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杰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吴 坚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迎宝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讲师)
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培养改革的若干设想
徐 杰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相对于金融湾区纽约、科技湾区旧金山、产业湾区东京，新兴的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体现在它几乎集其他三大湾区所长于一身，它既是金融湾区，也是科技湾区，更是产业湾区；
其次体现在它在行政、司法、经济、货币乃至语言文化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以语言为例，且不说香港通行“两文三语”，澳门通行“三文四语”，就说大湾区内的广东九市,也是中国大陆地区方言和地域文化最为多样、最为丰富的地区，没有之一。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跟逐渐普及的普通话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分工并存，各显异彩、各领一片天地。如此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对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既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同时又蕴含着多方面的机遇。在这些独特的挑战和机遇面前，高层次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体制和模式可以而且应该在粤港澳大湾区率先有所作为，其中某些创新性设想可以先行先试。
中外语言学的发展经历了“工具性”“描写性”和“解释性”三个历史阶段。所谓工具性阶段，是指传统语文研究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研究语言文字为其他学科服务。比如中国传统语文学就是以汉字为中心的三门“小学”：研究字音的音韵学，主要为吟诵古代诗词服务；
研究字义的训诂学，主要为读懂古书服务；
研究字形的文字学，主要为文献和考古服务。语言研究到了近代才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亦即为理解语言本身的性质而研究语言。获得独立地位后的语言学早期重在描写，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当代语言学是在描写的基础上聚焦解释，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前者即为现代描写语言学，后者即为当代解释语言学。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学科设置，应该准确地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并根据学科本身发展和社会经济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和优化。
目前学科分类体系的一级学科名单中,我们找不到语言学的身影。与语言学相关的有两个一级学科，一个是“中国语言文学”，另一个是“外国语言文学”，在这两个一级学科下面分设有“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设置，背后的学术理念正是把语言学研究当作依附于文学等其他学科的服务型学术领域来看待的，停留在工具性语言学阶段，显然是不可能适应学科发展、不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正是由于中国目前的学科分类中语言学不是一级学科，我们只好把跟语言学相关的学科和专业权宜之计般地放在中文系和外文系。这种状况极大地制约了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现有的中文专业或外文专业课程已经很难满足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科学生的知识需求。现代语言学学科培养的人才毕业后有的从事科学研究，有的为社会大众提供各类专业服务。前者对语言学的专业训练要求更加专门化，应开设句法学、形态学、音系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语言学核心课程，但这些核心课程在现在的中文专业或外文专业课程表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立身之处。后者则应着眼于应用语言学知识和相应能力的培养，课程内容涉及神经语言学、病理语言学、应用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临床医学等领域，而这些课程更是不可能在中文系和外文系开设的。所以，要突破现有学科设置和课程体系的束缚，建立一套独立的知识和能力训练方案，是语言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实语言学界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就此举办过多场规模不等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且已形成了初步的共识。那就是在保留原“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的前提下，增设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语言学”，并在这个新的一级学科下面设立包括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句法学、词汇学、语音学、辞书学、文字学等数个二级学科。而如此美好的制度设计之所以迄今没有落地，主要是因为反对意见认为语言跟文学关系密切，二者不应分家。而此类异议的学理基础显然是前述工具语言学，就是语言研究要为文学服务，甚至只为文学服务。诚然，语言确实跟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这两个学科只是交叉关系。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为文学研究作出贡献，它还能为其他许多学科作出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之语言学除了要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作出贡献外，还有自身独立而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理解语言规则，认识语言机制，解释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预测语言的未来发展方向。如果让语言学作为二级学科分别寄生在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框架下，那么是不可能让它得到充分施展和快速发展的。
令人欣慰的是，语言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和澳门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尤其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已经分别设立了此类学系，有的直接称语言学系，有的称语言学与现代语言系，还有的称翻译及语言学系，并且相应地设立了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各级学位课程，这等于给予了语言学事实上的一级学科地位。澳门大学虽然尚未设立语言学系，但是成立了语言学研究中心，借以协调校内语言学领域内的学位课程，整合相关研究力量，推动跨语种的语言学研究与教学。澳门通行多种语言，并存着多种文化，拥有独特的城市气质和文化禀赋，素享“多元文化的鲜活博物馆”和“多种语言的天然实验室”之名，是研究语言接触与变异、不同语言相互影响与融合的难得场所。
我们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语言学学科地位问题仅仅在港澳地区得到解决还不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区也可以进行与时俱进的学科调整，先试先行。具体做法可以是：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语言学学术力量较强的高校，率先设置语言学系，并相应地设置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的学位课程。当然，设置新的语言学系和新的语言学一级学科后，基本不动原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只是对其二级学科进行有限的调整，比如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保留“汉语言文字学”，但是不必保留“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进行跨语种协同整合，尤其是要拆除汉语、民族语言和外国语之间人为设置的学科障碍。这样一来，整个语言学科在崭新的平台上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发展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创新应搭乘新文科理念和计划的顺风车。
“新文科”这个概念最近才突然热络起来，特别引人关注。当然不同的人对这个新概念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的提出跟已经存在多年的“新工科”有关。新工科当然是相对于旧工科或者传统工科而言的，说的都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不同范式。传统工科跟其他传统学科一样，其教学和研究都是从学理入手的，首先是系统地通过教科书掌握基础理论，然后再推到应用领域，看看哪些基础理论和前沿发展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而所谓的新工科则是从问题入手，或者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痛点入手，首先识别和圈定问题，再去找寻解决办法，在找办法的过程中无疑要吸收前人智慧结晶，对接前人的相关成果。就此而言，不管新旧，工科都是要打通学理和问题之间的链接，区别只是在于二者的入口不同。旧工科从学理入口，对接问题，新工科反其道而行之，从问题入手，对接学理。显而易见，新旧工科虽然入口殊途，最终仍是同归的。这一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莫过于香港科技大学分设于香港清水湾和广州南沙的两个校区了。该校管理层明确表示，两个校区要错位发展，学科设置要尽可能避免重复。怎么错位发展呢？香港校区是旧工科，设置了以理工科为核心的四大传统学院：工学院、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22年9月1日开始投入使用的广州校区称要发展新工科，定位就是问题入口、问题导向，干脆就不设置学院了，直接针对“问题”设立了四大“学域”，又称“枢纽”：功能学域、信息学域、系统学域和社会学域。这真是个有特色的办法。
扑面而来的新文科新风尚已经刮到了语言学领域，应该很快就会出现旧语言学与新语言学之分。二者也一定是入口不同，殊途同归。这里我想强调以下两点。
第一，学理和问题的对接是检验和衡量学术研究乃至高等教育的最重要标尺。如果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对接，不管从哪个入口进来，都走不远、爬不高，发展前景就会严重受限。一方面，从学理入口当然是可以的，那就是首先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和前人理论。但是决不可就此满足，要主动对接语言和语用运用中的问题和痛点，用理论工具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和痛点，并在解决的过程中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去反哺、发展、延伸、修正甚至推翻那些理论。另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也可以从问题入口，首先从人类语言活动中识别和定位出问题和痛点，可以是理论问题，也可以是实践问题。之后再主动对接语言学的学理，充分吸收、主动善用古今中外语言学家有关语言的学术成果和智慧结晶，以求解决我们的问题和痛点。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理论工具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自己造一个理论出来，直接进行理论创新。从问题入口后，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积极主动地跟学理对接。地球上已经架起那么多美轮美奂的桥梁，聪明的我们能用则用，不必时时事事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定要善用前人理论工具，只有这样，才可能事半功倍、稳步前行。
第二，跨学科属性对包括新语言学在内的新文科来说是自然发展和天经地义的，或者说是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的。之所以说从问题入口跨学科对新语言学来说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因为社会问题、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等等一定会涉及到不同学科的学理。传统语言学从学科入口，自然只聚焦于语言现象中跟自己学科甚至自己分支学科有关的方面，有意无意地排除它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属性。这样做利弊兼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对语言某个方面的属性进行精细归纳概括，弊端是人为割裂了语言不同属性之间的有机联系。新文科理念下我们如果从问题入口，就可以将学科划界暂时搁置一边，聚焦问题，问题在哪里，我们的学术研究就跟到哪里，学科建设就跟到哪里。解决问题需要多少学科就整合多少学科。面对重要问题，我们可以集合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一起协同创新，攻艰克难。
新旧文科，入口不同，殊途同归,各有其长，相得益彰，毫无矛盾，不可偏废。旧文科不应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排斥新文科，甚至贬低新文科；
新文科也不应自以为新，否定旧文科的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蔑视旧文科所代表的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学术结晶。喜新当然无妨，厌旧大可不必。国际上新工科的概念和实践虽然已经风行几十年，但是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等人类壮举，基本上仍是旧工科干出来的，首先是靠数理化测算出来的，新工科出来后只是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补充。卓有成效的新工科尚且如此，刚刚提上议事日程的新文科更应该是这样。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样例丰富，双语多语同一社区并存，痛点明显，问题突出，注入问题导向的新文科理念更有用武之地。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文科之风也能给高层次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带来新机遇和新气象，整个语言学学科的创新发展也必将由此获得强大的动能和旺盛的生命力。
在社会需求和职业选择日趋多元的今天，为了让高层次语言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事业后继有力，我们还需要打开思路、开拓创新，为高层次语言学人才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和事业发展平台，决不可让他们的事业发展局限于文化教育、新闻传播等传统的狭窄领域，要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职业增长点。我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做好个体语言规划与咨询。语言是我们人类离不了的唯一思维平台、主要交际工具以及族群认同和感情寄托的重要文化符号。语言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能力，体现的是核心竞争力。语言是人们获取知识、消化知识、整合知识、创新知识等智能活动的平台和依托。语言能力强，其他能力弱不到哪里去；
语言能力弱，其他能力强不到哪里去。现代人所谓的4C核心能力——沟通能力(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合作能力(collaboration)以及创新能力(creativity),或直接，或间接，无一不跟语言能力密切相关。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语言既可以是宝贵的资源，如果管理不好的话也极有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在多方言和多语言成为社会新常态的今天，个人的语言取舍和应用存在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会说家乡话，要不要学普通话？会说民族语言,要不要学外语？学了普通话，学了外语，本民族语言、家乡话怎么办呢？真的需要留住方言留住根？外语学哪一种比较好？学到什么程度才叫好？学多少个语种才叫够？出现冲突时，是迁就单一语言的水平，还是让位语种数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跟语言扯上关系的烦恼和纠结统称为“语言烦恼综合症”。有趣的是，语言烦恼综合症是现代城里人的富贵病，几乎跟体重超标和尿酸过高等富贵病发生于同一时空。对于这些语言问题的回答、语言痛点的解决，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工作者原本应该当仁不让，可惜的是这些问题长期处于语言学家的盲点，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大家更关心的一直是群体层面的，也就是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语言规划，包括推广普通话的效果、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方言保护等大问题。我们认为个体层面的语言规划、家庭语言咨询服务，完全可以成为语言学人才的一个崭新职业选择，前景广阔，就跟投资理财一样，看似每个人都可以做，但是专业的投资顾问和理财经理可以为普罗大众提供难以企及的专业服务。
二是做好语言障碍筛查与治疗。语言能力重要，但是，社区中很多人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病症和语言障碍，且长期得不到识别、重视和治疗。在这个方面，当代语言学高层次人才可以大显身手。高校的语言学系可以开设此领域的学位课程，给予学生系统完整的语言治疗训练。他们毕业后走向社会，定能针对此一社会痛点施展专长，服务大众，贡献社会，同时实现自身的人生理想与社会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机遇、挑战与对策
吴 坚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为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机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区域优势和资源集聚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要战略之一。粤港澳湾区区域优势明显，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将更大限度增加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的流动性，推进多主体参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此外，湾区具有东南亚的地缘优势，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文交流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对促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推动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在区域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也在资源集聚上具有开放包容的情怀。为进一步聚集整合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教育教学资源，发挥中国南方地区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示范引领作用，2022年8月22日，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倡议并联合粤港澳地区9所高校，共同发起成立国际中文教育南方联盟。该联盟将集聚和联动社会各界力量和资源，加强国际中文教育协作机制建设，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倡建立的粤港澳大湾区孔子学院合作大学联盟,也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的孔子学院(课堂)在国际中文教育、加强中外友好合作与人文交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
(二)经济实力助力国际中文人才培养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经济互补性强。香港、澳门服务业高度发达，珠三角九市已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湾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进一步加快了推进湾区与全球各地的经贸合作往来，增加了对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中文+职业”方面的人才。而湾区职业院校众多且辐射领域广，将对国际中文人才的职业发展需求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多渠道的专项教育经费投入成为现实。湾区设立了各级各类奖学金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专款，助力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例如，国家层面有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
广东省政府2013年设立了“广东省政府来粤留学生奖学金”，并设立了孔子学院(课堂)发展支持资金；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一带一路”奖学金，2014年伊始每年提供约2亿港元专款辅助少数族裔学生学习中文。[2]
(三)具备国际中文教育改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推动社会各领域改革创新上具有很强的能力和魄力。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反映了加快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改革与创新的紧迫性。粤港澳三地科技研发、转化能力突出，拥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程，创新要素吸引力强，拥有无限创新潜力，为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一是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重视中外合作与交流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化水平突出，每年吸引来的留学生不计其数，为国际中文人才培养提供了跨文化交流的土壤。二是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的数字化进一步得到发展。疫情改变了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方式，为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战略部署提到，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领先优势，在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着力培育智慧教育赋能区域提升的优秀案例。广州作为优先开展“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城市之一，其国际中文教育理应成为“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重要突破口。在推进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及人才培养的进程中，“互联网+人文交流”的形式，可使世界各地致力于加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人们打破空间上的限制。
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资源融合创新、区域文化特色人才培养、“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等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一)国际中文教育区域资源融合创新还有待优化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的逐步展开，粤港澳区位一体的概念逐渐成为共识。在此背景下，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也开始关注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国际中文教育南方联盟、粤港澳大湾区孔子学院合作大学联盟的成立，便充分体现了整合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推进国际中文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国内开展的国际中文教育以高校为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粤港澳三地在教学管理、办学模式以及人才培养上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机整合和优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大湾区学分转换、学历互认等。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形式以及培养内容等的制定仍然还存在探讨的空间，例如素有“语言博物馆”称谓的澳门，其语言使用者较为多样化，需要我们思考和重构适应多语言多文化的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体系。同样，在香港地区和广东地区也面临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这种环境下形成的国际中文人才培养目标、形式和内容也应有所区别。因此，如何进一步发挥粤港澳三地的教育优势，同时又保持各自的办学特色，实现区域间资源的有机整合，仍然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国际中文人才培养内容与区域文化特点粘合度较低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教学中，大多以剪纸、书法、太极等国内外学生都很熟悉的中国元素来展开教学，很容易忽视自身所处环境的中国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包括区域特色文化。缺乏区域特色文化支撑的国际中文教学，使学生难以全面、真实、立体地了解和理解中国。以岭南地区为例，学生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外，还需要更多机会去切身感受和体验周围的文化，比如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感受广府文化的魅力。进一步说，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人才培养的内容上对区域文化的重视还不够，与区域文化粘合度还比较低，其中也包括岭南区域文化与海外某一区域文化的交流互通。比如在湾区某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文化课程涉及岭南文化，但多为单向传播，缺乏岭南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变体研究与实践，缺乏岭南文化与海外不同区域文化间的联通。虽然湾区内高校也意识到了区域文化对培养国际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但如何培养具有大湾区特色的国际中文人才以及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仍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
(三)湾区“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依旧有限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已经不仅仅止于语言教学和中华文化传播了，还与其学习者职业发展密切相关。“中文+职业”的教育得到海外中文学习者的青睐，其形式能最大限度发挥中文的经济价值，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赴华学习深造，也能满足我国企业“走出去”对海外本土技能型中文人才的需求。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产业林立，创新潜力巨大，为培养“中文+职业”国际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在“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方面还比较有限。一是培养单位对“中文+职业”国际人才的培养还不够重视，培养方案依旧以培养语言教学人才为主，仅开设少数与经贸、旅游等职业相关的中文课程。2022年6月，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中文+农业科教发展中心”，开启了良好的开端，有助于培养既懂中文又掌握农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尚未很好地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院校培养“中文+职业”国际人才的优势。据统计，目前仅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就有67所，其中广州最多，达46所，占比高达68.7%；
东莞有4所，深圳、佛山、惠州分别有3所，江门、肇庆、中山和珠海分别有2所。[3]如此多的职业院校，其整体国际化水平却不高，在“中文+职业”领域发挥的功能十分有限，影响了“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可喜的是，现在少数职业院校开始了尝试。如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了国际汉语师资培训基地，为“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与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中文教师教育学院合作构建“中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体系。尽管如此，湾区“中文+职业”国际人才培养才刚起步，仍需要在师资队伍、资源建设、机制创新等方面突破现有的局限。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人才的培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深入调研，挖掘国际中文人才培养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于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国际中文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公共产品，致力于为世界各国中文教育发展提供服务。那么，如何更精准地满足国内外非中文母语者学习中文的需求，提升国际中文教育师资质量，打造优质的国际中文教育品牌，加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综合改革，愈加受到国家和高校的重视。在实际行动中，我们可以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政校企行社”五位一体的优势，推进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和社会团体参与到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中来，并基于政府、学校、企业、行业和社会团体对国际中文人才的不同需求，加强实证调研，通过企业与高校合作开办线上工作坊、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中文+专业”教材、高校与社会组织共同开发区域国别化的中文教材等形式展开。在疫情常态化时代，社会各界要抓住教育技术变革的机遇，挖掘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新动能，携手实现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
(二)共建共享，积极探索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新路径
大湾区的区域性概念，意味着粤港澳三地应加强沟通和交流，共同建立具有区域性特色的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体系，共建共享优质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共同开发符合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多样化素材。三地在合作过程中应明确以下两点。一是国际中文人才培养应服务于国家大局和人才市场需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国际中文教育及国际中文高端人才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专业化、国际化、交叉学科化程度等的不断提升。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人才培养将在多学科交叉中进一步增强人才培养的适用性和专业化，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中文人才的市场需求，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发展。二是国际中文人才培养应能够服务个体成长需要。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不仅要育人，而且要以人育人，根据学生不同文化差异，建设过渡性中文课程或维护性中文课程，强调学生本位的多元文化价值观。2022年，新发布的《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凸显了对学生本位多元文化教育的诉求。因此，粤港澳三地教育合作新路径需综合考虑国家、市场和个体发展的新需求。
(三)求同存异，加强国际理解教育的涵养
全球化背景下，教育的发展面临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水平，这就需要在国际中文人才培养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教育是跨文化意识指导下的文化交流，需要建构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并且强调对文化的理解持动态的观点。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跨文化意识的培养。首要的就是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既要看到文化的共性，也要认同文化的差异性，让不同的文化能够共生发展。跨文化意识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不仅仅关注本民族的利益，更关注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寻求平等，维护多元，共享利益。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不能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要跳出课堂，从更广阔的实践空间中培养跨文化意识，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中国角”就是超越课堂的一种跨文化交际表征。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复信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时，希望更多马耳他师生和青少年积极参与中马人文交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者和人民友好的传承者。人文交流的基础在于国际理解教育，而国际理解教育就是要促进不同背景学生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形成正确的态度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需要厘清多元文化教育观，既涵盖不同国家间的国际理解，也包括“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的区域理解。粤港澳三地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在育人观念、模式、行为和话语体系上存在差异。破解三地国际中文教育合作困境，仍需跳出粤港澳三地固有的文化思想框架，从国际理解教育的更高站位去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粤港澳大湾区孔子学院合作大学联盟成立[EB/OL].(2022-11-06)[2022-10-05]. http:∥www.gov.cn/xinwen/2021-11/06/content_5649529.htm.
[2] 金晓艳,赫天姣.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文教育集群发展的SWOT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6-136.
[3] 赵晶晶,张薇,张浩.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基于产业分析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22(12):24-29.
粤港澳大湾区外语人才培养及创新模式构建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授)
2019年2月，国家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构想，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国际语言环境建设和多语种人才储备必不可少。[1]大湾区的优秀外语人才培养因此显得尤为重要。优秀外语人才的培养与优质的学科专业建设紧密相联。在我国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外语专业的发展有着两个新特点：一是新文科赋予外语专业新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加强现有外语专业的内涵建设；
二是新文科赋予文科专业新内容，主要体现在加强外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交叉融合。在此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谈谈外语专业的新发展以及外语人才的培养。
(一)加强现有外语专业内涵建设
教育部对我国大学外语专业建设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新要求：外语专业建设需面向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交往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面向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的复合型人才培养，面向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和全球化背景的国家外语战略的发展。[2]这为我国外语专业内涵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围绕语言、文学设置课程的传统理念需要进行调整，外语专业必须与我国的外交、经济、对外开放战略等诸多方面结合在一起。近来兴起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就是外语专业内涵建设的一种新尝试。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大湾区的外语专业建设需围绕这些进行改革。
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也是现在较为流行的一种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多所学校实施了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较为常见的是“外语+专业(方向)”“专业(方向)+外语”“小语种+大语种+专业(方向)”等外语教育运作模式。但有学者指出，这种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强调以外语为主、其他专业为辅，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而非交叉整合关系，并未形成外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叉整合，大多还是表面拼接混合。[2]
(二)加强外语与其他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外语要服务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文化、国家安全、科技、体育、教育和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除了在内涵建设方面加强内容建设，还需加强外语学科与其他专业、学科的真正交叉融合。
外语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最为直接的就是做好专门用途外语的建设。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侧重培养能够较好服务于上述诸领域的高端外语人才，而外语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更多体现在公共外语上，侧重培养能用外语就各自专业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语专业建设，由于涉及到多种语言，还要关注多语种之间超语言技能(translanguaging)的培养。[3-4]
近些年来，我国专门用途外语的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学科门类、教材到教学法等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离高质量服务于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能用外语自如进行国际交流的各学科高端人才还较为缺乏，专门用途外语的建设还任重道远。尤其是非通用语种的专门用途外语建设还非常欠缺，而这些对于“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精一门外语，会多门外语；
懂专业，能多语种沟通写作)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又至关重要。
这一切都要求外语教师改变陈旧观念，具有改革、创新的勇气和决心。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指出，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五大关键处在于：改到要处是专业，改到深处是课程，改到实处是教材，改到难处是技术方法，改到痛处是教师。[5]专门用途外语的建设需从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师培训等多方面着手，打造一批基于课程群概念的专门用途外语金课，培养一批专门用途外语金师，编写一批专门用途外语金教材。
我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应具备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文化自信、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粤港澳大湾区外语人才应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有社会责任感。这种外语人才的培养需要创新模式。
(一)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
1.小语种服务国家大战略
目前，全国有近千所大学设有外语学院，培养外语专业人才，但大部分外语专业都是英语类，涉及小语种的院校不多。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小语种人才，例如，全面覆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政治经济发展急需的外语人才。有些开设小语种较为成熟的院校，则应在小语种专业总数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将重心转到深化各小语种专业内涵建设上来，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不是盲目地扩增小语种数目。
新时期高校外语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更应该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即要讲好中国故事。只有具备双向互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承担起这种双重使命。相关院校应整合小语种的本科教学和科研力量，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努力强化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双向互动性。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在现有教学计划框架内，设置中国文化倾向课程，在课程教学内容中增加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元素和信息。各专业课的教学，不仅注重对象国文化的掌握、介绍、讲解，同时注重学生的中国文化外语表达能力的培养，围绕学生双向互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开展教学活动，通过这种模式，使学生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学习本国的国情、时事等，学习如何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资讯，如何用所学的语言呈现当代中国的面貌。这样的外语学习更接近社会实际，也更符合我们对外语人才的需要。
非通用语种专业可以实施“双外语”“应用型”“国际化”三位一体的培养理念，探索“非通用语+”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小语种+英语”的双外语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遵循非通用语种专业的教学规律，通过合理设置跨学科、跨专业课程，促进学生复合型知识能力的提升、对对象国国情文化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双外语能力的提升。大部分学生在中学阶段都没有学习过非通用语种，因此在一、二年级应重点强化专业课学习，提高语言能力，在这个阶段以语言必修课程为主、跨专业选修课程为辅。到三、四年级，院系应主要强化复合型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由选择课程，并引导学生进行跨专业选课，既包括本专业课程，也包括跨院系乃至跨学校的课程，如非通用语+英语、非通用语+经贸、非通用语+法律、非通用语+新闻等。
2.改造传统英语等大语种专业教学模式，引领外语学习新方向
目前英语专业布点数太多，社会人才需求量有限，英语专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首先，应创新英语专业培养模式。英语类专业“国标”倡导“回归人文、分类卓越”，可以实施“三标并重”“两轮驱动”“四位协同”的策略，即英语专业建设的三个核心目标(专业知识传授、实践能力提升、人文素质培养)并重，实现目标的两种教学模式(内容依托、项目引领)驱动。例如，基础阶段通过“内容依托”，将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的培训与知识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以一门主干英语课程为核心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群，并搭建网络自主学习平台。高年级阶段通过“项目引领”，将专业知识的传授与综合素质的培养以及实践能力的提升结合起来，培养和检验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最终搭建起知识、素质、实践能力相互融合的教学体系。此外，“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四位协同的实践教学体系可以营造无处不在的英语学习氛围。
其次，应创新外语教学理论。针对我国外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外语学习的新理论，例如“补缺假说”“学伴用随原则”“续理论”等前沿理论，服务于外语教学实践，改变了我国外语界长期依赖国外理论指导外语教学的局面，提升了我国在二语学习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了外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改革。
3.探索精英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模式
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精英国际化外语人才，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国际语言沟通能力，更要培养学生文化方面的沟通能力。例如目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韩国东西大学开展的由三国政府首脑倡导的国家级国际化办学项目“亚洲校园”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项目由三国协同运营，拥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完整的课程体系、专门的教师与管理队伍，可以实现“读一所大学、拿三国文凭、会四种语言”，旨在培养对东亚文化具有高度认知、理解与阐释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三国学生在专门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的保障下，通过远程教育、集中讲义、“流动校园”等模式进行专业日语与韩语的同步学习，使用中、日、韩、英等多语言开展交流，探究东亚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的课题，学习成绩合格者将获授中日韩三方大学相应学位。
(二)打造全能提高型大学英语教学新体系，服务国际化人才培养
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语人才的需要，传统的大学外语模式也需要因应趋势进行创新，打造全新的大学外语课程和教学体系。其中，专门外语课程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些课程需紧紧围绕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在调研学生需求的基础上设置阶梯形专门外语课程体系，引进具有复合型学科背景的外籍教师和应届博士，邀请有关专业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
“专业+外语”复合人才培养是个值得尝试的举措。一方面，“复语+专业”培养模式可以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擅长跨语言、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掌握国际经济、金融、管理和全球治理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胜任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的翻译、经济金融、管理咨询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发展潜质的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搭建跨学科、国际化培养平台和“专业+复语”教学模式，实施“双语教学”，实现“一体两翼”，即 “主体突出”(专业知识稳固扎实)且“两翼丰满”(外语能力强、实践能力强)。此外“双学位、双专业”以及创新班等培养模式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总之，要培养适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高水平国际化外语人才，只在传统的外语课上简单加上一些专业课，或者在传统的专业课上简单加上一些外语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好真正的深度交叉融合，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用外语进行专业交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外语能力测评体系研究”(22JJD7400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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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N Z E, HAN L.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Greater Bay Area:insights from the translanguaging theory[C/OL].Paper presented at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and Language Education″ Online Academic Conference, Macau, 2021.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55771939_Multilingual_Education_Policy_in_the_Greater_Bay_Area_Insights_from_the_Translanguaging_Theory_Plenary_Speech_at_the_Lingu.
[4] 钱小婷,朱波.Translanguaging的意义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术语,2020(6):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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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语言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张迎宝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讲师)
2018年6月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2019年4月，教育部召开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进一步强调各高校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国家层面的一系列重要阐述，确定了本科人才培养的地位、方向，对高校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独特，教育资源丰富，语言文字形态多样，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语言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理想的氛围。近几年来，大湾区各高校依托湾区资源与学校实际，针对目前制约语言学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些瓶颈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比如语言学学科地位限制的突破、跨学科素养的培育、大湾区人才培养资源的利用等等，取得了成效。
在我国当前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里，语言学尚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这对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造成了较多的限制。首先，目前的专业设置中，语言学与文学是绑定在一起的，这就容易造成(实际也普遍存在)人才培养中重“文”轻“语”问题。相较于文学，语言学的各类课程表现出更强的逻辑性、分析性，并且与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内容存在天然交叉。课程性质上的这种差异，使得很多文科背景的本科生自然而然地亲近“文学”而疏远“语言学”。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科生整体语言学素养的提升。其次，与跨学科、跨语种相关的专业课难以进入现有的课程网络系统。比如心理认知、数理统计、信息科学、机器学习等，受到培养目标与资源的限制，很难在现有的语言学课程体系中觅得一席之地。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过相应的解决路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设计在短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留给我们的选择也仅有一个，也就是从现实出发,在目前学科体系、院系设置的框架之内，调整、重组、优化现有的培养要素，为解决语言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问题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就大湾区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以下两种做法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一是点面结合，盘活重组现有资源，多途径提升本科生的语言学素养，改善重“文”轻“语”的局面。“面”上，将原有专业人才培养活动中课堂教学之外庞杂无序的各类培养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使之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比如，将各类讲座根据其性质进行分类设计与规划，形成基础类、专题类、前沿类等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讲座系列；
将第二课堂、推普活动、语言调查、大创项目等，根据其特点、功能进行合理的组配，建立科学化的系统，最大化其培养效果。从部分高校的实践情况来看，这种做法，对引导学生快速了解语言学不同分支的概貌、功能、价值与学术前沿状态，加深其对语言学的体认，缩减与语言学之间的疏离感，进而从总体上提升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语言学素养，具有良好的效果。“点”上，就是采用“择优培优”的做法。各高校较为普遍的做法是遴选基础好、素养高、有志于从事语言学学术研究的本科生，对其进行重点培养，从而为语言学科输送后备科研人才。总体来看，以上这些做法既关注了现有人才培养中的一些问题与瓶颈，也照顾到了培养过程的现实操作性；
既考虑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语言学素养提升问题，也兼顾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是一条值得一试的路子。
二是优化现有的语言学人才课程网络体系。优化路径概括起来说有两条。一条是“增”，即依托现有的学术积累、师资队伍、培养资源，针对新兴的社会职业需求、跨学科语言学素质的培养取向，开设带有跨学科属性的专业课课程。比如，近年来不少大湾区高校的教学团队对已有语言学课程体系进行了持续调整，在常规课程基础之上增设了心理语言学、网络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言服务、社会调查方法等带有学科交叉性质的语言学类课程，使课程体系的结构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优化。另一条是“借”，即对于本专业暂时无法开设的重要专业课，鼓励学生通过选修、旁听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方式来拓展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提升跨学科的理论、知识素养，为从事语言学方面的专业研究、踏上相关的语言学职业岗位以及考研深造夯实基础、准备条件。目前，大湾区的一些高校已在尝试或已经开通此类通道，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可以通过选修统计学、概率学类课程，掌握数理统计方面的基本知识与统计工具使用方法，也可以通过旁听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甚至经济学、信息科学方面的相关课程，拓展、完善个人的知识结构。
新的科技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5G技术等不仅极大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而且对旧有的业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应运而生的“新文科”，其基本任务就是针对这种实际状况，培养“知识更复合、学科更融合、实践能力更增强的新型人才”[1]。从各高校的语言学专业人才培养情况来看，现有的实践创新素养培养模式主要是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之上，通过课程体系内的系列实习课程来实现的。此种模式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本科生的汉语言文字能力、适应中文专业相关岗位的能力，但离“新文科”背景下培养跨学科实践创新素质的目标尚存差距。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大湾区各高校近几年沿着“新文科”“跨学科”的思路，依托本校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探索过程中一些可具操作性的培养路径也逐步浮现出来。下面，我们对其中一些培养思路作进一步阐述。
一是问题引领，反向推进本科生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传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多采用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路径。这种培养路径遵循了由“虚”到“实”的学习规律，优点明显，但因为实践过程缺少清晰的问题、明确的指向与凸显的焦点，学生多数时候只是被动地接受实践任务，自主探索意识与跨学科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无法得到有效培养。但“以问题为导向”的培养思路则有所不同，学生进入到实践平台之后，可以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之下，结合自身的研究兴趣，迅速锚定问题。有了问题，整个创新实践过程也就有了清晰的标靶，学生可以围绕问题展开自主调研与探索。而要想破解难题得到答案，学生不可避免地需要吃透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学会使用各种方法与工具，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这必然会激发其主动学习与探索的内在驱动力，反向推动其跨越学科藩篱去主动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从实践效果来看，这种相对传统的实践方式，反向驱动的思路，其优势是明显的。
二是平台支撑，构建创新实践管理机制与资源系统。良好的管理机制与充沛的实践资源是跨学科创新实践培养的基础与保障。从具体的实践经验看，一个优秀的实践培养平台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首先是资源供给功能，可以向进入创新实践平台的本科生提供稳定、持续的各类实践项目供给；
其次是学术资源聚拢与交流功能，具体表现为举办各类学术讲座、承办各类学术会议、定期就学术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提供赴外学术交流与实践的机会等；
再次是组织与管理功能,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制度，比如层级化的能力提升机制、立体化的联动培养机制、规约化的日常管理机制、系统化的反馈考核机制等，协调、管理整个培养过程，保证人才培养的规范与质量。只有搭建起资源充沛、功能齐备的平台，跨学科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才具备实现的可能。
三是项目驱动，构建跨学科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载体。适切的载体系统是实现“以问题为导向”实践模式的重要支撑，也是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得以落地的关键。项目制具有问题清晰、导向明确、管理便捷、利于培养合作能力等优点，极为契合“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培养思路。人才培养过程中，各高校可依托科研实践平台构建类型丰富、层次多样、持续性强、可用于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项目集群载体系统，来匹配以上思路。比如，通过系列讲座项目，培养学术兴趣，丰富知识储备,深化专业理论知识，打开学术视野，快速地将学生引导到学术前沿领域，激发其学术创新意识；
通过社会实践类项目，训练学生观察社会语言现象与进行社会调查的能力，引导其树立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意识，形成观察社会、反思现实的学术品格；
通过各类本科生科研项目，培养学生独立组建科研团队，独立选题以及综合利用跨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实践情况来看，以项目集群为载体的语言学人才培养，操作性强，指向明晰，既能激发学生的跨学科独立创新意识，也能兼顾学生基本能力的培养，同时也易于对接“以问题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培养效果良好。
一是立足大湾区教育资源的人才培养。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其高等教育资源展现出独特的气质。院校类型上，既有国际性名校、“双一流”大学，也有区域性重点大学、“双非”院校；
运行模式上，既有政府为主导的内地式，也有以校董会为主的港澳式；
学科体系上，既有传统模式，也有诸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这样的“学域”模式。这种多样化的教育资源状态，为语言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可以在管理机制、培养模式、学科设置等方面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进而结合实际，摸索出适合院校实际的培养路径。另外，湾区语言学实力较强的一些院校，可以依托地缘、学缘优势，逐步建立语言学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通过优势资源的共享互补，提升人才培养的效率与质量。粤港澳地区九所高校发起成立的国际中文教育南方联盟，就是协作培养国际中文教育人才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具体的培养实践中，大湾区的很多高校事实上已实现了协作，比如广州大学在以国家语委“语言生活皮书”调研编写为核心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就吸纳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参与其中。这些实践中的经验、路径值得总结、提炼、推广，同时有待形成固定的机制。
二是立足大湾区产业资源的人才培养。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三地融通融合过程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语言服务需求与语言产业集群。伴随着新技术环境下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艺术等旧业态的升级，语言会展、语言康复、语言技术、语言创意、语言测评等新业态的萌生，大量与语言学相关的新兴岗位被孵化出来。大湾区语言学人才的培养应重视产业、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现状，并做出积极回应。一方面，各高校应针对大湾区的产业、行业需求，不断优化、改革现有的培养方案、专业体系、课程设置；
另一方面，则要积极推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推进学校、产业、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推进产、学、研之间的有机融合。立足大湾区语言产业集群，探索并实践语言学人才培养产业、行业、学校结合的新路子，这代表了一种方向，未来可期。
三是立足大湾区语言资源的人才培养。粤港澳大湾区汇集了普通话、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英语、葡语等，是国内语言、方言样态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这种复杂的语言文字使用环境，不仅蕴含了大量可持续挖掘的语言学课题，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与价值、普通话的推广、方言的传承与保护、语言与国家认同、多语多方言环境下和谐语言生活的构建、大湾区发展与融合中的语言文字环境建设等，同时也为各高校的语言学人才培养提供了资源，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依托大湾区丰富的语言资源，各高校通过设置各类社会实践项目、科研项目等，可将人才培养目标，比如学术志趣、社会服务意识、观察发现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跨学科创新实践能力等，融合至各类语言调查、实践、研究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服务、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实现人才培养路径上的创新与突破。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高教改革政策，这为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湾区各高校应紧紧把握机会，依托大湾区独有的区位条件与资源优势，结合本校实际，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力争闯出一条适合新时代特点、适合大湾区人才需求的语言学本科人才培养路经。无论是对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还是对国内其他高校的语言学人才培养来说，这种探索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均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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