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亚飞
（1.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2.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 200120）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金融与科技的联动发展成为主流趋势，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加快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基本成为共识。金融与科技的联动发展由来已久，且基于发展侧重点差异形成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两个维度。科技金融侧重于科技发展，一般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性安排（赵昌文等，2009）①目前关于科技金融尚未有明确、权威的定义，已有研究引用较多的是赵昌文等2009 年出版的《科技金融》著作中的表述，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亦引用其表述。[1]；
金融科技侧重于金融发展，一般是指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旨在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②关于金融科技的表述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8月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均是金融与科技联动发展的成果，其共同作用深刻影响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全新驱动力和增长点。为推动金融和科技融合发展，我国科学技术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等多方主体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和促进政策，然而，目前全国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与科技发展的协同水平还不够高（李鹏等，2021）[2]，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举措，以期为推动金融与科技联动融合、共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数理支持，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与参考，以更好地服务新发展格局。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已比较丰富，其中与本文关注重点相关的代表性研究如下。
（一）科技金融助力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
科技金融的核心是由金融支持的科技创新，基于科技金融的融资渠道，胡争光和余浩（2022）[3]将科技金融归纳为政府主导型、资本主导型、银行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四种模式。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认为科技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有显著作用（Benfratello 等，2008；
郑磊和张伟科，2018）[4-5]。科技金融在发现、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及其成果产业化方面起着枢纽作用（胡苏迪和蒋伏心，2018）[6]，金融自由化通过降低信贷筛选和监督成本等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发展（Czarnitzki和Lopes-Bento，2013）[7]，金融创新通过弥补资源配置的缺陷推动科技企业发展（Kaivanto 和Stoneman，2007）[8]。科技金融政策通过精准筛选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针对性的资金注入，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张明喜等，2018）[9]。然而，受制于环境、制度等因素影响，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期限差异，科技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在短期显著而在长期不显著（张玉喜和赵丽丽，2015）[10]，科技金融在企业研发期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而在企业研发成果产出期抑制作用比较明显（侯世英和宋良荣，2020）[11]。
（二）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
金融科技的本质是由技术支撑的金融创新（陈红和郭亮，2020）[12]，基于数字技术发展，金融科技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金融支付结算、加快金融信息传递、完善金融风险管理等形式（薛熠和张昕智，2022）[13]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具体而言，信息技术通过甄别微观金融风险、改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不断强化金融资源的极化效应（高洪民和李刚，2020）[14]，同时通过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完善和金融模式优化来加速金融发展进程（孙志红和张娟，2021）[15]，并有效解决了传统金融市场效率低下、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刘兴华和易扬，2021）[16]，极大程度上提升了金融发展水平。目前金融业正持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并进行数字化转型（杨望和魏志恒，2022）[17]，金融科技发展进入新阶段。
（三）金融与科技联动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与科技联动融合是科技资源集聚与金融资源集聚的合二为一、深度融合、深远发展（胡苏迪和蒋伏心，2020）[18]。金融与科技的有效结合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张芷若和谷国锋，2020）[19]，有效拓展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获取渠道（高洪民和李刚，2020）[14]，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技术创新（郑石明等，2020）[20]，进而实现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汪淑娟和谷慎，2021）[21]。何智励等（2021）[22]以长江三角洲为样本，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间有着强烈的中介效应，金融与科技的融合能够释放综合效应助力产业结构升级。一些兼备科技创新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国际型大都市，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命脉产生重大影响力（周海成，2016）[23]。推动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联动融合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已成为当前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布局新一批战略性产业、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Eichengreen和Shah，2020）[24]。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已充分肯定了科技金融、金融科技以及两者联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与参考。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补充完善。
一是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理论上分析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二是构建PVAR 模型从实证层面进行检验，同时构建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重点关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
三是基于检验结果，研究提出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举措，以服务新发展格局。
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是充分发挥科技金融、金融科技的聚合力量，以双向的互动与融合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和进步。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借鉴汪淑娟和谷慎（2021）[21]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分解为创新发展、普惠发展①借鉴汪淑娟和谷慎（2021）[21]的研究，经济协调发展即是促进区域间、城乡间的平衡发展，经济共享发展即是财富、资源的平衡、平等分配，两者皆与普惠金融和普惠经济的发展理念有共同之处。因此，本文在研究中以经济普惠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中“协调、共享”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代表。、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经济增长等五个维度，重点分析金融与科技通过五个维度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一）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创新发展
金融与科技基本贯穿经济创新发展的全过程。
（1）增加创新融资，有效缓解创新经济资本配置不足的问题。
（2）使用大数据技术筛选优质的科创企业进行率先支持，优先将资金引入高科技、高成长的新兴产业，促进科技创新；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科创企业的业务流程，降低创新风险，运用区块链技术加强对科创产业供应链节点的控制，进而提升科创企业成功概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影响单个产业部门的发展趋势和推动不同产业的有序更替，引导产业结构有序变迁。科技发展带来的产业技术进步和金融发展带来的产业资本深化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由相对低级向相对高级的产业演化，进而通过产业价值链的不断攀升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创新发展。
据此，提出假设1：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创新发展。
（二）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普惠发展
新发展理念下，发展普惠金融是践行“协调”“共享”理念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经济实现普惠发展的有效路径。相较于传统金融侧重整体金融体系的发展和金融总量的扩大，普惠金融侧重于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经济发展薄弱环节，助力缓解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则是金融和科技联动发展的典型代表，其在促进经济普惠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有效弥补传统金融在农村等偏远地区的短板，以多元化、创新型的信贷产品和服务助力“三农”，推动城乡、区域间协调发展。
（2）一定程度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传统金融排斥现象，克服传统金融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控制小微企业信用风险以缓解其融资约束，极大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为城乡创新创业者提供金融动能，从供给端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经济发展活力。
（3）创造丰富的消费金融场景，通过满足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提供就业空间增加居民收入来源、契合客户个性化消费理念等方式从需求端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倡导居民积极参与普惠经济发展过程，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4）推动新一代数字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重塑传统金融业态和经济生态，从广度、深度、强度多重发力扩大普惠经济受益范围，助力经济协调、共享、普惠发展。
据此，提出假设2：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普惠发展。
（三）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绿色发展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下文简称“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经济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而金融与科技也在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金融机构可利用科技手段，更高效地识别绿色资产、项目、产品和服务，将金融资源优先配置给技术含量较高的环境友好型项目，引导“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下文简称“三高”）企业进行改造升级，从而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化升级和新兴绿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2）在创新经济和普惠金融的支持下，落后企业可不断提升其产品的技术含量，改良其生产工艺，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节能减排，助力经济绿色发展。
据此，提出假设3：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绿色发展。
（四）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开放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金融与科技也正在影响我国经济对外开放格局。
（1）扩大开放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升级、产品绿色技术含量提升为国内商品出口提供了比较优势，普惠经济发展为国内商品进口提供了资金支持，技术禀赋越高的国家（地区）也更容易吸引外资和进行对外投资。
（2）提升开放经济质量。金融服务创新迭出，有效解决了跨境交易场景中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高的难点、痛点问题，可持续优化跨境业务流程和服务体验，助力开放经济提质增效。
（3）开放经济中的技术交流、资金互通、“双碳”合作也对经济创新发展、普惠发展和绿色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4：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开放发展。
（五）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
金融与科技联动发展旨在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1）金融系统利用各类科技手段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提升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2）科技行业通过金融资源的支持可以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和迭代，同时将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普惠应用、节能减排、贸易提质，并共同作用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据此，提出假设5：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新发展理念下，金融与科技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集聚了各方资源，为经济创新发展、普惠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持和金融服务，同时亦推动不同经济发展维度间的互促作用和协同效应发挥，将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共同服务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由理论分析可知，金融与科技可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普惠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进而协同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增长，本部分特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其进行量化检验。综合考虑金融、科技发展情况，城市金融和科技整体水平等因素，选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厦门、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等17 个城市为样本，涵盖国内主要金融和科技中心，各城市代表性指标及其经济含义详见表1。
表1 中专利授权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他数据均来源于CEIC 经济数据库，数据库中不完整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各城市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因截至完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区间为2011—2020 年，故经济普惠发展检验模型的时间区间为2011—2020 年，其他模型时间区间均为2003—2020 年。为保持量纲的一致，各变量均取增长率数据，为避免数据不平稳造成的伪回归现象，对各变量增长率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表1 指标体系构建表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2 可知，增长率变量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后发现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可对其进行下一步建模。
（二）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选取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由Sims 于1980 年提出，其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将所有变量都看作内生变量，每个解释变量都对自身及其他被解释变量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以此来估计所有变量间的动态关系。且VAR 模型不以严格的经济理论为依据，解释变量不含t期变量，一般线性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中的相关性问题均不存在。相对于传统VAR 模型的长时序要求，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具有截面大、时序短的特点，综合了面板分析和VAR模型的优点，既能够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包括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也可以利用脉冲响应来分析面对冲击时变量的动态反应。PVAR（p）模型的方程表达式如下：
其中，i=1,2,…,N；
t=1,2,…,T；
q=0,1,2,…p。
在PVAR 模型检验中，一般重点关注变量的脉冲响应分析，变量脉冲响应的经济意义在于描述随着时间推移，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对于其他变量冲击的反应。
（三）模型检验
1.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创新发展模型检验
为对假设1 进行检验，构建经济创新发展的检验模型，基于理论分析，选取产业结构升级、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科技基础、财政投入为变量，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623584，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创新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见表3）。
由表3 可知，整体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变动率对金融发展、人才资源、财政投入的变动率冲击有明显的正响应，对科技发展、科技基础的变动率冲击响应方向时有波动。这表明金融发展、人才资源、财政投入的增长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科技发展、科技基础的增长并不能即刻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原因在于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总体不高，导致大部分科技成果无法及时有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表3 经济创新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
2.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普惠发展模型检验
为对假设2 进行检验，构建经济普惠发展的检验模型，基于理论分析，选取数字金融普惠指数、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科技基础、财政投入为变量，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650908，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普惠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见表4）。
由表4 可知，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变动率对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的变动率冲击有明显的正响应，且对金融发展变动率的响应程度最大；
相对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变动率对科技基础、财政投入的变动率冲击响应较小且有方向波动。这表明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的增长会助推经济普惠发展，且金融发展对经济普惠发展的助推作用最大，短期内科技发展对经济普惠发展助推作用的持续性要高于人才资源。
表4 经济普惠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
3.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绿色发展模型检验
为对假设3 进行检验，构建经济绿色发展检验模型，基于理论分析，选取节能减排、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为变量，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769517，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绿色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见表5）。
由表5 可知，短期内，污染物排放量变动率对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率冲击均有负响应；
中期内响应方向有所波动。因为污染物排放量为“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表示节能减排效果越好。因此，短期内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的提升均有助于节能减排，助力经济绿色发展。
表5 经济绿色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
4.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开放发展模型检验
为对假设4 进行检验，构建经济开放发展的检验模型，基于理论分析，选取进出口总额、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科技基础、外商直接投资为变量，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665938，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绿色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见表6）。
由表6 可知，短期内，进出口总额变动率对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人才资源、科学基础、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率冲击均有正响应，且对金融发展变动率冲击的响应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中期内，进出口总额变动率对科技发展、科学基础的变动率冲击的响应方向有所波动。这表明短期内金融、科技、人才、科学基础、外商投资的增长均能带动进出口规模的增长，助力经济开放发展；
中期内，由于歧视性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存在，科技发展和进步反而不利于开放经济规模提升。
表6 经济开放发展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
5.金融与科技赋能经济增长模型检验
为对假设5 进行检验，构建经济增长的检验模型，基于理论分析，选取国民生产总值、金融发展、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创新经济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普惠经济指标）、进出口总额（开放经济指标）、节能减排（绿色经济指标）为变量，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751600，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见表7）。
由表7 可知，短期内，经济增长率对金融发展、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进出口总额的变动率冲击均有明显的正响应，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动率冲击有明显的负响应；
中期内，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动率冲击均有持续的、显著的正响应。这表明金融发展、科技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普惠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开放经济发展均有助于经济增长。
表7 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表
6.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增长模型检验
针对假设5，为充分检验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是否放大了不同经济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涵盖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的经济增长模型，并构建变量矩阵。
根据MAIC 原则选择滞后阶数为2，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后发现，其最大特征根的倒数值为0.751549，仍处于单位圆内，充分证明模型的稳定性。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对比表（见表8）。
由表8 可知，短期内，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率对其他指标变动率冲击响应方向的基础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变动率的冲击有持续、明显的正响应，且响应程度大于对其他指标变动率冲击的响应程度。这充分表明金融与科技联动能显著助推经济增长。
表8 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脉冲响应对比表
（四）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增长的成效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金融与科技联动推动不同经济发展维度间的互促作用和协同效应发挥，共同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特对经济增长模型的方差分解进行分析。PVAR 模型中方差分解的含义在于展示一个变量的方差可以由其他变量的方差解释的程度。因篇幅所限，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方差分解情况（见表9），以及加入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后经济增长代表指标的方差分解情况（见表10），以充分检验金融与科技的联动作用。
由表9 可知，金融发展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有所波动，在第10 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11.74%；
科技发展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有所波动，在第6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1.69%；
数字普惠金融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先减后增，在第5 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2.04%；
进出口总额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持续增加，在第10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2.40%；
产业结构升级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持续增加，在第10 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0.75%；
节能减排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有所波动，在第3 期的解释程度最大约为2.99%。整体来看，除自身外，金融发展变动率对经济增长变动率的解释程度最大，科技发展变动率的解释程度相对较小，表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程度要大于科技发展。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现阶段，经济绿色发展的贡献度相对较大，经济开放发展、经济普惠发展的贡献度次之，经济创新发展的贡献度相对最小。
由表10 可知，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变动率的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在第4 期最大约为4.29%。整体来看，除经济增长变动率自身和金融发展变动率外，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变动率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相对较大，要大于模型内其他变量变动率的解释程度。这充分表明金融与科技联动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显著。对比表9 和表10 可以发现，将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后，明显提升了各经济发展维度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解释程度。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变动率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最大解释程度由2.04%提升至2.06%，进出口总额变动率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最大解释程度由2.40%提升至3.42%，产业结构升级变动率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最大解释程度由0.75%提升至1.51%，节能减排变动率方差对经济增长变动率方差的最大解释程度由2.99%提升至3.31%。这充分表明金融与科技联动放大了开放经济、绿色经济、普惠经济、创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共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9 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表（单位：%）
表10 加入金融与科技联动系数后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对比表（单位：%）
（五）实证小结
综上所述，金融发展在助推经济创新发展、经济普惠发展、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开放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科技发展整体来看对经济创新发展、经济普惠发展、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开放发展、经济增长都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作用相对较小，或存在时滞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当前阶段，开放经济、绿色经济、普惠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创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待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联动放大了开放经济、绿色经济、普惠经济、创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共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创新发展
由实证研究可知，金融、人力、财政的投入会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而科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因此，在经济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强化科技创新的作用。
（1）积极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通过金融与科技联动助力传统产业向信息化、科技化、数字化方向转型，激发企业进行产业升级的主观能动性，以科技自立自强驱动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
（2）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加大科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力度，促使科创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3）充分发挥政府在创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社会资本积极为科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在科技研发经费、人才引进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创新经济发展。
（二）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普惠发展
由实证研究可知，金融对经济普惠发展的助推作用相对较大，科技对经济普惠发展助推作用的持续性要高于人才资源，因此，在经济普惠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借力金融科技发展优势，以金融机构为主力推动普惠金融和普惠经济发展。
（1）充分利用金融科技的精准化客户画像、差别化风险定价、集约化业务流程等优势降低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加强风险管理，进而降低业务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2）通过科技赋能，将金融机构的普惠客户群体和服务下沉，不断拓展金融科技在普惠经济中的应用场景，以数字普惠金融为依托建立覆盖面广、精准度高、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3）加快普惠金融科技型人才培养和建设，不断引进、选拔、培养金融科技人才，为普惠业务研发和运营提供合理的经费支持和基础保障，持续为普惠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
（三）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绿色发展
由实证研究可知，短期内金融、科技均有助于节能减排，因此，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强化绿色金融和创新科技的作用，帮助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
（1）不断优化和完善绿色金融产业，以金融科技为载体，深化“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的融合，发挥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标准审核、信息披露、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拓展绿色金融应用范围，逐渐使绿色金融成为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升级的重要动力。
（2）加快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帮助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完善绿色技术创新创业链，推动节能环保产业与新兴科技融合，探索构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政策的合作机制，以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四）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开放发展
由实证研究可知，短期内金融、科技等要素的投入均能带动进出口规模的增长，因此，在开放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发挥金融与科技的联动作用，不断优化跨境业务客户体验，持续扩大开放经济规模。
（1）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创新跨境业务产品，集合跨境贸易各项政策，搭建满足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避险等“一揽子”需求的跨境金融服务平台，优化跨境业务办理流程和服务体验。
（2）强化金融科技创新应用，拓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提升金融服务贸易流量，引导外资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助力进出口小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3）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以科技创新为基础探索多元化、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减少对外金融服务摩擦，助力开放经济提质扩容。
（五）金融与科技联动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
由实证研究可知，金融与科技的联动放大了开放经济、绿色经济、普惠经济、创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高质量增长过程中，可尝试探索“金融+科技+产业+生态”的联动发展模式，以金融服务和科技支持为依托，培育和挖掘新兴产业，并推动其集聚发展，形成产业生态链和生态圈。
（1）可由政府部门牵头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科研院所、实体企业等组建合作平台，集合金融机构的资金力量、科技公司的科技力量、科研院所的研发力量、实体企业的生产力量，运用各方的行业经验和专业优势，联合攻关专项项目，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
（2）利用新兴数字化技术、数据驱动技术，不断拓展科技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形成针对不同场景的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在研一批、开发一批、上市一批”的新产品滚动开发模式，促进金融科技成果与产业链供应链无缝衔接，服务用户、赋能产业、聚势生态、提振经济，以多方联动和融合发展模式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并探索其在开放经济、绿色经济、普惠经济、创新经济中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共同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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