的影响所导致的后果便是布尔迪厄所提及的“公交车式新闻”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媒介场的娱乐性质飙升。在这个注重流量的年代，所有人都希望吸引到大众的目光。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这使得一些深奥难懂的新闻更加平易近人、贴近大众，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了解各个场域“象牙塔”内的世界。
其次，新媒体时代，由于所有媒体都是在政府网络部门的监管下进行发言与活动的。政治场也意识到泛娱乐化所带来的危害，并在尽力通过政治手段规避危害，并对其有益的方面加以利用。
最后，由于人人皆有能力发言，其他各场域也逐渐反入侵媒介场，不再仅仅受到媒介场的影响与控制，而是利用媒介场向大众普及该场域的基础知识甚至是前沿科学、先锋艺术等。这也与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的期盼相符合：“走出象牙塔，去推行当初在象牙塔内形成的价值标准。”
因此，对媒介场域理论而言，媒介场在当代可以说符合了其提出者提出时的一部分愿景，但仍旧受到诸多影响，不过事物始终存在双面性，对这些影响的妥善利用也是—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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