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安 张钰晗
摘 要：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可以看作是由原动力、内驱力和外推力三个要素组成的动力系统，而教育需求、新兴技术、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社会文化环境、国家政策则是构成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的六大要素。本文从分析数字教育出版动力体系及之间的互动机理入手，探讨通过满足教育需求、应用新兴技术、优化组织结构、培育内部文化来平衡其动力系统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实现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服务于教育信息化建设，建设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提供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教育出版 数字出版 高质量发展 动力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历史交汇期，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成为发展主题。[1]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组成部分的出版业也应积极回应时代号召，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在大众出版、科技/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出版产业板块中，教育出版无论在目标读者人数、经济收益还是产值增加速度方面，都独领风骚。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特别是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教育出版在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特点、要求和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深入系统研究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对实现数字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国内学者大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问题。[2]任保平等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将发展模式调整为质量追赶，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3]金碚则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基本质态变化而导致的发展观、发展理念实质性转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成为新时代的发展新理念。[4]李伟从微观层面的生产和供给提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5]安淑新从中观层面将高质量发展阐释为产业和区域发展质量，体现为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6]高培勇等人则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逻辑出发，指出高质量发展体现在“四个转向”和“四个机制”。[7]曹正勇从数字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8]李辉提出，基于大数据的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分析大数据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路径。[9]
作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属性的重要经济产业，教育出版既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又具有有别于一般产业的特性。基于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观点。陈兰枝等从市场发展角度，阐述了数字教育出版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机遇。[10]王称提出，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教育出版机构要完成从内容传播方向知识服务商的角色转换。[11]白炜等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数字教育资源成为需求主流，技术的进步也使数字化学习成为必然趋势。[12]李磊从数字教育出版的内容资源和发展模式等出发，分析了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资源整合不畅、技术水平不高等问题。[13]
出版是传播思想文化、科学知识的知识服务行业[14]，教育出版则是以生产和传播教育图书、报刊、音像出版物等教育媒体服务于教育活动的产业。自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印发《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已走过了七个年头。在这七年间，数字出版产业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教育信息化程度逐渐加深，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教育现代化的推进，教育出版要向纵深和精细化融合发展，教育出版物的产品形态和呈现形式必然随着技术的发展和需求的多元而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更新，数字教育出版成为教育出版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界关于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着重于宏观的产业层面，没有深入研究各子产业具体的业态运行机制、策略和创新路径。业界在数字教育出版实践中也暴露出现有营销矩阵能力弱、销售网格粗、生产模式固化、内容开发能力弱、缺乏成体系的知识服务系统等方面的问题，无法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不足、动力减弱问题，本质上是对数字教育出版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因素间的作用规律认识不足。因此，探明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机制和有效发展机理，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动力可以理解为推动事物运动变化的各种因素，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力量。而机制作为潜藏于各种表象之后的运行机理和内在逻辑，其本身是抽象的，但它的具体表现却是实在的。因此动力机制，可以理解为事物赖以运动、发展、变化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它们产生、传输并发生互动作用的机理。[15]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产品的高质量，更是教育出版企业管理和知识服务供给的高质量，而要实现这种全面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找到助力高質量发展的各个因素环节，探明其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机制。
二、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体系分析
产业发展动力是多圈层、多级次的立体构架系统。[16]根据产业需求、内部力量和外部压力，数字教育出版产业的动力可以看作是由原动力、内驱力和外推力三个要素组成的动力系统。研究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必须首先全面分析构成动力系统的三大要素。
1.多元化教育需求催生的原动力
原动力是参与主体即教育出版单位面对现实环境，站在读者教育需要和自身发展需求的角度，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而努力尝试进行数字化的一种深层动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人，较2020年12月新增网民217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较2020年12月提升了1.2个百分点；
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3.25亿人，较2020年12月减少1678万人，占网民整体的32.1%。[17]从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各中小学逐步恢复正常教学，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仍远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爆发增长的各类用户带来了多元的教育服务需求，巨大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需求量给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
数字教育出版物要满足教师对学习资源的筛选与学生学习同步的需求。[18]需求的类型主要有基本型需求、期望型需求和魅力型需求，就学生读者而言，基本型需求就是完成学校所学知识内容的需求；
期望型需求是巩固知识的需求；
魅力型需求则是课外拔高延伸的需求。教育出版机构可以针对不同学生读者的不同需求，推出不同的数字教育出版物，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丰富数字产品形态，形成多元化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矩阵。如在学校停课的场景下，学生用户可以利用在线课堂、作业批改平台等来满足正常学习的需求，并辅之以相应的数字教育出版物进行知识巩固和课外延伸。“双减”政策出台后，教育出版机构也应针对该领域用户的需求及时填补市场空白，“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这必然推动数字教育内容的需求增加，拥有高质量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出版机构就拥有极大的优势。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在集团数字化部门的帮助下将《全国优秀作文选》这一中小学作文刊物进行了数字化，推出了“凤凰慧学网”。学生可以在平台中提交作文、观看微课、查看评语，而教师则可以通过平台的智能助手进行作文批阅和数据分析，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多元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20年，该项目成功入选“江苏省出版传媒融合发展创新优秀案例”，成为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探索的典型。江苏凤凰教育社还特别针对教师的备课教学需求，推出了“凤凰易教备授课系统”，将网络技术、教学内容和出版形态进行融合，获得越来越多学校及一线教师的青睐。
2.作为高质量发展核心力量的内驱力
内驱力是数字教育出版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所产生的一种向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力量，是激发其进行创新的内在动力。内驱力决定了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发展趋势，主要包含新兴技术应用，技术驱动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形态创新；
组织结构优化，组织驱动数字教育出版物质量提升及出版效率提高；
内部文化培育，文化驱动出版单位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培育内部文化氛围和员工使命感。
（1）新兴技术驱动产品多元形态创新。以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蓬勃发展，日益成为产业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改革转型也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议题。各个领域纷纷探索如何实现技术赋能，以求得高质量发展。[19]在此基础上，数字教育出版得以借助多种技术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化和智能化，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纵观技术驱动的发展策略，主要有自主型、外包型、兼顾型三种技术模式，而推动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是自主型和外包型的技术驱动策略。人民卫生出版社就通过自主建设数字教育出版平台，推出人卫社电子书APP、医学数字教材、“人卫知识库”搜索引擎等数字教育出版产品，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则与科大讯飞公司合作，借助其在智能语音交互方面的技术优势，搭建了“AI＋教材＋互联网”的全方位教育体系，创新出版形态，走上了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2）组织结构驱动质量提升效率提高。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理论是最经典也是最普遍的组织形式，科层制建立起工业经济的组织制度，或者说，科层制是工业社会最高效率的组织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秩序化。[20]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的各种资源要素在空间位置、排列顺序、连接形式以及相互关系上的一种模式，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组织保证。[21]组织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目标都要依靠组织结构来实施完成。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出版单位仍旧采用的是科层制的管理体系，高效、严密、合理、稳定的体系优势带来了出版物质量保证，组织层级和结构催动着出版物不断进行优化和更新。但出版单位中的科层制也愈来愈暴露出其僵化的弊端，不少出版社开始探寻优化组织结构，通过实行模块化、品牌化的组织体系建设和管理，达到提高出版效率，促进选题和内容质量提升的目的，实现数字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不少教育出版单位都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化部门，负责教育出版的数字化工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就成立了人员齐整、部门完备的数字化机构，从硬件维护、系统开发、产品运营等各个方面对旗下出版社图书数字化提供帮助。其教育出版社得益于此组织，以教材为开发资源，顺利推出了一系列数字教育出版物，守住了教育出版这一凤凰集团传统优势领域。
（3）企业文化建设驱动观念突破使命增加。作为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属性的出版业，如果没有了社会文化价值，其经济价值也就无从谈起。出版的文化属性就要求出版单位必须拥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出版单位内部文化氛围的营造也会培育员工的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从而产出更优质的精品数字教育出版物。对全国二十多家专业传统出版社相关人士的访谈调查中，认为在线教育是教育行为而不是出版行为的想法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传统出版社进入在线教育出版领域的信心和决心。[22]当前，影响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一大阻碍就是教育出版单位对数字教育出版的认识不够明晰，传统观念的束缚影响到教育出版机构对数字教育出版的投入和关注。数字教育出版既是在线教育行为也是数字出版行为，数字教育出版物是一种个性化、实时化的教育服务产品。只有明确了这点，教育出版机构才能针对本单位产品做出正确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决策，数字教育出版才能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3.文化环境变化和政策迭代产生的外推力
外推力是外部环境或关系变动而引起的相对应变化，是数字教育出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动力，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和国家相应政策。出版业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在政策导向下不断发展的，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也离不开政策的引导与监管，通过上文的政策梳理不难发现数字教育出版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政策规制既可以引导激励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也可以约束企业行为，而我国对于包括数字教育出版在内的教育服务行业始终采取的是激励型的政策，倡导出版机构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数字出版业务，为广大读者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服务。除此之外，政策文件还驱动着科学技术不断创新，在《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文件中都明確了要鼓励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使其能够更好地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可见，政策因素影响着数字教育出版的方方面面，对数字出版的发展方向和技术应用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充分利用政策支持，积极跟随政策引导方能促进出版高质量发展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在儒家文化的长久浸润下，我国形成了重视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也直接推动了教育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就教育出版行业来看，在这种追求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环境中熏陶成长的成年人自然对自身和其后代所使用的教育出版产品有较高的要求标准。在数字化时代，高要求标准和巨大需求量会倒逼教育出版单位提供优质的数字教育产品和服务，从而使数字教育出版向高质量发展。
4.六大要素构成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
通过对原动力、内驱力和外推力三种动力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教育需求、新兴技术、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社会文化环境、国家政策是构成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的六大要素。动力系统推动数字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各个因素均衡的发展，而是相互组合、相互作用，通过系统创新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因此，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无法脱离教育需求、技术载体、组织结构及外部环境的系统工程。
三、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间的互动机理
教育需求、新兴技术、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社会文化环境、国家政策是构成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各要素时刻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彼此之间也时刻进行着交流互动。探索各要素之间的互动机理，对我们保证系统良性运转至关重要。
1.原动力耦合新兴技术和组织结构
教育需求是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并通过对技术、组织的反作用推动技术和组织创新，从而促进数字教育出版的转型升级。随着经济持续向好，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逐渐增大，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599元，比上年增长27.9%，而在精神文化消费中教育消费又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庞大的教育市场需求必将带动教育出版行业的繁荣，给数字教育出版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教育需求对技术、组织的耦合体现在庞大多元的教育需求，倒逼技术和组织提升优化，从而实现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同用户群体对数字教育出版有着不同的需求，学生读者的需求是教育需求因素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学生读者服务；
作者和出版者作为数字教育出版过程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各有其具体的需求，比如作者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报酬的获取以及出版机构的盈利要求和知识传播教育使命；
学校在该过程中以参与者的角色出现，需要多元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来辅助课堂教学，需要更加符合教学需求的数字教育出版物来进行内容补充和呈现。在这些多样需求的驱动下，数字教育出版技术以及出版单位组织架构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进步和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环境下对于线上出版物和实时互动教育出版的需求使得大数据、5G、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广泛应用于数字教育出版领域；
在各出版社数字化运营背景中，模块化品牌化组织架构模式推广开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
2.内驱力通过有效供给实现相关价值
新兴技术和组织结构作为最主要的内生驱动力，其创新发展直接影响着数字教育出版的发展。通过分析识别上述多方的多元化教育需求，采用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的相应技术手段，例如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数字教育出版物进入课堂和家庭，再加上模块化、平台化的组织模式创新以优化组织层级，提高出版效率，就能够实现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及服务的生产，通过有效供给实现相关价值。有效供给反馈到需求端，又能形成新的使用习惯并刺激新需求的产生。
驱动数字教育出版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的文化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整体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是教育出版单位内部的文化氛围。培育教育出版单位内部文化，使工作人员将教育出版单位的宗旨、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体现教育出版的使命。通过培育教育出版单位内部文化，能够帮助员工找准自身定位及归属感，明确出版品牌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数字教育出版向高质量发展。新兴技术的应用、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及内部文化的培育也会对社会整体环境产生影响，包括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风俗的改变，从而实现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的内外部联结。
3.外推力全面整合内驱力和原动力
数字教育出版内部、外部环境是相互沟通联结的，影响数字教育出版的外部环境也就是外推力是社会文化环境和国家政策。社会文化环境指已形成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被公认的行为规范，长久以来我国形成的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土壤。
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作为另一股重要的外推力，不论是出版政策还是教育政策，都从融合出版、智慧出版、教育信息化等不同角度对数字教育出版提供支持，从主观、客观上给数字教育出版提供了发展条件，日趋完善的产业政策代表着国内大循环顶层设计的健全，为扩大文化内需市场奠定了基础，出版业长期整体向好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对数字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3]外部环境的迭代又作为一种刺激影响着教育需求的产生和变化，社会文化的教化和国家政策的引导都会潜移默化地对教育需求产生影响。实时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数字教育出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系统科学结构与功能原理认为，结构是系统的基本属性，是系统的内部形式，是系统的功能基础；
功能则是系统的外部表现，是系统结构的反映和体现。系统结构的有序合理，保证了系统整体上的功能作用。系统科学反对机械论的简单分解和简单相加，提出了系统整体性原理，认为系统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24]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动力系统的整体功能最大化，必须保证结构的合理，即六大要素的平衡。
1.打造知识服务聚合平台 不断满足教育需求
在数字技术的持续赋能下，知识服务转型已经成为出版业的共识。[25]面对多元复杂的各类教育需求，搭建知识服务聚合平台能够帮助教育出版单位整合自身海量的教育资源，通过与读者用户的及时双向沟通精确分析其各类需求，从而提高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服务质量。数字教育出版平台是出版集团、出版社以互联网、数字媒介和内容生产平台为主体的新型数字教育出版形态[26]，出版平台的出现对出版单位的组织架构、内容生产流程和运营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聚合平台进行用户反馈收集和内容制作任务分发，出版单位可进行扁平化管理，提高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生产效率。教育出版平台已经越来越成为教育出版机构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支持，进行用户画像和产品精准投送，用多样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满足用户读者个性化的需求。平台因其实时与用户互动以满足用户需求的互动化特点，能够增强用户活跃度和黏性。出版单位通过运营知识服务平台，打造知识社群，能够借助忠实用户群体实现数字教育出版產品的二次传播，扩大产品触及范围，提升品牌知名度。追踪教育需求打造基于知识服务的数字教育出版平台，充分发挥教育需求这一原动力的作用，影响外推力和内驱力的变化。在知识服务平台这一载体上运用新兴技术来整合读者用户需求、内部组织结构及出版品牌文化等要素，提高教育出版产品生产质量和供给效率，实现其高质量的数字化发展。
2.应用新兴技术助力技术 赋能教育出版发展
面对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为首的日新月异的技术洪流，教育出版单位首先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技术发展观，加强内容资源建设，不断促进技术与内容相融合。传统教育出版行业普遍存在“重知识轻技术”的思维，大部分教育出版单位基本不具备内部研发搭建自有数字教育出版平台的技术水平，技术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加强内容与技术的融合是实现数字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教育出版单位可以发挥自身在名师队伍、教材采编等内容资源方面的优势，选择与教育技术企业开展合作，共同生产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与此同时，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技术精确分析读者教育需求，实现精细化管理，促进出版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优化，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人民教育出版社与学而思合作推出了“学而思轻课”这一实时交互数字教育出版产品。人教社盘活社内拥有的优质数字教育版权资源，与学而思的教育科技创新成果相结合，利用AI技术实现课堂实时互动，对其高质量发展进行“技术赋能”。
3.推进模块化学习型组织建设 优化组织结构
当前，大多数教育出版单位都形成了以总编办、各专业学科编辑室、教材物流中心为骨骼的传统组织架构，适应了纸质教育出版产品生产和发售的需求。但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严格按照科层制进行组织管理可能会出现信息更新不及时、数字教育出版产品更新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这时就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优化改造，鼓励在出版社内部成立数字编辑工作室，赋予工作室在选题、编辑和数字化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以激发其活力。各工作室之间也可以形成竞争的局面，通过这种方式从内部催生拥有更优质内容和更完善服务的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学习型组织因其重视全员和全过程的学习，持续保持组织竞争力，对外部环境拥有较好的适应能力。教育出版单位通过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支持。另外，区块链作为一种分布式的账簿系统，也可以应用到数字教育出版组织和流程管理中，利用区块链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的特点，在模块化的分工协作背景下提高编辑生产的效率。美国麦格劳·希尔公司作为在数字教育出版业内的领先者，就引入了数字产品小组的模式来进行组织管理。通过发挥产品小组的主观能动性，追踪市场需求促进组织协作，实现数字教育出版的高质量發展。
4.实施品牌文化提升工程 逐步培育内部文化
数字教育出版品牌建设就是出版单位通过培育和产出一批契合读者用户需求的高质量数字教育出版产品，来打造自身在某一学科或某一产品形态领域的知名度，形成品牌优势。而加强品牌建设的关键就是在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找准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定位，在某一细分市场取得优势。品牌建设能够提升出版产品和出版单位的知名度，扩大销售渠道，促进内部文化氛围的营造。就数字教育出版而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培育出版单位自有的品牌和专属的文化，使工作人员和出版产品具有本单位特有的风格，给其打上出版社的烙印。出版单位内部对数字教育出版的认同度提高，主观上愿意接触更多新兴技术，才能为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动力。塑造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出版品牌能够引导读者用户的使用习惯，刺激新需求的产生，扩大产品的影响力。数字出版产品的打造也能为出版单位的品牌增值，增强其盈利能力，使其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技术开发和产品服务上来，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五、结语
当前国内国外社会形势要求发展转向高质量，数字教育出版作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重要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也任重道远。数字教育出版的教育属性，以及其服务对象和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场景复杂化、服务产品多样化、服务对象需求多层级化特点，要求其在思维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再造、渠道开拓、形态创新、用户扩展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改革。做到挺拔主业，融合创新，助力教育强国战略，使数字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推动我国数字教育出版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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