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展可，尹健伟
外部环境与个体认知的联动效应对工作狂形成的影响——基于QCA方法的实证分析
于展可1，尹健伟2
（1. 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2. 衡水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衡水 053000）
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提出5个条件变量并采用问卷法搜集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和组态思维对条件变量和以工作狂为结果变量间的多元路径进行分析，实证考察了工作狂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工作狂的形成机制存在3条路径，在各路径中个体认知和外部环境均同时存在，说明两者结合是工作狂形成的必备条件；
在完美主义存在的两条路径中，完美主义均为核心条件，说明完美主义是工作狂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高工作需求和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在一定条件下呈替代关系，说明两者仅需之一即可推动工作狂的形成；
当外部环境条件缺失时，即使个体认知满足相应条件，也会产生非工作狂结果。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工作狂；
组态思维；
社会认知理论；
形成机制
从身体到心灵，工作狂无一不遭受着巨大的摧残和痛苦。根据2021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7小时，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为9.54小时（每周5天工作时间），远超劳动法所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由于工作时间不断增加和社交时间不断被挤占，员工在工作中的投入越来越繁重，从社交中获得的身心恢复越来越少。同时，近些年来职业性质的变化，也逐渐将人们从生活中剥离出来。例如，工作中明确的角色期望正慢慢消失，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更加模糊。另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员工需要在传统工作场所和传统工作时间外继续被迫工作。这些变化正在不断驱使员工成为工作狂，特别是在经理级员工中，他们现在有更大的动机和更多的机会投入更多的工作。因此，探索工作狂形成的原因，从根源了解和研究工作狂的形成机制，对减少和防范工作狂变得尤为重要。
工作狂被描述为一种过度沉迷且无法控制的工作状态，这种状态非但不会产生高回报而且还会持续破坏人们的健康、幸福感和人际关系，甚至是工作表现[1]。已有学者多聚焦于工作狂影响的研究，如余卓霖等基于信息加工理论研究工作狂领导对团队绩效的研究，发现工作狂领导对团队绩效的U型影响[2]；
李全等通过多时间点的调查，指出工作狂领导和团队创造力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3]；
Burke等实证研究了工作狂对工作满意度负向影响[4]。同时，已有研究又或多根据经验从单一条件变量研究工作狂的形成，如Booket等分别从个体特征和完美主义两个层面研究工作狂的形成，发现单一的个体特征或完美主义因素和工作狂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相对于工作狂的影响研究，对其形成的机制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且存在明显不足[6]。多数工作狂测量量表均采用多维度评价测量工作狂，例如，Kanai等开发的二维量表JVWS[7]，Spence和Robbins开发的三维工作狂量表WorkBat[8]，郑芳芳等改良的四维工作狂问卷[9]，Robinson开发的五维测量量表WART[10]。虽然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多采用多维工作狂测量量表，但在探索工作狂的形成原因时，仅从单一的前因条件分析其对工作狂的影响，最后将众多前因条件全部组合笼统地视为工作狂形成的前因机制，如Booket等在研究中使用三维工作狂量表WorkBat，但仅分别从单一个体特征和完美主义来探讨工作狂形成的原因[5]。围绕着工作狂形成的前因条件及过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人格特质、家庭因素、竞争环境、组织环境和社交生活等方面来分析讨论。有学者认为，人格特质是工作狂形成的重要原因[11]，其中强迫性人格和完美主义是预测工作狂的重要特质；
员工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以及童年创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作狂[12]；
同样，在倡导奋斗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和以绩效为目的的组织环境中，竞争和生存也驱使着员工变成工作狂[13]。从上述分析来看，探索工作狂形成的路径机制能够厘清工作狂形成背后的复杂原因，为组织管理实践中避免或减少员工成为工作狂提供参考建议，因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据此，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着重关注工作狂的前因变量，试图发现其多元路径形成机制。社会认知理论在解释个体行为方面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为解释个体行为基于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合理且有力的解释框架[14]。社会认知理论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个体认知和特征纳入行为研究过程[15-16]。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同时决定的，即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整合了长期存在的个体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15]，个体决定论强调人的个体因素对行为的控制，环境决定论则强调外部因素对人行为的控制。因此，本研究从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两个层面出发，探索工作狂形成路径。鉴于已有文献的不足，本研究从整体的视角探索各前因的共同作用来分析工作狂形成的路径，故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深入探索工作狂形成的复杂因果关系。基于组态思维的QCA在研究“交互关系”和“联合效应”[17]的问题有着较强的解释力，和本研究议题十分契合。
1.1 外部环境与工作狂
影响个体行为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家庭因素和组织因素等社会文化氛围。人们的社会文化体验主要产生于家庭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对个体的行为有着指导式的影响。同时，现有对工作狂成因的外部环境的研究主要从组织因素和家庭因素两方面来分析。
Berglas认为，人们成为工作狂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与他人建立良好联系的能力或意向，且在研究中发现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是影响这一结果的重要线索[16]。在功能失调家庭中成长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高压和高投入的工作，因为他们从家庭经历中形成了对混乱的忍受力[12]。同时其他家庭因素，例如贫困、家庭经历和家庭关系等[11]。都对工作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例如，有着艰苦童年或者不幸家庭经历的个体，通常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影响和遭遇而异常专注于工作，相比其他个体更倾向于变成工作狂[12]。此外，观察其他人的工作成瘾行为也会导致工作狂[17]。工作场所是除家庭外人们生活的又一重要环境，研究表明组织的一些政策和环境同样对工作狂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11]。同时随着大量高校毕业生开始涌入职场，有限的工作岗位和庞大的毕业生数量成为一对矛盾。对于组织来说为了获得更优秀的人才会不断提高工作要求，同时对于职场新人意味着不断升高的工作要求和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在高竞争氛围中，员工会互相关注彼此的行为和工作，同事的过度工作行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且防止被落下的可能而效仿他人的过度工作行为。因此，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工作狂家人或榜样、高工作需求和高竞争氛围三个维度对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展开分析和讨论。
1.2 个体认知与工作狂
个体认知是指因个体由于公共认知方面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已有的研究基于个体认知利用人格特质探索对工作狂形成的影响。例如，Scott等基于人格特质确立了三种工作狂模式，分别为强迫症工作狂、完美主义工作狂和高成就需要工作狂。Mazzetti基于文献综述和元分析发现，强迫性特质、完美主义、高成就导向和尽职尽责都与工作狂有关，这些类型的员工更容易成为工作狂，且长期被压力和焦虑等侵扰，他们的过度工作行为会产生很多心理和身体上的问题，且对工作的满意度很低。Liang和Zhu发现，在以往基于人格特质理论的研究中，上述三种人格特质被强有力地证实了与工作狂相关。同样，大多数的人格理论都认为工作狂实质上是一种混乱的人格特质，可能与尽职负责的人格特质因素成正相关。
Schaufeli认为工作狂来源于内心的强迫，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活动上。工作狂的这种工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是内心强迫性的工作者，正如Mazzetti和他的同事所证实的那样，强迫性特质和工作狂正相关，且他们的这种强迫性工作行为是为了减少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工作上而带来的内心愧疚感。完美主义是一种高标准和强烈自我批评的认知组合。完美主义者常常陷于自我困扰的破坏性循环之中，他们一旦将某事看作自我提升的机遇，便开始在其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陷入过度工作的状态，且往往伴随着自满、沮丧和精疲力尽。完美主义是工作狂形成的重要前因变量，他们通常不是为了完成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一种矛盾状态[18]，从而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Mazzetti也发现，工作狂和完美主义有着强正相关关系。所以，本研究从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强迫性人格和完美主义三个维度分析个体认知。
1.3 组态分析框架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是由个体认知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单个的条件是个体行为的“充分不必要条件”。Mazzetti和Schaufeli的研究也表明，工作狂是由多前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即外部环境和个体认知同时作用产生影响。结合社会认知理论框架和文献梳理及分析，创建工作狂形成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工作狂是工作狂家人或榜样、高工作需求、高竞争氛围、强迫性人格和完美主义等5个条件相互协同联动的产物。同时基于组态思维分析，所有条件不必同时存在，且工作狂是由多条件构成的多路径结果。
图1 工作狂形成机制模型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拉金提出的一种以案例为导向，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研究方法[19]，能够很好地解决多重并发因果复杂现象的问题[20-21]。QCA认为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路径会引起相同的结果，且单一的条件难以解释其中的因果复杂性[22]，因而采用组态思维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分析案例。QCA主要分为3种，即清晰集（Crisp-setQCA，csQCA）、多值集（Multi-value，mvQCA）和模糊集（Fuzzy-set，fsQCA）。为了研究结果发生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本研究使用fsQCA用于分析条件对结果的综合影响，探讨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和传统的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类似，fsQCA同样可以探究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关系，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大差别[23]，首先，fsQCA对样本数量要求不高，可以处理结构方程模型和回归分析无法有效解释的小样本数据；
其次，fsQCA可以有效地避免回归分析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问题。目前，fsQCA已被应用于创新[24]、企业绩效[25]、领导关系[26]等领域研究。之所以选择fsQCA是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方法用单一的条件变量研究对工作狂的影响，然而行为的产生是多种条件相互组合作用且可能存在多条路径的结果，而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方法难以探究多个条件间的组合效应，所以使用fsQCA来研究多条件组合对其产生的复杂影响。
2.2 数据收集与测量
选择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样本数据。调查对象主要来自高校在职MBA学员，以及来自安徽、河北、江苏等省份的一些企业的不同部门员工，涉及房地产、制造业、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医疗卫生等行业。对于在职MBA学员的调查，在经过相关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同意下，于课堂开课前发放电子问卷并收集。对于其他被调查对象，利用团队人脉请相应企业领导在不同的部门间发放电子问卷并回收，避免了某一或多个条件表现出相同特征，从而追求案例间的最大异质性。该调查共收集问卷330份，剔除无效问卷24份，数据显示，男性最多，占52.43%，女性则占47.57%；
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68.95%，大学专科学历占比27.80%，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4.25%；
年龄方面，90后占比80.39%，80后占比16.99%，其他年龄段占比2.62%。
使用国外成熟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同时为了保证量表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所使用的英文量表进行翻译。同时，对除“工作狂家人或榜样（使用二分值法进行度量）”外的其他条件和结果变量均使用Likert5点法对变量条目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
1）工作狂（W）。该变量使用马琳琳、张世超等（2011）修订的《荷兰工作成瘾量表（DUWAS）》进行测量，包括过度工作和强迫工作两个维度，共包含8道题项，例如“我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多于社交”“我认为努力工作很重要”等。
2）高竞争氛围（HC）。采用Brown（1998）等开发的4个题项测量量表，例如“在我们部门/团队中，领导经常拿我的绩效和同事的绩效做比较”“每个人都很在乎自己的绩效排名”等。
3）强迫性人格（OCD）。该变量使用张一等学者修订的耶鲁-布朗强迫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题项，包含题项如下“我每天做出强迫行为的频率很高”“被人制止强迫行为时，我感到非常焦虑”等。
4）高工作需求（HW）。使用了Y Cheng（2003）等学者开发的5题项工作需求量表，例如“我的工作要求我快速做事”“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我的工作”等。
5）完美主义（PE）。使用了Mazzetti和Schaufeli（2014）等开发的完美主义量表对其进行测量，共包括6个题项，例如“我是一个极其细致的人”“我极其讨厌做事不认真的同事”等。
6）工作狂家人或榜样（FA）。该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根据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直接用“有”和“无”来度量，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记作1，反之则记作0。
2.3 信度与效度分析
使用SPSS 26.0和AMOS 26.0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检验。
在测量信度方面，根据以往的研究主要使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的一致性。结果显示，工作狂、高竞争氛围、强迫型人格、高工作需求和完美主义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表明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具有非常好的信度。
使用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效度。结果显示，工作狂、高竞争氛围、强迫型人格、高工作需求、完美主义等各个潜变量对应题目的因子荷载均大于0.600。说明各个题潜变量对应所属题目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各个潜变量的整体效度AVE均大于0.500，并且组成效度CR均大于0.800，则证明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3.1 变量的校准
fsQCA是以布尔代数原理，对变量依照某一理论或经验基础进行校准，从而表示该变量属于某一集合的程度，即给案例赋予集合的过程。本研究使用fsQCA 3.0利用直接校准法对变量进行校准，首先，对4个条件变量（高竞争氛围、强迫型人格、高工作需求、完美主义）和结果变量（工作狂）进行校准转化为模糊集隶属度。其次，依照某一理论或经验基础设定三个临界值：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并参照Fiss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将本研究的1个结果变量和4个条件变量的3个锚点分别设置为25分位值，25分位值和75分位值的平均值，以及75分位值。对于变量工作狂家人或榜样采用二元校准法，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校准为1，无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则校准为0。各变量的3个锚点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校准锚点
3.2 必要条件分析
在对真值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对单个前因条件是否可以导致工作狂的产生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即判断结果出现时，哪些单一的前因条件（或条件的非集）一定会出现。若结果的出现能够推断出某个条件的必然出现，则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且该条件不出现时结果一定不出现。根据Ragin的研究和建议，一致性（Consistency，指给定的案例和导致结果发生的某个条件或组合的相似程度）是判断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主要依据和指标，当Consistency一致性值大于等于0.9时，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工作狂形成的必要条件分析依据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单个前因条件或条件的非集的Consistency一致性值均小于0.9，所以所有条件或条件非集都不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这表明单个前因条件对工作狂的解释力度弱，所以工作狂的形成受到多条件或组合的共同影响。
表2 工作狂的必要性条件检验
3.3 条件组合路径的充分性分析
探究条件构成的组态所表示的集合与结果集合的子集关系是充分性分析的主要目的。根据所设置的模型和调研数据通过充分性分析可以发现哪些条件组合路径会导致工作狂的形成。使用fsqca 3.0对条件组合路径进行充分性分析，在分析和操作过程中根据已有研究进行一致性阈值、案例频数和PRI值的设定。根据Rihoux和Ragin的建议，应至少保留总案例数的75%，因此本研究将最小案例频数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并非固定不变，根据Schneider的建议，当样本数据规模较大时，一致性阈值可以相对较低，因此本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对于PRI值，在分析过程中删除真值表中PRI值小于0.75的组态以减少矛盾组态。
使用fsqca3.0进行标准化分析会得到三种解：简约解（包括所有逻辑余项）、中间解（包括部分逻辑余项）和复杂解（无逻辑余项）。通常而言，中间解所使用的逻辑余项是根据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因此中间解质量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所以本研究使用中间解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对比简约解和中间解可以把条件变量分为边缘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条件变量）和核心条件（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条件变量）。核心条件在中间解组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结果有重要影响；
边缘解在中间解组态中起辅助作用，对结果有辅助作用。
在标准分析过程中，将所有条件假设为“存在”会促进工作狂的形成，以此进行反事实案例分析。分析得出如表3组态分析结果中组态1、组态2、组态3所示的能促进工作狂形成的路径组态有三条，一致性值分别为0.852、0.860和0.936，均高于0.850，说明三条路径均为工作狂的充分条件。总体解的一致性为0.821，表明在符合这3个路径的所有案例中，约有82.1%的调查对象有工作狂行为。总体解的覆盖度为0.856，表明三个组态可以解释85.6%工作狂形成的原因。与此同时，假设所有条件变量都“缺失”进行非工作狂的反事实案例分析。如表3组态分析结果中组态4、5、6所示，能促进非工作狂的组态路径有三条，一致性分别为0.821、0.883、0.850，总体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分别为0.815和0.676，表明这三条路径不仅构成了非工作狂集合的充分条件，而且这三条路径共同解释了67.6%的非工作狂的案例。
表3 产生工作狂和非工作狂的组态分析结果
本研究基于fsqca3.0，首先对表3中导致工作狂的3个条件组合路径进行分析，探究这些前因条件组合对工作狂形成的影响；
其次对表3中其他3个条件组分别进行分析，梳理它们对非工作狂的影响，从而研究导致工作狂和非工作狂这一现象的因果不对称性。
4.1 工作狂形成机制分析
组态1（PE*HW，完美主义+高工作需求→工作狂，一致性为0.852，覆盖度为0.521）显示，工作狂的形成受到了完美主义和高工作需求的组合影响，其中完美主义作为核心条件发挥重要作用，高工作需求作为边缘条件起辅助作用。这一组态表明，具有完美主义个体认知且同时在组织中面临着高工作需求外部环境的员工，往往更容易成为工作狂。具有完美主义个体认知的员工往往具有高度的尽责性和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他们把工作放在首要，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好，并且很难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当完美主义员工面临高工作需求时，高度的尽责性会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同时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和高工作标准会让他们更加努力把工作做好。在这种情形下，高自我要求和高工作标准会驱使他们更易成为工作狂。
组态2（PE*FA，完美主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工作狂，一致性为0.860，覆盖度为0.306）显示，工作狂的形成受到完美主义以及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共同影响，其中完美主义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发挥重要影响作用，工作狂家人或榜样作为边缘条件起辅助作用。通过该组态可以发现，具有完美主义个体认知的员工在受到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外部环境影响作用下会倾向于发展成工作狂。从组态1中可以知道，具有完美主义个体认知的员工对工作有着高度的尽责性和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当这类员工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时，他们会受到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影响而模仿他们过度工作的行为，试图得到这类家人或榜样的认可。社会认知理论表明，人的行为是由个体认知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因此，完美主义的个体认知和来自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影响会使得他们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且内心更痴迷于这种状态，展现出更强烈的工作成瘾特征，继而长时间内发展成工作狂。
组态3（OCD*HW*～HC*FA，强迫性人格+高工作需求+～高竞争氛围+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工作狂，一致性为0.936，覆盖度为0.102）中，强迫性人格、高工作需求和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均作为边缘条件共同作用影响工作狂的形成。组态3中，这类员工有着强迫性人格，他们往往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且易产生焦虑，一直以来强迫症都被认为是个体的先决条件，使员工更易对工作成瘾。在面临高工作需求和存在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等外部条件的影响时，具有强迫性人格的员工为了避免无法完成工作而产生的焦虑，以及避免使他们的家人或榜样对员工自己因无法或不能完美地完成工作而产生失望，而更痴迷地专注于工作，并可能发展成工作狂以实现自己的“非凡目标”。
4.2 非工作狂形成机制分析
组态4（～PE*～FA，～完美主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工作狂，一致性为0.821，覆盖度为0.578）表明，当这类员工不具有完美主义个体认知且没有工作狂家人或榜样时，他们不会成为工作狂员工。在该组态中，完美主义和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缺失均作为核心条件对非工作狂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说明这两个条件的缺失才是这类员工未成为工作狂的重要原因，此时其他条件的存在或缺失无关紧要，不对结果产生影响。组态5（～PE*～OCD*～HW，～完美主义+～强迫性人格+～高工作需求→～工作狂，一致性为0.883，覆盖度为0.350）表明，当这类员工不具有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且不面临高工作需求时，他们不会发展成为工作狂。根据大五人格模型，高能量和积极性是个体外向性的主要特征，而根据Ahmadi等人的研究，外向性特征与工作狂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员工不具有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等外向性特征，并且没有面临高工作需求时，他们就不会成为工作狂。组态6（PE*OCD*～HW*～HC，完美主义+强迫性人格+～高工作需求+～高竞争氛围→～工作狂，一致性为0.850，覆盖度为0.134）表明，当员工即使具有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特征，但没有面临高工作需求和高竞争氛围等外部环境时，他们也不会变成工作狂。工作需求和高竞争氛围等外部环境的缺失说明，当外部环境条件缺失时，即使是个体认知满足，也会产生非工作狂结果。
本研究从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出发，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从个体认知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选择5个条件变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如下：工作狂的形成具有“异曲同工”和“多重并发”的特征。本研究基于所获样本分析发现存在3条路径会促进工作狂的形成，分别包括完美主义和高工作需求的组合，完美主义和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组合，以及强迫性人格、高工作需求和工作狂家人或榜样的组合。在各路径中个体认知和外部环境均同时存在，说明两者结合是工作狂形成的必备条件，同时在完美主义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两条路径中，说明完美主义是工作狂形成的重要因素。产生非工作狂结果的路径有三条，当外部环境条件缺失时，即使是个体认知满足，也会产生非工作狂结果，且与工作狂形成路径间不存在对称性关系。
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从个体认知和外部环境两个层面出发研究工作狂的形成路径机制，厘清了工作狂形成背后的复杂机制，拓宽了社会认知理论的使用范围，同时也完善了以往关于工作狂研究中的变量单一性的不足。个体行为的形成往往是复杂多变的，单一的条件难以解释其形成机制，本研究创造性地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多条件组合对工作狂形成机制的影响。对于管理者或组织，应在管理实践中及时发现并掌握员工的心理健康和性格特征，对于可能引起个体心理健康的行为给予科学性的干预和帮助。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发现，员工所在的组织环境和相关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高工作需求、高竞争氛围、以绩效为主导的薪酬分配制度、末位淘汰制等，同样会成为员工发展成工作狂的前因。研究发现，当外部环境条件缺失时，即使是个体认知满足，也会产生非工作狂结果，因此从组织长远发展出发考虑员工心理和身体健康，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仍是重中之重。
本研究同样存在一些不足和改进之处，因此提出如下建议和展望：第一，在理论和变量选取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其他理论出发从不同维度选择其他变量，例如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从物资资源、条件资源、个体特征资源和能量资源等四个维度或部分维度选择变量。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选择SEM（结构方程模型）和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即先使用SEM验证条件变量是否对工作狂有影响，然后使用fsQCA分析具体的条件组合路径对工作狂的影响方式。第三，被调查对象选择上，可以选择特定的某一群体或行业来研究工作狂的形成路径，使得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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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inkage Effect Between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Cognition on Formation of Workaholism: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CA Technique
YU Zhanke1, YIN Jianwei2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Hengshui University, Hengshui, Hebei 053000, China)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five condition variables were proposed an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orkaholism empirically by using fsQC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method and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path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orkaholism, in which bot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exist simultaneously, indicating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workaholism; in the two paths where perfectionism exists, perfectionism is the core condition, indicating that perfectionis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of workaholism; and high work demands and workaholic family members or role models are substitut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uggesting that only one of them can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workaholism. Whe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re absent, non-workaholic outcomes can occur even when individual cognition meets the corresponding condition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workaholism; configurational thinking;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formation mechanism
10.3969/j.issn.1673-2065.2023.01.022
于展可，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
尹健伟，女，河北衡水人，副教授。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20A0039）
C936
A
1673-2065(2023)01-0120-09
2022-08-01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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