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创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10月发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之后又于2022年10月首次提出“两个规范”，旨在落实分配制度与分配预期。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文章以问题或风险为导向，在构建的“问题—目标—工具”逻辑框架中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关系，作为“共同富裕”的“目标”与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具有内生的、历史的和风险的多重逻辑关系；
具有理论上内生嵌入性、对象上指向同一性、实践上“两手”协同性、风险上角色互换性等四个特征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能有助于共同富裕实现。这或能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理论思考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刘尚希等，2022a）。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标志着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同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议题进行专题研究，标志着共同富裕从顶层设计开始走向试点运行（陆娅楠，2022）。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第20期发表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2022年5月又在《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获新发展、再入新境界（崔友平，2022）。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首次提出了“两个规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从引导人民对共同富裕前景的“分配预期”及其“分配制度”的构建上提供了明确指南。显然，一个从顶层到基层、从实践到理论、从理想到现实、从分配预期到制度安排的共同富裕正在中国全面、系统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的目标任务。这意味着，必须迅速建构一个公共政策工具体系——至关重要的是迅速建构一个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体系或“工具”与共同富裕“目标”相适应，并确保目标任务与工具手段之间的适配性、协同性与有效性。然而，文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界从未间断过对共同富裕及与之相关的收入与贫富差距、公平与效率等问题的探索研究（顾益康，1986；
熊慎教，1993；
朱步楼，2001），近年来发表的与共同富裕相关的科研成果也十分丰富，比如有大量讨论财政税收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文献（詹静楠、吕冰洋，2022；
韩树煜、李士梅，2021；
连家明，2022；
吴雪芬，2022；
曾军平，2022）及讨论货币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文献（祝佳等，2022），有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与实现路径的文献（龚六堂，2020；
王晶、吕开宇，2021），但讨论有关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与共同富裕“目标”关系方面的文献则十分少见，笔者仅发现两篇文献讨论了财政金融与共同富裕方面的议题（石倩，2022；
周长城、王妙，2022），从马孟琛等（2022）学者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所做的CiteSpace分析中也可以得证。学界似乎忽略了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主题。没有将共同富裕“目标”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有效关联起来。因此，如何基于公共风险理论的国家治理新框架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新时代财政新职能：“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而财政是治理公共风险的内在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角度诠释了社会主义财政“人民性”和“国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为人民理财”和“管理国家风险”的本质。财政发挥其“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职能作用以治理公共风险、促经济社会政治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或强化财政（货币政策）作为“工具”促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是国家治理新职能题中应有之义。（刘尚希等，2022b；
刘尚希，2018），理清“目标”——共同富裕与“工具”——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成为研究如何具体创新“工具”破解“问题”（或“难题”“风险”）以促“目标”实现等其他相关重大课题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关系”，涉及国家（政府）、市场（企业）、社会（大众）各主体间切身利害关系。作为对“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分配格局”或“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循环”进行宏观调控至关重要工具或手段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是影响这些切身利害关系的总枢纽。尤其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的财政政策工具，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被赋予无可替代的主导性职能作用。显然，基于此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框架或工具——基于不确定性与公共风险理论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治理公共风险的国家治理新框架（以下简称“新框架”），必然有别于基于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IS-LM模型内涵的传统财政货币政策松紧搭配模式②西方主流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理论集中体现于其经典模型IS-LM模型之中。IS-LM模型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汉森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概括出的一个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搭配模式。对于IS-LM模型所存在的与不确定性相矛盾的机械性、同步均衡分析的静态性、缺少微观基础的价格固定性、流量存量的非一致性、名义或实际冲击的模糊性等“基因缺陷”，特别是其面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之严重失灵、失效而广受西方政界质疑、学界批判，或为现代货币理论MMT所取代。（Hicks，1937）（以下简称“旧框架”）。
作为本文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公共风险理论”与收入—财富分配循环理论，是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创立，并已融入其新著《共同富裕与人的发展：中国的逻辑与选择》之中。“公共风险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共风险推动制度变迁论”“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相互转化论”“财政风险与公共风险权衡论”等。所谓收入—财富分配循环理论，是对贫富极化形成机制或内在逻辑所进行的理论抽象。观察贫富极化形成机制的“三个维度”是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消费差距，“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循环的关系”：“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能力差距→收入差距”。其中，“能力差距”特别是“群体性能力差距阻碍共同富裕的推进”是关键。根子在于目前依然存在的“三个二元结构”：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二元、社会身份体制的二元、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元，这从发展的底层逻辑上制约了中国共同富裕的推进步伐。需要通过更新理念以树立“三观”（整体观、动态观、人本观），深化改革以强化“底线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和实现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形成的贫富极化循环机制进行防范化解或治理。上述相关理论的内涵要义成为本文讨论“目标”与“工具”（及“问题”）之间的多元多层逻辑关系的重要背景与基本依据。
本文其后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构建透析框架：一个基于“问题—目标—工具”逻辑与公共风险理论的国家治理新架构；
（2）内生逻辑透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是统一内生于人民性与公共性基础上的“目标—工具”逻辑关系；
（3）历史逻辑透析：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中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未来”历史时空演化的逻辑过程；
（4）风险逻辑透析：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中建构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中国特色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框架是一个关于公共风险推动制度变迁、政策变革的公共风险演化逻辑过程。最后，作出简要结论。
（一）贫富极化、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三者之间是基于“问题—目标—工具”的多重逻辑循环关系
本文“贫富极化”即贫富差距两极严重分化之意。贫富差距内容包括收入、财富、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引发贫富极化的根本原因是个人禀赋能力与社会制度差异及时空机遇差异。这里作为“问题”的“贫富极化”涵盖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包括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岗位之间或居民（家庭）之间以及公共服务的非均衡提供之间的收入差距（分配流量）、财富差距（分配存量）及其循环中存在的严重结构失衡、引发社会不安、政局不稳、经济不可持续的公共风险发散状态。因此，防范“贫富极化”引发“中等收入陷阱”或“风险陷阱”等公共风险就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国家治理新框架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目标。由此，内生出缩小收入、财富、消费、能力差距，特别是防范形成“收入—财富—消费—能力”之间的恶性循环的内在要求，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破解的共同难题。对这一难题的化解必因制度、体制、国情等条件而异。但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根据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理论所形成的福利主义、制度主义进行的“福利国家”试验，与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的“共同富裕”探索都表明：效率与公平、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增长（做大“蛋糕”）与分配（分好“蛋糕”）、收入流量与财富存量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兼容十分不易。由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且具备较强的物质基础——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取得脱贫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该认为从制度结构、理论政策、传统文化、物质条件等方面均已初步具备将“共同富裕”作为未来奋斗目标的条件。本文所界定的“共同富裕”目标即由上述“问题”内生而成。那么，什么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不是只有物质上的共同富裕，而是包括精神上的共同富裕；
不是同时、同步、同等的共同富裕，而是异时、分步、有差异的共同富裕，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共同贫穷。要通过公平竞争，形成一个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格局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问题。如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并提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制度体系”等三方面要求。。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关键是处理好协同好增长（效率）与分配（公平）等关系。这些是共同富裕最基本的涵义。本文聚焦于增长（有效做大“蛋糕”）与分配（有效分好“蛋糕”）的国民经济循环视角，首先侧重于研究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其内在逻辑关系不明，就难以阐明“工具”破解制约“目标”实现的“问题”或“风险”的机制，就可能因“工具”不能匹配“目标”、不能针对“问题”而出现的“处置风险的风险”，形成“风险”的恶性循环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历史悠久，但形成标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却始于“凯恩斯革命”——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视为一个整体的“工具”或“一体化工具”来运用的典型国家如日本、美国，其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理论（MMT）②“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源自希克斯-汉森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提炼创新与数学模型化：IS-LM模型，被学界称之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1.0版（基于RBC的DSGE模型为2.0版，MMT为3.0版）。MMT即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更新和融合了诸多非主流观点，如货币起源于债权债务关系论、税收国定论、财政赤字或债务可通过货币创造来支撑、财政政策目标不是平衡而是实现充分就业等等。由于MMT重点在于讨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有效协调运作而被学界称之为可能的3.0版。（闫坤、孟艳，2020）。综上可知，共同富裕与财政政策协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显然的：贫富极化、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三者之间是一种“问题—目标—工具”的多重逻辑循环关系。其核心逻辑可总述为：
以问题或风险（贫富两极分化）为导向，由“问题”内生出“目标”（如共同富裕），“目标”内生出其所要求匹配的“工具”（如财政货币政策协同），而“工具”也内生出其破解“问题”的效果：是否促进了“目标”的实现。这就是内生逻辑。与此同时，如果对所要解决的“问题”预判不准，就会产生“问题误判风险”；
如果对“目标”定位不准，就会产生“目标定位不准风险”；
如果“工具”匹配不当或不协同就会出现“工具不匹配协同风险”。因此，“内生逻辑”也是一种可能存在内生风险因素、阻碍目标确定与实现的逻辑——“风险逻辑”，如果纳入时空框架——过去、现在、将来时间轴与A地、B地、C地空间轴之坐标，或纳入包括“内生逻辑”“风险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其他逻辑在内的更加复杂的逻辑网络会更真实刻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需要多元动态协同推进的伟大工程（见图2）。限于篇幅与所聚焦的问题，本文仅就“目标—工具”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初步揭示，更深入的研究——如“问题”是否为“真”，“目标”是否“合适”均非本文探讨范围，而是假定其为“真”与“适合”。从而集中力量分析论证或被学界所忽略的“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特别是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视为一个“整体”协同工具）二者之间“关联关系”。至于究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工具是直接促进还是间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两个图示（见图1、图2）均表明是通过对“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社会不稳定或冲突风险——本质是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失衡问题或风险）的破解来传导或起作用的。
图1 问题—工具—目标循环关联基本模型
图2 一体三面逻辑关系模型
（二）“工具”视角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四个特性”
1.理论上的内生嵌入性。财政货币职能内生于经济循环可以深刻影响增长——经济增长波动与收入—财富分配——共同富裕。历史表明，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从重商主义①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来田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开国家干预主义之始（较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理论早近320年），持续至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古典革命”。此后，“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学派之间持续争斗至今，但“均衡观”贯穿始终。本文力主“循环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是经济循环，反对单纯为均衡而均衡的“均衡观”与“平衡观”。“循环观”视域下，无论均衡或非均衡、平衡或非平衡，均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及其经济社会政治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或手段，而内嵌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目的关键手段或工具。与重农主义者的对立，从亚当·斯密等的“古典革命”和马歇尔的“新古典革命”到凯恩斯的“凯恩斯革命”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从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卢卡斯的“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直至兰德·雷等为代表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走向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前台，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主张上的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之间的争斗始终相伴而行，成为一条清晰的主线或主旋律。其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增长与分配、效率与公平、劳动与资本、供给与需求等无数“叠加态”对偶关系中各主体彼此之间究竟应该定位于何种科学合理的关系，才能实现国强民富、长治久安、和谐幸福，这是任何国家（地区）甚至超国家或亚国家的团体组织或经济社会政治主体都深受其影响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贫富极化、债务累积、地缘政治、生态环境、局部战争、疫情蔓延等诸多方面深陷危机，若不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中病灶，对症下药，则矛盾必然激发，世界和平与发展难以为继。然而对此时代难题，主流经济学却有愁难展甚至一筹莫展：以一般均衡论为其理论根基的传统主流经济学——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也不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尤其以希克思、汉森、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或后凯恩斯主流学派提出的IS-LM模型，以及脱胎于货币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对该模型进行扬弃后的DSGE模型，由于其始终以“均衡”来刻画经济活动而未抓住现实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循环”这一关键，所以，尽管理论上的数理模型逻辑上精美自洽，但面对现实总是失灵失效，依据这些模型所进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无论是“松”“紧”搭配型还是“主”“辅”规则组合型，均难以从“时”“度”“效”上得到预期政策效果，更难及时提供风险危机预警信号。这些模型在2008年经济金融债务危机中的失败表现就是明证。这使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管用有效的其他政策：如非常规的财政货币政策、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推出非主流的基于宏观会计学和资产负债表方法的现代货币理论MMT来提供新的理论与政策支撑。MMT被认为是现代财政货币政策协同3.0版，其核心思想就是主张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以避免经济循环走向下降螺旋（特别是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螺旋或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状态），这一思想实际上已在欧美日等国实行多年。虽然争议不断，但事实表明其对重新启动就业、稳定经济、注重分配公平等确有较好效果。本文认为，原因在于财政货币政策摆脱了传统“中性”“非中性”的争议，而将经济活动的本质定位于循环，已将财政货币（政策）因素视为经济循环的内生因素而非外生因素②本文对“中性”“非中性”的理解是：传统经济学将其专用于讨论是否存在国家干预市场的必要（政府与市场之争）的话语体系，由此才引出了所谓对经济是否存在扭曲性作用。本文对“内生性”“外生性”的理解是：承认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必然会影响经济循环的基础上，再讨论影响经济循环的具体因素是如何产生或形成、传导的，以便对症下药，解决经济循环、经济社会政治循环受阻问题。事实上，作用于经济循环的内生或外生因素实际上均涵盖了“中性”“非中性”两种可能因素，故深究“中性”“非中性”没有必要。相反，若仍用传统话语体系，则进行政策设计时未尝不可有意利用之以促经济良性循环的目的。，从而使财政货币政策的决策必须从影响经济良性循环的因素及其彼此之间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出发来制定执行政策，而且随时将其效果反馈到新的政策制定执行中来，随经济循环而形成政策循环：即政策—执行—反馈—新政策……循环往复的机制。从更高层次的系统看，公共政策，包括财政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彼此之间又会在更大的系统中进行协同，从而形成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整体性”——“循环论”。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主流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原子性”——“一般均衡论”的。“循环论”视财政货币政策为内生（且主要体现在货币需求源自经济循环的内在需要），而“一般均衡论”视财政货币政策为外生（且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源自经济循环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府需要）。所以，在建于“一般均衡论”之上的IS-LM模型等之中难以找到货币需求与债务累积的关联性，因而无法反映比如由债务风险因素而引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信息，面对产生于经济循环中的经济增长波动、周期性危机就难免失灵失效、政府失策失范。因此，本文力主“循环观”，反对单纯为均衡而均衡的“均衡观”，也反对为平衡而平衡的“平衡观”，在“循环观”视域下，无论“均衡观”还是“非均衡观”，也不管是“平衡观”还是“非平衡观”，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嵌入经济循环的内生性或内生嵌入性逻辑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可以天然融入经济循环之中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经济社会政治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或工具。
2.对象上的指向同一性。事实上，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所指向的共同对象都是源自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循环活动——货币资本（金）循环与周转，周期性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实质上就是货币资本（金）的循环与周转的表征。财政的一收一支无不牵涉货币资金的流动，从而牵涉中央银行对货币与利率的操控。同样，中央银行对货币与利率的操控，除了直接牵涉货币金融市场的货币资金流动，也会直接牵涉财政、税收、预算等的一收一支经济循环活动，直接牵涉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宏观、中观和微观各层面主体的行为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循环。各种规模、性质的宏观—中观—微观循环相互叠加，从而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深刻、广泛的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循环的长期非中性不确定性影响。这些非中性影响同样会不断通过反身性、反射性、反馈性映射到未来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中来，从而内生性要求有一个与之适配的财政货币政策长期协同框架或机制，以形成政策的协同循环或协同的政策循环。基于这样的视角再来观察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时，就会将原来的碎片化政策通过嵌入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循环的长期非中性之中，从而达到在高质量、分阶段的经济社会可持续良性循环发展，特别是在人的全面发展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长期性目标。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其公平分配固有职能作用的结果。比如通过重点性的政府专项转移支出、政府项目投资，通过各种形式的减免税费优惠、投资免抵退税（包括各类组合式税费优惠政策）甚至打击偷骗抗税等犯罪行为，就可以实现对某些产业、行业、地区、人群产生更大经济社会推动作用，缓解贫富差距，调整收入流量—财富存量的流量、流速与结构，缓解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循环分配机制或格局，这是显而易见的财政政策再分配效应。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主要体现在对货币非中性及其利率运行机制效应的有效拓展上。货币政策一般以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作为主要调控中介目标，最终要实现经济稳增长和物价稳定。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货币在经济体中的分布结构和利率所产生的再分配效应恰恰是导致货币政策在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框架下无法兼顾分配目标，并阻碍了财政货币协同以实现共同富裕下的稳增长的关键因素。比如：中国存在的货币流动性分层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从大企业到规模不等的中小微企业、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利率由低到高的收入、财富再分配效应（通过影响各类各种不同规模、类型、性质主体的融资成本结构或资产负债表财务状态而实现）。总之，财政货币政策客观上存在的“非中性因素”或“长期非中性机制”，正是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摆脱传统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制约、实现公平效率统一的长期化经济社会发展所缺少的内在机理，也是李斌等在《债务杠杆、供求循环与货币的作用》中的供给与需求交互作用与循环理论框架所一再证明的①李斌等突破传统主流理论框架与当代诸多观念桎梏，构建了在供求交互循环中理解货币、债务与经济增长、循环的框架，获得不少新突破：供求交互循环是经济学分析的本源，是理解国民经济的重要视角。本文基于此框架与视角，重点表明：作为内嵌于其中并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与作为“目标”的共同富裕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循环关系”。而且，可以利用由此形成的“循环信息系统”，作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动态协同治理国家公共风险的国家治理新架构的重要资源与抓手，也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平台与工具，旨在将“‘循环’中产生的‘问题’在‘循环’中解决”。（李斌、伍戈，2021）。
3.实践上的“两手”协同性。无论学界还是政界、是自由主义还是政府干预主义，或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表明，纯粹的市场经济机制或纯粹的计划经济机制都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难以实现国强民富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相反，要么是共同贫穷（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要么是贫富极化或债务累累（如难以为继的欧美高福利国家），引发系列风险与危机，离共同富裕只会越来越远。所以，有效的市场之手与有为的政府之手需要聚力协同，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现代国家治理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分工合作、协同治理，“两手”协同成为现代政府治国理政的共同特征，因而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问题上除了制度、体制、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个性外，在调控经济循环的技术性方法上仍具相当的共性。比如，只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一定会出现垄断竞争格局、优胜劣汰机制、资本任性、劳资矛盾冲突和贫富极化等问题。所以，共同富裕离不开有效市场为其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有效市场也需要政府为其提供完善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各类财政货币金融的基础设施——市场规则、标准、法规、政策等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否则，市场就难以有效有序运行，竞争机制就可能随时受到破坏，共同富裕就会受阻难以实现。比如市场垄断资本为了其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无序竞争、价格打压、野蛮生长，扰乱市场供需，恶化贫富差距②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既不让“资本大鳄”恣意妄为，又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经济问题。这表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离不开一些基础性制度安排和一揽子政策工具对资本消极作用的政府宏观调控，用政府宏观调控（财政货币政策）削离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内嵌于经济循环（货币资本循环）之中。。而内生于国民经济循环之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正迎合了有效市场运行的内在需要——比如可以通过向垄断者课征垄断性税收（如对垄断消费品如烟、洒、高级消费品征收高额消费税等）以矫正初次分配之中不合理的垄断价格分配机制，通过补贴“卡脖子”技术创新，提升高新技术人员可支配收入以加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确保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为政府不仅需要市场提供足够的财政经济资源确保其职能实现，而且需要市场主体能有效接收到政府政策信号，比如政府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政策利率、税率信号能否被市场主体正确及时接收并转化为正确的预期与行为，使政府提供的政策公共品或公共服务能取得良好政策效果，包括促进市场统一、规范有序有效、资源分配公平合理、社会满意度提升等，形成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良好治理格局和良性循环。
4.风险上的角色互换性。通过落实财政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新职能，履行财政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上的“兜底性”角色；
通过切实履行好货币在防范私人风险“公共化”为公共风险上的“最后贷款人”角色；
通过构建财政、货币、监管三位一体的公共风险协同治理新框架等，可使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在熨平经济增长波动风险（防范返贫风险巩固扶贫成果）中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可以认为，无论实践上已然客观存在的财政功能货币化、货币功能财政化①典型如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操作，特别是2020年疫情以来的超常规货币“放水”与财政“直升机撒钱”、日本利用国债贯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所实行的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实现其全球债务累积危机引而不发效果更是技高一筹，是事实上对MMT的运用。，还是理论上已然获得现代货币理论MMT所提供的税收国定论、功能财政、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合一、内债不存在政府破产等的理论支持，都表明一个严峻的现实：一方面，传统主流经济学及其模型已然失效失灵，时代迫切呼唤理论创新、政策创新、治理创新以及更深层次的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有必要认真总结实践中已然存在的有效经验做法并着力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必须博采主流与非主流所积累的丰硕成果，打破学科学派分裂，特别是认真吸纳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观点，而不是以主流自居，既反对不加分析的完全吸收，也反对不加分析的一棍子打死。这不是科学的态度。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理论框架已从1.0版IS-LM模型经过2.0版DSGE模型走到了3.0版MMT。实践中平衡预算也已过渡到了赤字预算，财政货币理论与政策的创新方兴未艾，特别是不确定性与风险观念近些年来深入人心，公共风险理论也有望成为一门跨学科的治国理政新兴科学，以风险理性或虚拟理性为理念、以风险权衡为原则、以公共风险逻辑推动财政货币等理论、政策与制度的创新成为必然。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征途中，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联通的桥梁或纽带的国债政策都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政策，特别是从防范化解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公共风险上，三者在一体化协同或风险防范化解上的角色互换性就是最有效的“整体性”“共生性”与“一体化”的应对工具。
如何深入探析“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共同富裕”内涵“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性逻辑”，“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则内涵“共同需要论”的“公共性逻辑”，而“人民性逻辑”与“公共性逻辑”高度统一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原则”“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宗旨等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核之中（秦书生、李瑞芳，2021）。
（一）“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内生于“人民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之中
如前所述，从“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的逻辑关联看，二者实际上是根本目的、目标与核心手段、工具间的内生逻辑关系，是内生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人民性”与“公共性”的高度统一，是目的、目标与手段、工具的高度统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目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理想与情怀。“立党为公”是“公共性”的体现，体现其“初心”——“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
“执政为民”是“人民性”的体现，体现其“使命”——“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人民性”情怀。人的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为人民谋幸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陈雪娟、胡怀国，2022）。“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体现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开始，其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不断探索如何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饱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中获得解放独立，获得创造自己美好幸福生活的“主人翁”或“主体性”——人民的主体性地位的权利。“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与“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或“人民性”是完全统一的，也与中国人民作为一个“共同体”或“公共性主体”来共创自己美好幸福生活的“主人翁”或“主体性”是完全统一的，是从物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主动转化（刘尚希，2022a）。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是执政党宗旨、理想与情怀的具体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与方法等均内化于公共政策——特别是作为影响到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各领域以及个人家庭生产生活各方面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着力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公共政策协同推进脱贫致富的伟大实践工程，体现了“人民性逻辑”与“公共性逻辑”的高度内生一致性。
（二）“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内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
从“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制度逻辑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或始终是“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主导或基础），这就决定了“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是内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奠定了经济、社会、政治的制度基础。短短4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奇迹”：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圆满完成扶贫攻坚计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百年华丽转身。同时，继往开来，着力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和2035年远景规划、“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尤其是近两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在《求是》杂志上发文从理论与实践上指引全国人民推进共同富裕，表明中国已经正式开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举国体制的有效性。
（三）“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内生于防范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风险累积发散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其核心思路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总思路是目标手段的有机统一。本质上揭示了“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的内生逻辑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是目标、目的，“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抓手”——内生着以调控效率与公平关系为己任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政策协同工具必须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目标要求，以此防范化解过去40多年来高速发展过程中因“重效率、轻公平”所累积社会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风险累积发散问题，夯实中国共产党长治久安的执政基础。总思路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黄群慧，2021）。包括“三性”发展（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扩中”规模（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人民精神生活”“乡村振兴”等众多方面。例如，财政税收与货币金融方面，包括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以及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王观，2021）等。在省级层面，作为中央确定的共同富裕示范试点区域，浙江省提出要创新构建“共性加专项”的公共政策工具箱（体系）（袁家军，2021）。
（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长期演化的历史过程，具有时空制约性、渐进阶段性、不确定性等重要特征
从人类文明演进史特别是现代化强国实现的历史逻辑来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时空渐近演化的逻辑过程。受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心理、文化等无数主客观因素或内外生因素的影响，“共同富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除受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运动状态的普遍性因素制约外，还受特定社会形态、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发展地域等特殊性因素的制约，形成“共同富裕”实现道路方向、资源禀赋、先后顺序、程度深浅、水平高低等的不确定性或曲折性如脱贫后的返贫风险、阶段性如共同富裕的非同步性、时空性如共同富裕的非同期性等重要特征。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各类政党，一般从属于“私有制的根本制度框架+资产阶级政党竞选机制+‘资本吸血本性’的私人既得利益集团嵌入”的国家治理结构下的政党，即使表面上存在政治形式上的程序民主（“三权分立”）、自由市场中的形式平等，但各类政党仅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在一定时期、程度、领域上施以旨在缓和社会贫富差距冲突、社会撕裂或社会革命的政策措施。如2008年产生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以来突发的新冠疫情，资产阶级政党——无论特朗普共和党政府还是拜登民主党政府所采取的空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货币“放水”与财政“直达”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其协同手段——都无法最终从根本上实现“共同富裕”（特朗普一上台就终止了奥巴马的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计划——“奥巴马医改计划”且以“美国利益第一”名义大打贸易战和大行逆全球化之策，实际上损失的最终是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反，“资本吸血性”的私人既得利益集团借危机中“大而不倒”的财政货币政策救助机制，将其巨额危机损失转嫁给政府——政府不得不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公共风险权衡，从而被具有“资本吸血性”特征的私人利益集团所绑架（本·伯南克，2016）——最终由美国政府转嫁给美国全体国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私人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在全球各国及其相互之间出现了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贫富差距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缩小反而呈不断扩大趋势。
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制度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40多年时间里所创造的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中国奇迹的历史演进逻辑过程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与“中国梦”等的确可以也必然凭借其广泛而深刻的人民性——人民“主人翁”地位的主体性＋公共性——人民利益-风险的“群体性”而与“公有制”的“公有性”有机统一起来：由“‘人民性’的目标导向决策＋‘公共性’的手段导向执行＋‘公有制’的导向制度基础”，形成国家治理新架构——“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且具有自我主动纠错能力的决策机制＋政府主体的主动监管行为＋市场主体的自由活力＋社会主体的公益活动”的多元化国家治理新架构——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总手段。中国目前正在建构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在以“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共产党的领导主体与政府监管服务主体）——市场（包括社会企业主体的企业主体）——社会（包括社会公益个人的公众主体）”之间的协同方式进行重构型塑，这将凸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全国一盘棋”“摸着石头过河”等的党政军民（农工商）的强大领导力、凝聚力、创造力和执行力。当然，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史无前例的奋斗目标，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必须尊重历史规律、现实环境，但也必须务实努力，开拓进取，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链网式风险累积发散重要特征
在占全世界人口17.66%的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关乎14亿多中国人在收入（流量）与财富（存量）分配格局之中的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行业、每个组织（单位、群体）的切身利益。尤其需要将顶层设计与底层探索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处理需要与可能、公平与效率、收益与风险、增长与分配、同一与差异、一般与特殊等的若干对纵横交错内在矛盾，解决新时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逻辑出发点：意味着无论是“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还是为实现这一目标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的铸造，都必须有利于促进上述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防范化解，即有利于消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可能带来的多米诺骨牌公共风险累积发散困境。
从现实逻辑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利益与风险的调适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应该理性看到其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国际国内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形势、各种利益集团博弈等的深刻影响，对现实既成的收入（流量）—财富（存量）分配格局，存量利益与风险的分配调整带来了极大困难。当前，纵览全球，世界正面临着债务风险累积爆发、贫富两极分化加剧①何德旭等指出，自1970年以来，全球债务累积呈周期性特征，共经历了四次主要债务浪潮。始于2010年的第四次债务浪潮表明：所有储备货币发行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货币宽松战略，各国政府都在急速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债务总额不断刷新纪录，成为四次债务浪潮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增长最快的一次。只要一点火星，灾难就有可能轰然而至。根本原因是全球贸易失衡、债务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大、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等。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每经一次债务危机，贫富差距往往就会随之加大，贫富“马太效应”就会加剧，债务公共风险就会累积。（何德旭、张斌彬，2021）、经济金融化、风险全球化的严峻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纵览全国，“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中国面临着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加速“双循环”战略落地、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等的空前考验（高培勇，2019）。“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持续至今，叠加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②经济萧条是当今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后危机迄今已逾十几年，世界经济非但未能摆脱衰退风险，反而一步步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杠杆”的怪圈。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全球债务占GDP比重达到227%的历史最高值。（李成威、詹卉，2022），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不确定与风险因素或实现难度空前增加，尤其是当前所遇到的供给冲击、需求不足、预期转弱的重大考验，将严重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我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创新思维方式、政策目标与工具（原倩，2021），坚决防止贫富极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未来并非一定是在过去与现在的延长线上，但一定是在其基础上的历史性演进、演化。从未来逻辑看，防范化解“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与公共风险累积发散，必然要求构建一个“新框架”。因此，怎么样构建一个内嵌于国家公共风险治理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体系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③这个体系的核心思路应该是以“不确定性动态循环观”覆盖或包容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确定性静态均衡观”（如IS-LM模型）或“不确定性动态均衡观”（如DSGE模型），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全面系统动态协同（包括思想—理论、制度—机制、主体—目标、工具—方法、风险预警—综合治理等在内的广泛协同体系）促进全国人民脱贫致富与共同富裕、经济社会政治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必须深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所提出的“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安排和“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从未来高度不确定性所可能引发的公共风险视角看，在“高质量”“分阶段”中通过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成为“共同富裕”能否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圆满实现的重中之重，而且也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落地、“双碳”目标能否达成、中国式现代化强国甚至于“中国梦”能否如期实现的关键之举，成为公共风险累积扩散能否被平稳防范化解的压舱石。
（一）是动态权衡不确定性与公共风险状态变化的过程
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①陈曦、刘尚希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变局”是以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为特征的。当今世界所呈现的不确定性问题，集中体现到了实体现实和虚拟现实的“叠加态”，这可能是今后人类社会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的主要来源。（陈曦、刘尚希，2020）。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这也是一个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如何权衡取舍的公共风险动态权衡过程。如前所述，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确定与风险要有充分估计。当前世界正面临着债务风险累积爆发、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经济金融化、风险全球化的严峻现实。中国概莫能外，也面临着如何在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公共风险中型塑国家治理“新框架”、在加速乡村振兴中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落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等的空前考验。所以，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的不确定性，从全球视野来考察，需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全球公共风险治理框架来对冲未来不确定性风险；
从中国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代化强国建设来看，也需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构建基于公共风险理论导航的以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体系为核心的国家公共风险治理“新框架”——来对冲未来不确定性风险，而以确定性不断迭代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动态演化过程正是公共风险逻辑使然：新旧矛盾迭代、均衡失衡交替（动态循环）是其表现形态，从关注物的分配到关注人的发展、从关注个体差距到关注群体差距和从强调分配结果到重视消费过程、消费能力则是其渐近核心内涵，而制度变迁、体制革新、政策变革则是其渐进演化载体。在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内生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未来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公共风险协同治理框架并迅速提升中国在新的全球治理规则中的话语权的必然逻辑。
在我国，代表国家在公域活动的政府财政已然被赋予新的“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职能——公共风险治理职能，对于由私域异化而来的公共风险进行权衡对冲或治理已然成为其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的协同）的“突破口”“交汇点”“风险与收益的转换器”等。财政不仅是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是处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新时代防范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财政是否可持续性、财政风险是否可以承受的问题，既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否真正构建并实现的“基本问题”，也是事关对源自债务的风险、金融的风险、经济的风险、社会的风险、生态环保的风险甚至政治军事文化的风险等诸多转化而来的公共风险能否进行有效权衡与对冲，从而确保经济、社会、政治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还是事关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②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学论断，内含着对上述国内国际风险社会环境的新洞见，是对邓小平战略循环思想——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循环战略思想的继承、丰富与发展，是对公共风险最小化目标的掌控后顺应公共风险逻辑所作出的科学抉择。参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0/0515/c1024-31709516.html。、“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能否践行实现的“根本问题”。上述“基本问题”“关键问题”“根本问题”等归根结底是公共风险累积发散及其如何防范化解以夯实执政基础核心问题。这一复杂多元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基于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进行动态权衡的具体的历史的逻辑过程，是一个由公共风险状态变化所推动的制度变迁、政策变革的逻辑过程，在基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所进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更需始终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二）是遵循公共风险逻辑并深刻体现中国特色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过程
从公共风险逻辑上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防范化解“群体性”“公共性”返贫风险演化过程。过去，“中国奇迹”的取得，是因为遵循了中国特色公共风险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公共风险推动制度变迁、政策变化的结果。中国从“物本财政”到“人本财政”的跨越，从消除“绝对贫困”到实现“共同富裕”的跨越，意味着未来随时可能遇到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环境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是遵循公共风险逻辑、体现中国特色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如下五个特征的过程。一是“转轨性加渐进性”特征。中国财政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银行）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无论从体制机制上还是从职能分工合作上都经历了明显的曲折的渐进式转轨过程：经历了“计划化”“一体化”（计委统一下的大财政）→“市场化”“分权化”（统一领导下的分类分级管理）→“治权化”“协同化”（风险治理视域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协同）三种不同类型的渐进演化转型阶段。转轨性是实质与深刻内涵，而渐进性是形式与战（策）略方法。二是“计划性加阶段性”特征。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欧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始终保持了其“计划性”，并体现出“计划性”之下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驱动这个“计划性加阶段性”特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个别调整年份以外的中国“五年规划”。驱动“五年规划”的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后发赶超战略目标所转化的百年战略目标、远景规划、五年计划，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节奏，也深刻体现了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必须是多元动态相机互补协调或协同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要求，当然也自然形成了其基本特色或特征。三是“人民性加公共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为人民服务”宗旨。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也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当家作主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权利（如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体现到各项具体化的理论研究与政策措施之中，当然也必然体现到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之中①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6年1月18日的讲话中指明：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共享理念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逐步实行共同富裕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社会主义天生具有公平正义的倾向，强调人民概念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本身就包含人民的概念。（卢周来，2017）。典型如2020年初期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中国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深度融合协同，从初期财政部快捷拨款直达湖北武汉、人民银行快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市场流动性，到中后期“六保”“六稳”“复工复产复市”等，加大力度减税退税降费降息等，防止因“疫情”而引发供需“断链”“断网”等群体性公共风险，确保了经济社会政治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其“人民性”与“公共性”特征。四是“私人风险外溢性加公共风险权衡性”特征。从公共风险理论视角看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演进过程，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中国决策层始终谨持的公共风险最小化权衡的风险理性思维：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看”“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到“南巡讲话”“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议”“开辟深圳经济特区”“一国两制”等，无不闪耀着公共风险理性的光芒，已深刻体现到中国特色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模式的建立、发展与完善过程之中。比如，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就分别来自邓小平的“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不抓紧机遇改革开放，中国就有被开除‘球藉’的危险”等深刻洞见。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突破口”“先行军”①刘尚希认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70年来在支撑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有着自身独特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这三方面立体交叉，相互交织形成了不确定性与风险逻辑、社会主义与人民逻辑、行为主义与创新逻辑。，中国间接金融体制的构建、形成与发展，实际上源自邓小平的上述“风险理性”而推进②刘尚希认为，在风险社会，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等公共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若处理不好会引发严重的危机。中国的财政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丰硕成果，主要在于注重既化解各种内生的公共风险，又防止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公共风险。，中央银行从“大财政”中独立，实际上也是与财政体制改革并行的金融（银行）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同期配套而行的，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模式构建之源——公共风险理性推动了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过程反过来也体现了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具有强烈的公共风险理性特征。上述特征，是未来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及其国家治理新框架构建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
在2021年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2022年10月又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并首次明确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分配机制”的分配制度改革前景，旨在落实于第一、二、三次分配制度安排及其分配预期。一个举国上下协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共识已经达成、蓝图正在践行。
本文对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协同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表明：“贫富极化问题、共同富裕目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实际上是一种“问题—目标—工具”的链网关系，也是一种往复循环的逻辑关系，当其汇入或嵌入国民经济循环（包括增长—分配循环、供给—需求循环、收入—财富循环、流量—存量循环、投资—融资循环等）之中观察时，会发现以上所有这些“循环”都会内生地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政治循环”这个更大的系统，并形成不确定性的“叠加态”。简要的图示表明：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只有识别真“问题”，才能定位“真目标”，也才能找到破解真“问题”的有效“工具”（或“方法”“路径”等）。否则，可能带来的是风险的恶性循环——以上各种循环受阻，可能出现“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处置风险的风险”“蝴蝶效应”“羊群效应”及“多米诺骨牌效应”等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债务风险、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公共风险交互循环的严峻公共风险或公共危机状态。从世界各国所经历的有关经济、社会、政治风险转化为危机，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的历史周期率中可以得证。所以，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协同的“内在关系”是一种内生的、风险的、历史的多重多维逻辑关系。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实现“中国梦”绕不开的难题。在中国，对由“贫富极化问题”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守其“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人民性与公共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性，也揭示出“共同富裕”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之间是“目标”与“工具”有机统一性。作为“工具”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所具有的“四性特征”可以构建一定的确定性以对冲不确定性与风险、助力“目标”实现，但不同社会形态的制度结构、不同国家的政策结构、不同时空条件的环境结构、不同风险状态的收益或风险结构等会展现出不同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特征及与之匹配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特征。中国在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之中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既是一个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时空演化的逻辑过程，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中国特征，也是一个关于公共风险推动制度变迁、政策变革的公共风险演化逻辑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为时空制约性、渐进阶段性、不确定性或曲折反复性、风险关联性等重要特征；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中国特征具体表现为“转轨性加渐进性”“计划性加阶段性”“人民性加公共性”“政治集权性加经济分权性”以及“私人风险外溢性加公共风险权衡性”等。
只有将“共同富裕”目标、目的与实现目标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工具、手段基于其内生逻辑、历史逻辑与风险逻辑所体现的上述特征有机融合起来，才能有效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文章精神实质，才能有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的内涵要义，充分发挥中国特色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从思想理论到主体目标、从政策工具到风险治理等的协同作用，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分配机制”、防范化解贫富极化、规模性返贫等公共风险累积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伟大的“中国梦”。
猜你喜欢共同富裕货币政策财政论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9期)2022-10-25Palabras claves de China今日中国·西班牙文版(2021年12期)2022-01-01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代陕西(2021年16期)2021-11-02金湖：美丽生金，让共同富裕看得见摸得着华人时刊(2021年21期)2021-03-09正常的货币政策是令人羡慕的中国外汇(2019年19期)2019-11-26研判当前货币政策的“变”与“不变”中国外汇(2019年18期)2019-11-25“猪通胀”下的货币政策难题中国外汇(2019年22期)2019-05-21略论近代中国花捐的开征与演化及其财政-社会形态近代史学刊(2018年2期)2018-11-16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9期)2015-12-29医改需适应财政保障新常态中国卫生(2015年5期)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