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且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型主流媒体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协调社会运转、缓解社会矛盾、引导主流舆论等重要作用。如何持续推动新型主流媒体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深入互动成为当前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文章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向，通过深入剖析当前新型主流媒体的实践，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新型主流媒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研究发现，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过程中，新型主流媒体要依托其传播能力的现代化，在内容生产、技术赋能和管理创新上实现新的突破，才能不断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新型主流媒体；
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
媒体融合；
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D630；
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4-0016-04
近年来，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卓有成效，其发展轨迹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相契合，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新型主流媒体发展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何持续推动新型主流媒体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深入互动成为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新型主流媒体
强月新[1]对主流媒体的界定为，“以严肃的新闻报道为主，具备职业理念和自觉精神，以弘扬主流价值观为主，在竞争地区内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媒体”。
新型主流媒体是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相互融合的产物，新媒体从技术层面打破了传统的传播体系，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传受者之间的关系。信息分发呈现主体多元化的态势，话语权下放到普通人手中，信息的传播与反馈都呈现在新媒体平台上。新型主流媒体正是借助融合的平台实现对信息的聚合与分发，从而不断提升其引导力。
文娟等[2]将新型主流媒体的特征总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传播力强，主流媒体必须紧扣传播格局的变化。
第二，引导力强，由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导向问题是根本性问题。
第三，影响力大，影响主流人群，代表主流意识，传播主流新闻，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主流媒体追求的目标。
第四，公信力强，公信力是媒体自身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在大众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是衡量媒体权威性、可信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获得受众信任的重要能力，具有较强的公信力是指媒体发出来的声音能被大众普遍关注并以此作为日常行为的依据，同时也能被国外媒体转载并对其进行分析评判。
传统媒体时代，大众传播以“点对面”的单向传播为主要模式，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单一，而主流媒体凭借其可信度和权威性成为公众主要的信息来源。新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涌现促使传播模式变为“点对点”的网格化传播，各大媒体占据传播市场，新闻资源分散在各个平台中。新型主流媒体之所以能够借势而上，主要是因为其汇集了传统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以及新媒体的突出特点于一体。
展现新型主流媒体的时代价值，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将拓展主流价值、把握舆论导向的功能和示范巩固的作用一并实现，引导媒体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例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积极构建融媒体体系，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引入新兴媒体，将权威性与时代性结合，展示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为营造多元、有序、和谐的媒体生态打造良好的典范。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自拉丁文和古希腊语，意思是控制、引导和操纵。1992年，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对“治理”给出解释：从政治上讲，“治理”是指利用权力来管理国家的经济、社会资源。我国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重要意义，这显著区别于西方对社会在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分强调，使治理理念更加贴近中国本土国情，使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能够更好地在中国落地。另一方面，从现代化角度出发，第一次把“国家治理”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被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仰义方[4]认为，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分为治理观念的现代化和治理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现代化治理观念与传统管理理念相比，两者的差异体现在主体、权力来源、运作向度和功能涉及领域方面。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技术的现代化。随着新媒体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利用新媒体技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已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利用新媒体技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观念现代化和治理技術现代化的统一。
随着媒体融合纵深发展进程加快，新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增强，扮演着协调社会运转的黏合剂、疏导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引导主流舆论的举旗手等角色，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
（一）协调社会运转
20世纪40年代，拉斯韦尔注意到了大众媒体对社会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社会联系与协调的功能。认为大众传播不仅将社会的大小事件悉数传递给社会公众，为公众的生产生活提供决策依据，还起到了实现社会各部分间相互协调沟通的重要功能。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社会各部分统筹协调、共享共治，离不开信息传播、民意表达的畅通无阻，而新型主流媒体正是起到这样一种联系和协调的作用。新型主流媒体在实现社会各部分正常运转中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一方面传递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从而协调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舆论监督等途径，积极表达社情民意并参与国家治理；
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弘扬主旋律，坚持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坚定维护社会公德和主流价值观念，从而协调社会正常运转[4]。
比如央视网“快看”的《微现场》栏目，聚焦于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场景，《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他们用汗水诠释责任》等系列短视频，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让观众在观看后产生共鸣，从而起到价值引导作用。
（二）缓和社会矛盾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传媒业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而新型主流媒体逐渐成为社会治理新的推动器，也成为国家治理的新趋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较2021年12月增长了191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4.4%[6]。网络和智能媒体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人们了解时事、传达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通政务机構微博和政务头条号。与此同时，中央媒体和省级媒体还在积极构建“政务媒体云平台”，实现与政务新媒体在内容、数据、用户、服务等方面的互通共享，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这改变了政府过去单向的信息发布以及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模式，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了解最新的社会信息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社会的“共享共治”，这满足了社交媒体时代公众对信息获取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也可以通过媒体平台获取群众对公共事务的不同意见，进行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在虚拟网络环境中，网络的匿名性和表达的自由化使网络空间成为滋生社会矛盾的培养皿，形成社会矛盾激化和线上矛盾转移至线下的趋势，而新型主流媒体可以提供即时交流的平台，通过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实现正向的舆论引导和问题反馈，进而疏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平衡与安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于2021年8月6日印发的《北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1年修订）》提出，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主管部门要加强网络舆论监控，及时通过权威媒体向全社会发布相关信息，并确保在5小时内公布。这体现了政府部门对媒介化社会治理规律的遵循。
（三）引导主流舆论
媒体融合已进入纵深发展阶段，新型主流媒体凭借自身优势和雄厚的资源，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力。大力发展新型主流媒体已经成为时代所趋、民意所致。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模式是“多个媒体，一种声音”，新媒体时代则呈现出“一种媒体，多个声音”的特点，新媒体在传递信息、表达意见上存在各抒己见的特点。舆论阵地已经由传统媒体转变为新型网络媒体，这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新媒体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作为引导舆论的“旗帜”，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正能量不断传递给社会。新型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好自身舆论“意见领袖”的作用，在近些年的各种重大社会事件中，以央视新闻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总能通过全媒体矩阵及时、迅速地传播新闻、发表评论，代表党委、政府“发声”，从而正确引导了舆论。
无论是在社会治理中，还是在国家治理中，新型主流媒体传播体系和传播能力的现代化都尤为重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传播体系蕴含着相应的传播能力。体系与能力是“形”与“神”的关系。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既要注重“形”的塑造，又要强调“神”的彰显，做到形神兼备。只有如此，才能扎实推进内容建设、技术保障、管理创新。
（一）“内容为王”，提升新闻建设性
提高内容生产水平需要多角度、全方位的努力，以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说，把握建设性新闻是关键一步。全球化时代，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公共传播，而建设性新闻是在解决新闻业危机中诞生的。“建设性新闻”是丹麦在2008年提出的概念，受到了全球各领域的关注与认同[7]。在我国的新闻业逐渐改革之后，国内学术界也对建设性新闻产生了兴趣。建设性新闻强调媒体针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改变自身角色的一种新闻理念[8]。积极与参与是其重要特征。
主流媒体时刻坚守正面宣传的理念，将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作为自己的责任。正面宣传要增强新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建设性新闻报道的精神支柱。此外，应重视“柔性传播”，进行平民化、故事化、个性化的新闻报道，以平和、友善、公正的态度进行新闻宣传。2020年3月，为答谢31支援鄂医疗队，湖北日报融合图片、视频和H5等多种媒体形态，推出了抗击疫情融媒体产品《“晋”心尽力 驰援四市》《“荆”生今世“粤”来越好》《闽鄂同心 江海共情》《“琼”尽全力 情暖千湖》等31篇新闻报道，发起微博话题#32封情书致敬英雄#，截至目前阅读量已达867万。
关注现实生活，助力问题解决。媒体要关注社会问题，针对各类现实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深度报道。通过深度报道揭示事件本质，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人民日报推出了《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这一深度调查性报道栏目，针对故意煽动官民冲突、激化社会矛盾、混淆公众视听、影响社会和谐的虚假新闻和网络流言开展深入调查，澄清谣言，还原真相。
二是媒体智库。智能媒体时代，媒体智库化有利于提高内容产品质量。智库型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丰富了新闻采编在新闻报道中的角色，新闻报道不再仅仅停留在揭露社会问题的阶段，开始向社会提供决策参考报告。南都在2021年对国内20多个主流音视频平台及直播公司开展了调查，从中提炼出了多条举措建议并公开向社会发布，为社会各类中小型商业平台的互联网内容管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是舆论监督。正确认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建设性监督促进社会问题的化解。媒体依靠自身敏锐的“嗅觉”，灵敏地捕捉我国社会中的各种新现象、新问题，通过新闻生产将公众目光聚集到直击人心的“现场”，在社会舆论的发酵推动下督促相关监管单位针对现实问题采取相应行动，尽快实现问题的解决和完善。
四是讨论与沟通。媒体与受众加强互动，遵循共建、共治、共享原则，围绕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探讨，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平台促进政府与人民展开双向互动。
（二）技术赋能，提升传播变革原动力
在如今的智能媒体时代，技术发展和媒介变革成为常态。技术变革对社会发展来说有利有弊，虽然推翻了原有的传播生态和秩序，但也为传媒业带来了无数机遇，扩大了发展空间。因此，新媒体平台和主流媒体平台在打造健康积极的网络空间时，都要重视技术建设，将“技术赋能”应用到每一个环节中，用技术推动生产变革。
克服多重障碍，促进“基因移植”。新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应具有互联网思维，改变传统模式，提高传播效能，这是一项艰难的“转基因工程”。传统主流媒体要打破技术屏障，建立强大的技术操作团队，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
提高采编人员的技能，培养复合型人才；
打破沟通壁垒，加强各部门互动，促进技术队伍与采编、运营队伍深度整合；
明确产品发展定位，增强用户黏性，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感染力、表现力、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各大主流媒体充分运用最新的智能传播新技术，在节目策划、内容制作、视觉呈现、互动方式和观看体验上实现创新升级，贴合当前的舆论生态、媒介传播方式变革，使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种议案、提案能够最大限度地触达广大人民群众，深入推动了民意与两会的互动，充分发挥出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引导力、传播力和公信力。
未来新型主流媒体对新技术的探索应用，一方面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不能形式主义地“炫技”；
另一方面要紧跟科技前沿，从基础、平台到应用三个层面，建立探索、开拓、运用、优化“一条龙”式的滚动研发机制，为媒体的长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三）创新管理，优化融合发展生态圈
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化，各类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相互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这对媒体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媒体管理就是要在融合发展的战略要求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协调来实现提高媒体经营效能和质量的根本目标。要坚持用系统化的思维来强化全局的综合权衡，在明确核心要素和基本逻辑的同时，积极进行由内而外、不断延伸的资源整合，通过优化各方力量实现资源的良性互动与共赢，形成良性融合发展的生态系统。
主流媒体在内容资源和媒体公信力上有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传统优势，在媒体融合初期，打造具有大面积辐射效应的媒体平台成为中央、省、市等各级媒体机构的目标和趋势。但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作为竞争对手的大型互联网企业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反应能力，主流媒体打造的客户端往往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因此主流媒体开始将发展战略转向入驻现有网络平台打造头部IP，希望在各大互联网平台通过高质量的内容输出树立口碑，进而在减少基础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实现影响力的辐射提升。
例如，央视《新闻联播》在2019年8月入驻抖音，当天就收获超千万粉丝的关注，并且在后续成功打造出《主播说联播》等爆款栏目，培育了不少“网红”主持人。到2020年，报纸、广播和电视的网站、自建客户端等自有平台的开通率以及在微博、微信、聚合新闻客户端、聚合音/视频客户端等第三方平台的入驻率都超过了67%[9]。
在新媒体生态格局的深刻变革中，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在商业平台领域，新型主流媒体不仅要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增强影响力，而且要加强版权保护、维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新媒体使用者方面，用户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变为积极发表和转发信息，网络的去中心化特性融入个人及其所在的社会资源，从源头上改变了社会网络的权力结构[10]。在纵向细分领域，内容生产由单一行业并行的形式发展为横向的跨行业深度融合。这一切都要求新型主流媒体转变互动关系，树立新思维，建立全新的资源利用模式。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新型主流媒体的作用和责任光荣而重要。在推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同时，新型主流媒体要在内容质量、技术赋能和管理创新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增强自身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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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吕婷，俞逆思，陈昌凤.可供性视角下新型主流媒体技术融合的生态发展路径转向[J].中国出版，2022（13）：5-12.
[10] 喻国明，马慧.关系赋权：社会资本配置的新范式：网络重构社会连接之下的社会治理逻辑变革[J].编辑之友，2016（9）：5-8.
作者简介 师国伟，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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