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璐 周 勇
（新疆财经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新疆地区各区域的经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十年前相比有了体量上大的飞跃，但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新疆城乡居民的收入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也有了较大的差异。据新疆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21 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86 元，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950 元，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上存在着接近于3 倍的差距，新疆城乡发展不平衡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可见一斑，新疆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新疆的基本区情，促进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也是相关政府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政府施政的首要之义，关乎着新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较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发展的不完善。这是因为具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所拥有的机会是不均等的，数字普惠金融则以数字技术为媒介，以可负担的成本给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这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独特作用，对于减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这一手段，汇聚大量互联网信息，为城乡居民降低在金融需求中搜寻信息的成本，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其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模式，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可支配收入提升效果相对较强。
基于新疆城乡发展不均衡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亟需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关联。因此对于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以及新疆各个区域之间的协调性发展来说，深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统、客观的寻求如何减缓城乡收入差距趋势的途径对于发展新疆本地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和影响，可以为普及边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经验，学习应对偏远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打下基础，因此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梁双陆（2019）以我国34个省域作为研究目标，将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关联为基准构建了计量模型，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收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李牧辰（2022）则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模式普及带来的不便，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基础和主导功能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性有所扩大，而数字普惠金融提供的衍生功能则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效用不显著。徐光顺（2022）等做了四个模型的回归，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其他控制变量指数相结合构建了计量模型，通过计量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影响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因为其在覆盖方式上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居民借助数字技术这一中介的同时获得金融服务更为方便快捷，因而会使得一部分人得到经济支持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韩文龙（2021）通过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并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得出城乡收入差距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变化情况是呈相同方向变化的，指出想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那么有关部门就应对推广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进行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的推行相关政策，与此同时还应该大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偏远地区施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最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征信体系建设，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添砖加瓦。这种作用同样也反映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国家，朱小莉（2022）对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空间效应做了研究，并且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曲线的形状是正U 型，与以往的倒U 型存在差异，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可能是广东省相关市场并未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存在转折点，为该问题的考察角度提供了新的思考点。
（一）新疆14地州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展现状
新疆幅员辽阔，其地理面积占据全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下辖有4个地级市、5个地区、5个自治州，即新疆14 地州，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编制的2011−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主要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并给出新疆各地区的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以及数字化程度指数，根据这三个指数给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总指数。新疆区域内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发展也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相对于发达省份来说，新疆的地理区域上的面积更大，虽然数字化设施有所发展但数字化的配套基础设施相对来说还不完善，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前几年呈现出两位数的数字特征如下表1 所示，从表1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的水平在2013年突破三位数的大关，而使用深度指数由于电子通讯工具的普及在2012 年就达到148.76的数值，接下来几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比之前有了质的提升，从表中可以得到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是2011 年的16 倍，新疆整体来说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以及分指数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总体的发展并不能代表新疆内部各个地州的数字普惠发展情况。因此本文根据2021 年新疆下辖各地州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绘制了新疆14地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表来表明各地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到2021年新疆14地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都在数值上差异较大，由最低值112到最高值314，且天山以北即北疆数字金融普惠水平明显高于南疆，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呈现出了聚集的情况，即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与发展水平较弱的地区呈现出了聚集的情况。
表1 2011−2021年新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分指数
图1 2021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二）新疆14地州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一年内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差异，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有限本文将采用城乡收入比来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可以从图1中看到新疆14地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克拉玛依市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新疆其他地区，喀什地区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新疆其他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城乡收入比在新疆14地州中数值最大，城乡收入比接近于4，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城乡收入比在新疆14地州中最低。2021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情况波动幅度较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将近有2倍的差距。考察新疆14地州10年以来的变化情况，可从表2中看到与2021年新疆各地州城乡收入差距相同的是10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仍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且十年以来其城乡收入比达到了3.47。与2021年城乡收入比状况不同的是，10年以来城乡收入比的最低值为克拉玛依和塔城地区两者都为1.62的数值，而昌吉回族自治州比城乡收入差距最低的两个地区高7个百分点，昌吉回族自治州仍属于城乡收入比较低的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城乡收入比皆是接近2的一个数字，这表明新疆其他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两倍。且从表2来看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位于新疆南部的地区的城乡收入比是大于位于北疆的乌鲁木齐等地区的。由此可以看出城乡收入比的情况是受到地理位置因素影响的。
表2 2010−2021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一个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不仅只存在于该地区内部，同时也会受到与该地区相邻地区的影响，若相邻地区数字金融普惠发展水平较高，则会带动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当地工资水平的上升，上述现象会吸引周边相邻地区的劳动力涌入该地区，因此会使得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起到削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这种情况就表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空间上是呈现集聚效应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集聚效应是指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这一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汇聚而产生的效果。从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来看，地理位置上的聚集有利于传统金融机构之间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提高了各类金融资源的利用率。其次传统金融机构的聚集会形成产业效应，带来规模经济的收益，且传统金融机构同行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会随着地理位置的聚集而大大降低。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方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兴产物，得到人们的认可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一蹴而就。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该事物越多，体验更好。数字普惠金融才会随着人们的使用而被广泛普及。例如某个城市的商家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而提高使用数字普惠金融的频次和效率，也会吸引其他商家和居民逐渐的加入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过程中，最终这种影响会慢慢扩散到其他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数量等方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差距的影响也是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鉴于此种情况，本文拟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刻画两者之间的影响。
（一）指标选取及说明
结合学者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结构相对数等几种指标，由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因此选取了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泰尔指数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Theili，t表示新疆14 地州中第i 地区t 时期的城乡收入差距。Pi，t表示新疆14 地州中第i地区t 时期的总收入。Pij,t（j=1,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分别表示新疆第i地区t时期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Zi，t表示新疆14 地州中第i 地区t 时期的总人口。Zij,t（j=1,2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分别表示新疆第i 地区t 时期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数量。该公式中Theil指数越小，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数值越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本文对计算而得的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cxcj。
核心解释变量则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当前学者多采用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代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当前该指数已经更新至2021 年，本文将采用2011 至2021 这十年新疆14地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szph 来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其涵盖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等三方面的内容，编制具有科学性及合理性。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1）城镇化率czhl，城镇化率的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钟雪丽（2019）认为城镇化率是城市进程的衡量指标。（2）教育程度jycd，马威（2022）等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与教育投入的扩大是存在有线性关系的。（3）财政支出czzc，翟宛东（2021）等认为财政支出对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4）经济发展程度jjfz，师俊国（2021）等研究认为经济的发展水平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产生有削弱作用。（5）传统金融发展程度ctjr，陈昱燃（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应该以传统金融发展程度为基础从而保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科学性。（6）对外开放程度dwkf，李红（2019）等学者认为对外贸易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手段，可以建立对外贸易长效机制来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7）产业结构cyjg，肖维泽（2022）等认为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数据皆来源于新疆各地州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下表为变量汇总表。
表3 变量汇总表
（二）指标统计性描述
本章选取的数据为新疆14 地州2011 年至2021 年的相关数据，由于存在数据缺失情况，本文则采用线性插值法对各个变量缺失的数据进行了补齐，为了避免数据差异过大的情况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数据来源为新疆统计年鉴，新疆14地州各统计局以及中经网数据库公布的数据。从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来看新疆收入差距这一指标14地州之间区域差异较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有5倍的差距可见从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层面来说新疆区域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表4 变量统计性描述
（三）模型前检验——单位根检验
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前，我们应对选取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所采用的指标序列是平整的，减少回归中的伪回归现象，根据本文实际研究的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在2011年首次公布，因此本文的数据类型是短面板数据。本文采取了HT 检验来检验序列的平整性。假设各个变量既包含线性趋势项又包含个体固定效应项对各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 的检验结果来看所选取的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这说明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是平稳的。
表5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四）模型设定
1.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空间权重矩阵的基础类型有以下三种，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0−1 矩阵是以两个地点的邻接关系为基础，若两地相邻Wij赋值为1，若不相邻Wij则赋值为0，由于相邻关系是多方向的因此又衍生出了Queen矩阵等。地理距离矩阵是根据两者之间的实际地理距离的倒数即Wij=1/dij来赋予权重的，最为常见的则是将两个地点之间的经纬度进行运算，若两地相邻越近，则赋予更高的权重，反之亦然。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则是将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相符合形成的矩阵即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是单一的地理距离决定的，而是由其他因素和地理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最常用的则是将一个区域的生产总值纳入到经济地理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中。其形式如下W=W0/(Yi−Yj)，W0 代表地理距离矩阵，Yi和Yj分别是不同的地理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
本文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为了便于研究，采取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地理距离嵌套的方式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2.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由于本文构建的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p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 为空间自相关系数，θ 为空间溢出效应系数Wij 为本文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若p不等于零，λ和θ都为零则该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反映的是新疆14地州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交互效应；
若λ不等于零，其他两个参数为零则该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反映的是新疆14地州之间误差项的空间交互效应，若只有λ 为零，其他两个都不为零则为空间杜宾模型，将通过一系列检验来讨论本文最终将采用哪种模型。
（五）模型选择
对本文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通过计算可得城乡收入差距和绿色金融普惠总指数的莫兰指数值为0.206 和0.83，两者的数值都大于0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统计性检验，表明二者都存在空间上的聚集现象，且呈空间上的正相关性。但要了解新疆内部14 地州之间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如何影响，需要查看各个地区的莫兰指数。由于版面原因本文只放了2021 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局部莫兰指数图，图中的1−14 分别代表的是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由图2、图3 可以看出新疆内部14 地州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都分布在第一及第三象限，这说明这两个指标的分布更多是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即城乡收入差距较高的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好的都存在聚集现象。
图2 2021年城乡收入差距局部莫兰指数图
图3 2021年数字普惠金融局部莫兰指数图
为了确定空间计量模型中参数的取值即确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采用了LM 检验和wald检验来确定采取哪一种模型，由下表检验结果可知，本文所选取的面板数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LM以及稳健的LM检验，且拒绝了空间杜宾模型将会退化成空间自回归以及空间误差模型的原假设，因此本文选取了空间杜宾模型。
表6 LM检验及Wald检验表
（一）结果
确定了本文采取的是空间杜宾模型之后，采用LR似然比检验确定本文应该采取那种效应进行分析，由于控制时期变化对控制变量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了时间效应。结合豪斯曼检验本文将采取空间杜宾模型的时间效应进行研究。经过空间Hausman 检验可知，新疆全疆，南疆地区，北疆地区的P 值分别为0.001，0.004，0.003，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终本文选择的模型为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并将回归结果汇总如下：可以从回归结果看到的是从新疆整体来看还是分地区从南疆北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发展都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削弱作用，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性。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是有削弱作用的，这有可能是因为由于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好，因此也会吸引当地居民借鉴该地区的做法，主动去了解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相关知识，并通过互联网享受到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收入，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新疆整体Inczhl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来看，本地的城镇化率越高，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越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宜居城镇的建设会使得一部分农村居民落户城镇，进一步在城镇中谋生，使得自己的收入增加。因而会削弱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但W*Inczhl为正值，说明相邻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反而会拉大本地的城乡收入差距。新疆整体的教育程度，城镇化率，财政支出，经济发展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这些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起到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但从这些影响因素产生的空间效应来看，只有经济发展程度的空间滞后项系数是显著的，说明相邻地区经济发展越好，反而会拉大本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变量在空间效应系数并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因素对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新疆整体的产业结构因素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效果却是较为显著的，这说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集聚效应可能会对本地区类似的产业结构形成竞争压力，进而使得本地区的经济收入产生影响，进一步拉大了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分地区从南疆和北疆来看。南疆地区对当地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削弱作用且作用显著的影响因素有城镇化率，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出，说明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建设，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开放水平，提高财政支出水平都有利于缩小本地的城乡收入差距，但这其中南疆本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对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效果也是显著的，这是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吸引周边地区的居民前去就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的同时也提高了周边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会削弱周边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传统金融发展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个因素的发展扩大了南疆地区本地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倒逼传统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新发展相关业务。南疆地区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的因素还有教育程度和城镇化率，这两个因素对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即周边地区的教育程度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都会使得南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北疆地区对本地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作用的因素有财政支出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即北疆地区可以通过发展或改革这三个因素来达到削弱本地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同时周边地区这三个因素的发展会对北疆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作用。相邻地区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和传统金融水平的提高都会拉大北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周边地区经济水平越高会削弱北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表7 分地区空间计量回归结果
***，**，*的含义为该变量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在2011−2021这十年处于指数式增长状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了高高以及低低聚集状态，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削弱作用，促进金融资源公平流动。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化手段使得社会各个群体接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大大降低，通过大数据的计算可以精准定位客户群体，因此各级政府机构可以把握好这种契机大力扶植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的发展，使得社会各个群体尤其是收入水平低下群体和小微企业在可接受的成本内享受到相关的金融服务。可以大力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相关的行业例如传统金融机构可以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推出精准覆盖贫困群体的应用软件，将办理数字普惠金融的流程线上化，让流程线上操作性更强。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体制，合理监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供金融服务的业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持续性较弱，因此有关部门也应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行业进行的有效合理的监管，把握好数字普惠金融行业的入行门槛，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控部门也应该对数字普惠金融出现的情况进行预案，减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中的不良资产率。
2.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应当将乡村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加大对乡村产业的推广力度，打造品牌效应。其次城市还应进一步加强宜居城市建设，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完善住房和住房保障体系。也应该拓宽农村居民落户城市的渠道，减少农村居民落户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对进城落户农村居民的子女教育工作做好保障，让农村居民落户城市无后顾之忧。
3.促进经济增长，加大政府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村和城市低保家庭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待遇，在低收入群体进行创业时给予适当的帮助，落实低收入群体创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创业的公司进行定点帮扶，邀请专家对该类型公司的业务发展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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