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润兰 刘明慧
内容提要： 产业协同集聚为产业耦合协调提供空间载体，而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的高级阶段，二者共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机理，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产业耦合协调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产业协同集聚能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效应优于其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此外，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为此，应因地制宜地推进“双轮驱动”战略，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加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建设，通过与制造业的深度耦合，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变。
关键词：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
产业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427；
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2）06-0013-10
收稿日期：2021-08-19
作者简介： 章润兰（1990-），女，湖北荆门人，大连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讲师，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理论、产业经济学；
刘明慧（1963-），女，辽宁庄河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9BJY227；
辽宁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SYDL202003；
大连市社科院重大调研项目，项目编号： 2020dlsky249。
一、引言
从中共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到“十四五”规划强调“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均折射出我国经济运行实现了由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因此，探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在逆全球化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制造业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日渐衰减，“分离式生产”的效率逐渐降低，“产业协调发展”理念得以迅速传播并践行。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均已形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①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两产业协调发展的张力与影响力逐渐凸显，并逐步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速动能转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产业在空间上协同集聚，具体表现为在“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共同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促使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彼此邻近，相互依赖；
第二阶段指两产业内部子系统间耦合协调，即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及深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单元中出现互动、融合与协调的产业联系。那么，产业协调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诉求，在当前全面推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和耦合协调是否切实推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是否促进了产业内部的耦合协调？进一步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能否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本文尝试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论析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联，为推动产业协调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论据与决策参考。
学界目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尚未给出一致的表述，但基本认同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不单指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系统全面性的提升［1］。解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测度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学者分别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量，狭义维度上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解為经济发展的效率，普遍采用全要素生产率［2］、发展与民生指数［3］等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广义维度上则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概念，提倡设计多维度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进行评价［4］，并在此基础上建议通过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5］。
产业协同集聚是异质性产业在空间上共同集聚、协同定位的表现。产业协同集聚可实现区域内资源整合和产业间良性互动，发挥正外部性功效，成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6］，但过度的产业协同集聚也会引致拥挤效应和锁定效应，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出消极影响［7］。因此，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城市规模、产业专业化集聚度等客观条件［8］。
产业耦合协调是指子系统间的相互促进，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事实上，异质性产业不仅会基于空间分布形成产业协同集聚，也会基于价值链关联性形成产业上的耦合协调。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耦合协调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产业协同集聚构成产业耦合协调的空间载体。决定异质性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基本因素包括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空间外部性，这三者都与距离密切相关，因此产业在空间维度上的不断协同集聚会降低运输成本，便于经济主体“面对面”接触，缩短时空距离、加速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推动产业间相互促进，以实现产业耦合协调［9］。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耦合协调利于促进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业竞争力，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驱动效应［10］。为此，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是否通过促进两产业内部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间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论题。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为完善产业协调发展政策和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仍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第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具有多元化、综合性的特征，一部分文献或是仅从狭义维度去研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社会效应，或是尽管基于广义维度定义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并未得出统一的标准去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基于“五大发展理念”，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出发，结合熵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反映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二，现有文献多是集中于探讨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或是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单层关系。实则，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调发展不同阶段的体现，前者为后者提供空间载体，而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因此，这种单层关系的探讨只是“现象—效应”的直接分析，并没有形成“现象—机制—效应”这一完整分析脉络，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将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置于同一研究框架，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路径以及通过产业耦合协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路径，弥补已有文献在作用机制检验方面的不足，为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以纵深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经验论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
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空间互动与协调发展，兼具产业关联与空间关联的双重属性，即不仅关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上下游价值链的协调发展，也关注空间毗邻的协调发展［11］。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速动能转换的重要引擎，从增长、协调、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六个维度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长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提升异质性产业间的垂直及水平关联程度，产生共生经济效应，为经济增长提供“双轮驱动”［12］；
协调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促使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实现自由流动，形成优势互补，改善资源错配程度，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创新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利于增强产业关联性，实现产业间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提高产业主体的“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形成创新发展的连锁反应；
开放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人”“物”和“知识”的协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企业规模，实现产品创新，同时通过改善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13］；
绿色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通过知识外溢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及能源消耗水平，实现绿色发展［14］；
共享维度上，两产业协同集聚利于城市化发展，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提高企业利润及工资水平，在提升地区产业价值链的基础上， 改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共享发展。总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可以从增长、协调、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六个维度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然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总是正向的，当两产业集聚水平超越特定空间范围所能承受的经济能级时，随之而生的“拥挤效应”和“锁定效应”反而不利于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拥挤效应表现为：在两产业协同集聚的适度范围内，集聚的“向心力”作用会强化生产要素的聚集，一旦超过适度集聚的范围，生产要素成本将增加，且密集的经济活动将导致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拥挤、环境恶化以及过度竞争，两产业协同集聚的“离心力”作用凸显，集聚效应转向拥挤效应。锁定效应表现为：两产业协同集聚对生产要素形成“虹吸效应”，当生产要素过度集聚时，基于对沉没成本的考量，企业自由进出的门槛变高，产业发展及产业布局会被锁定在中低端价值链，切断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输出。
从以上分析可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主要受到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高低的影响：当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低于某一“门槛值”时，异质性产业关联程度逐步提高会从增长、协调、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六个维度直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协同集聚的不断加强，特定空间范围所能承受的经济能级逐渐被突破，拥挤效应和锁定效应会逐步“蚕食”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反向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H2：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过高时，反而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产业耦合协调
耦合协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相互协同作用驱动系统整体性的良性演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融合，制造业的发展会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增加生产性服务种类数量，并提高服務质量，此效应又反过来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降低制造产业价值链中的相关成本，对制造业形成反补，产业关联与价值链关联共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15］。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耦合协调，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变革。具体表现为：首先，两产业耦合协调能够提高各自竞争力。两产业耦合协调会促使制造业更快捷地对消费市场做出反应，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能更准备地把握制造业的需求，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各自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两产业耦合协调利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包括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层含义，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所实现的产业协调发展本身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题中之意。此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日益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无论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抑或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都将推动地区经济数量的扩张，通过提高产出和效益水平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两产业耦合协调促进产业间协同创新。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耦合协调的重要表现，生产性服务将信息、人才、科技等高级生产要素嵌入制造业价值链，为制造企业提供专业化的学习机会，直接形成技术的外溢。此外，为了进一步满足制造业的生产需求，生产性服务业不断进行研发，专业化程度逐步加深，“干中学”效应的存在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的存量不断增加，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且这种效应会通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具有的经济关联性外溢到制造业中，催生出新的生产技术，实现产业间协同创新，推动地区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基于对外部规模经济的追求，在空间上彼此邻近且相互依赖，形成产业协同集聚的客观事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空间上毗邻进一步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单元中出现互动和融合的产业联系，最终实现产业耦合协调，产业协同集聚为产业耦合协调提供空间载体，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耦合协调的实现。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表现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是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二者间存在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空间毗邻这一地理条件成为制造业充分利用生产性服务业要素投入的关键环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缩短了二者的空间距离，大大降低了运输、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同时空间集聚有利于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共享，促进技术创新，使得生产性服务业能有效降低制造业成本，而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创造了市场，保障两产业内部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的耦合协调。 综上所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协同集聚利于促进产业耦合协调，而产业耦合协调自身具有提高竞争力，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协同创新的功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相吻合，所以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产业耦合协调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H4：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途径，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通过两种路径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通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间接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由于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着交互影响， 采用单方程回归难以准确反映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鉴于联立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全面地揭示经济变量间复杂的运行机制，并且可以较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构建计量经济模型［16］。同时，为了验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模型中进一步地引入产业协同集聚的平方项，计量模型构建如下：
模型（1）中，i表示省份，t代表时间，经济高质量发展（HED）、产业协同集聚（ICA）、产业耦合协调（ICC）为核心变量，科技创新（TI）、人力资本水平（HCI）、工業化水平（DI）、基础设施水平（IL）、财政干预度（DGI）、城市资本存量（UCS）、经济开放程度（EO）为控制变量，ε1t和ε2t为模型（1）中两方程的随机扰动项。
本文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以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回归和检验。3SLS先对各单方程进行二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得到整个系统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估计值，再对整个系统进行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有效解决系统中各方程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误差项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使估计结果更为有效和更具一致性。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省级统计年鉴和财政决算报告，以及地方政府统计局网站等。基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要求，以2000年为基期（即2000=100），利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所有货币量指标进行平减，并对相关的总量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HED）。学者们通常选取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等单一指标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囿于这些单一衡量指标无法综合揭示某一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全貌，往往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本文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并结合屈小娥和刘柳（2021）［17］的研究思路，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绿色发展以及共享发展6个维度出发，最终构建由23个指标组成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改善单一指标表征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局限性。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的测算中，先对反向二级指标进行倒数处理以确保其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致，然后再对所有的二级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差异和数量级的影响。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赋权法基于“差异驱动”原理，反映了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避免了人为的影响因素，使得指标权重更具有客观性，从而增强再现性和可信度，最后使用加权求和方式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2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协同集聚（ICA）。本文先使用区位熵方法衡量制造业集聚程度（MGG）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SGG），再借鉴陈建军等（2016）［18］的测算方法，构建反映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程度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ICA），具体如下：
其中，MGGit代表i地区t年制造业的区位熵指数，SGGit代表代表i地区t年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熵指数，Emit、Esit分别代表i地区t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人数，Emt、Est分别代表t年全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Eit为i地区t年的总就业人数，Et为全国总就业人数。ICAit代表i地区t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且ICAit的值越大，则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越高。
3核心解释变量：产业耦合协调（ICC）。耦合协调用以反映子系统间互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及协调发展的程度，本文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统模型，构建两系统耦合度模型（3），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
其中，ui（i=1，2）表示第i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ij是系统i中第j个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后的值，λij为各指标的权重。c（0～1）为系统耦合度，子系统间耦合水平与c值大小存在正相关关系，c值越趋近于１，说明子系统间耦合越好，接近于良性共振的耦合状态，c值越趋近于0，表明子系统间耦合差，不存在相关性，还可能继续向无序状态发展。
考虑到当两个子系统（u1，u2）的综合发展程度接近但水平较低时，会出现二者间耦合度（c）较高的“伪耦合”现象，使得测算结果不能真实反应实际情况，为此进一步建立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4），以真实测度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模型（4）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T反映两系统协同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分别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产业整体系统协同运行的贡献程度。本文借鉴杜传忠等（2013）［19］的做法，同时结合我国产业体系发展现状，取α=04，β=06。
在指标选取的过程中，本文遵循科学性、可得性和真实性原则，从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效率和产业成长4个一级指标共11个二级指标入手，构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2）。在对所有二级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后，运用主客观结合的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其中一级指标的权重由12位学者采用德尔菲法打分获得，4个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 产业规模权重为03，产业结构权重为02，产业效率权重为03，产业成长权重为02。二级指标使用熵值赋权法进行权重的确定，并使用加权求和方式得到制造业综合发展水平（μ1）和生产性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μ2），最后将其依次代入公式（3）和（4）计算得到产业耦合协调度（D）。
4控制变量。（1）技术创新（TI）：采用每年专利授权总数与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之比来衡量；
（2）人力资本水平（HCI）：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来定义；
（3）工业化水平（DI）：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4）基础设施水平（IL）：选用公路里程总数与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衡量；
（5）财政干预度（DGI）：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定义；
（6）城市资本存量（UCS）：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数与年末常住人口总数的比值来表示；
（7）经济开放程度（EO）：采用进出口总额（使用汇率兑换成人民币）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1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中方程（1）所示，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01391，在5%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平方项的回归系数为-00359，在1%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門槛值”：只有当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位于门槛值之下时，两产业协同集聚才表现出显著地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一旦超过门槛值，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过度协同集聚反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设1和假设2得以验证。
2间接影响效应分析
间接影响效应回归结果由表3中方程（1）和方程（2）共同给出。首先，方程（1）中产业耦合协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为1058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程度的提高能显著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假设3得以证实。其次，在方程（2）中，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270，在5%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综合以上回归结果不难发现， 所有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较高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不仅满足联立方程模型中关于直接和间接效应检验的基本要求，更佐证了基本假设4的内容，即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通过促进两产业耦合协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异质性检验
1基于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本文借鉴郭然和原毅军（2020）［20］的分类方法，将生产性服务业全样本进一步分为高端与低端两大类。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归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基于生产性服务行业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4。
方程（1）和方程（3）检验结果显示，制造业无论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均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这是因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技术含量相对更高，更利于高端生产要素的扩散与传导，更便于改变制造企业的生产工艺与创新模式。方程（1）和方程（3）还给出了产业协同集聚二次项回归结果，发现制造业与高端、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二次项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仍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这也初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值得注意的是，方程（2）和（4）中，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系数为00254，小于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系数00256，这与预期并非完全相符。可能的解释是：我国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制造强国”，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竞争，我国以廉价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以及代工贸易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最低的一环，想要摆脱全球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关键在于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然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产业集聚效应主要发生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知识、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恰好契合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对知识密集和创新程度相对较低的需求，因此二者更容易形成协同集聚以促进两产业的耦合协调。
2基于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与中西部省份②，以检验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耦合协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异质性，其回归结果见表5③。
对比方程（1）和方程（3），中西部省份产业协同集聚回归系数为00058，表明中西部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反，东部省份产业协同集聚回归系数为-00293，说明东部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实施专业化与市场一体化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战略，促使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转移，外加东部省份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更为宽松的招商引资环境，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水平较高，早已跨越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值”，高集聚水平引发的“拥挤效应”和“锁定效应”导致东部省份因过度竞争或产业布局被锁定在中低端价值链，从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反，中西部省份历经数年的产业外移，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尽管“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推行多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进入到快速成长阶段，但集聚水平仍然较低，并未跨越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值”，因此两产业协同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外部效应促进了中西部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比方程（2）和方程（4）发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东部省份的产业耦合协调，却抑制了中西部省份产业耦合协调。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耦合协调的空间载体，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的高级阶段，中西部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并未形成两产业耦合协调的空间载体，而东部省份借助较高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子系统间已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所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以至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以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1影响机制再检验
前文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分解出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直接和间接渠道，为更深入地揭示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选取产业耦合协调作为中介变量，再次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依据许和连等（2017）［21］的研究思路，仅适用于检验线性关系的“三步骤”中介检验方法无法实现非线性中介效应的有效检验，本文在模型构建④的基础上，结合“调节路径法”对影响机制进行再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方程（2）中，产业协同集聚一次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耦合协调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受产业耦合协调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产业耦合协调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2变换被解释变量
鉴于目前关于经济高质量指标的评价与构建存在宽口径与窄口径之分，本文借鉴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22］的做法， 选用窄口径人均实际GDP指标替换前文宽口径下的综合指标，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变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见表7，检验结果和基准回归分析的发现一致。
3变换解释变量
本文中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方法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估计，鉴于二阶段最小二乘（2SLS）方法也可以进行联立方程的回归估计，因此我们使用2SLS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观察可知基准回归结果不依赖于某种特定的计量方法，变换回归方法不改变实证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诉求，两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耦合协调是实现产业协调发展的必经阶段，且产业协同集聚为产业耦合协调提供空间载体。本文运用我国31个省市2008—2017年省級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得出如下结论：（1）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耦合协调显著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表现出倒“U”型关系，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过高时，反而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不同，产业耦合协调却能显著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产业耦合协调是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途径，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无论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都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效应更显著。此外，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耦合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省份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过高，直接路径上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却能通过促进产业耦合协调间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西部省份恰好相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 因地制宜地推进“双轮驱动”战略。鉴于我国中西部省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并未超过门槛值的现实，应持续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重点培育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将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嵌入传统制造业，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充分发挥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进而提高两产业协同集聚的水平［23］。而对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超过门槛值的东部省份，不能以产业协同集聚“量”的积累为目标，更应注重产业协同集聚“质”的提升，重点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生产性服务业，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发展特色优势的软件、信息服务和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提高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能力，以消除产业过度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和“锁定效应”。
第二， 进一步增加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程度。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逐步淘汰制造业上游环节的落后产能，并增加服务要素的投入，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生产服务推动制造业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初次耦合协调。此外，发挥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外溢作用，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以匹配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投入需求，以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二次耦合协调。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鼓励“嵌入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优化其嵌入制造业的内在机制，完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耦合协调系统，实现两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在共生关系中进一步增加耦合协调程度，从而充分发挥产业耦合协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三，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前数字化成为制约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数字和信息技术的作用，拓展服务领域，提高管理水平，创新服务方式，以增加服务产品的附加值。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加强政府政策的引导，依托高新技术，鼓励生产性服务企业与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建立合作联盟，推进技术创新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群的程度。持续探索生产性服务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路径，建设企业服务网络，搭建企业交流平台，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类型升级，为区域经济由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渡提供动力。
注释：
① 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的分类标准，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只选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七大行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对象，相关数据由这七大行业的相应数据加总求得。
② 東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其他归入中西部省份。
③ 将全样本分成东部和中西部两组，这种分组情况恰好与我国产业发展实况（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相吻合，此时仍考虑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回归模型中不再引入平方项。
④ HEDit=α0+α1ICAit+α2ICAit2+α3ICCit+α4ICAit×ICCit+γZ+ε1t，ICCit=β0+β1ICAit+β2ICAit2+γZ+ε2t，其中Z为前文所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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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NG Run-lan1，2a，LIU Ming-hui2b
（1.School of Economics， Dla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116025，China;
2.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Graduate School;b.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Dalian 116025，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provides space carrier for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which is the advanced stage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and they jointl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ane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secondly，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can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has better boosting effe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n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low-end producer servic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Two wheel Drive” strateg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ccelerate the service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engthen the agglomeration construction of high-end producer services，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y from high speed to high quality through deep coupling with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赵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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