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刚
（重庆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凯·尼尔森（Kai Nielsen）是加拿大著名哲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一书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包括生产方式是道德的决定性因素、阶级存在是道德扭曲的根源、进步是道德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内容，并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阐释和构建自己的道德观。我国学界对尼尔森的道德观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前些年主要是肯定的声音，近一两年来开始出现了零星的批评声音。肯定的主要观点认为尼尔森的道德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提供了辩护的方案，对道德的“阐释框架”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基本吻合的，客观地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批评的主要观点认为尼尔森把历史唯物主义单纯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使其陷入了相对主义。本研究试图从3个维度对尼尔森的道德观展开批判，认为尼尔森对道德的语境主义理解，对道德公理的“实质认同”和所使用的“反思平衡”方法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或者说尼尔森对道德的阐释是自相矛盾的，徘徊于道德绝对论和道德相对论之间，没有彻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甚至滑向了唯心史观的道德观的泥潭。
尼尔森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时采用了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支持语境主义，与语境主义相兼容。语境主义也被称为情景主义。尼尔森指出“道德要求几乎毫无例外地随语境而发生较大程度的改变……对或错、善或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客观情境决定的”[1]8。情景中那些客观的状况判定了道德信念变迁的正当性，已然改变的客观情景决定了道德观念的改变。语境主义运用于道德论中的实质就是把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起作用的外界环境看成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
尼尔森举了下面几个例子来说明语境主义。一是对生活在育空地区（加拿大西北部的严寒地区）的人来说，冬天穿一件厚外套是合理的；
但对于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的人来说，要求其冬天穿一件厚外套却是不合理的。二是在艾滋病还没有办法治愈的社会里，不使用避孕套就发生性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但对于艾滋病能被有效治疗的社会来说，不使用避孕套就发生性关系可能就不会被认为是不合理的。三是我们应该为饥民活下去而捐款，但是如果我们自身也在挨饿，那么就只能另当别论了。他认为导致产生如此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的原因不是人们的主观观念，而是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由于人们处于两种不同的外在环境，适用于他们的道德观念或道德原则也迥然不同。
尼尔森又认为：“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是被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或至少受到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强烈的制约。”[1]151前面谈到客观情景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这里又谈到生产方式对道德的决定作用，那么尼尔森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方式和语境主义中的客观情景当成了一个东西。目前学界一般也把尼尔森语境主义中的客观情景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方式，但语境主义的语境或者客观情景并不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方式。毕竟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关系里面包括了社会制度环境；
而语境主义所说的客观情景里面几乎看不到人对外部世界的能动反作用即主观因素的影子。历史唯物主义与语境主义并不能兼容，主要表现在语境主义是一种客观主义化的相对主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客观情景必然会发生变化。语境主义强调客观情景的变化决定道德的变化，是否适应客观情景成为了判断道德信念与道德原则是否恰当的标准。如果道德发展的因变量是客观情景，客观情景总是处于变化之中，那么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只有相对于某些特定的立场（例如一种文化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观点）才是正确或错误的，而且没有任何立场比所有其他立场具有优先权。道德相对主义还认为不存在道德真理，也不承认有评价道德的普遍标准，不存在道德法则的优劣之分。尼尔森认为，语境主义有别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他说：“对于语境主义者来说，客观情景的变化证明了改变的正当性。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态度、社会阶级或个人的信仰体系、一组独特的承诺、或者一些独特的概念架构，证明或至少解释了不同的道德信仰或评价体系。”[1]9在这里，他把道德相对主义理解成了主观主义，即认为态度、承诺、概念框架这些主观因素、个人的主观意志是道德的决定性因素。这种理解是有失偏颇的，不能阻止语境主义自身滑向相对主义的泥潭。语境主义强调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随语境变化的不确定性，道德相对主义也强调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的不确定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语境主义具有相对主义的性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总体来说是进步的，即使有退步也是暂时的；
而语境主义并没有指明客观情景变化的趋势，所以语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兼容的。目前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尼尔森生产方式决定道德观念正确性的思路，就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可能性。如果按照生产方式决定道德观念的正确性，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决定了资本主义道德观念的正确性。因为每一个特定阶段的道德规范都是这个时期唯一客观、正确的道德观念，所以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束之前就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就失去了正当性。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方式对道德的决定作用，是说生产方式决定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并没有指出适应某一生产方式的道德才是唯一正确而不容被批判的。道德观念的正确与否本身也是相对的，因为道德观念的发展趋势肯定是进步的，所以从历史长河来看，后一种社会形态的道德观念通常会比前一种社会形态的道德观念更具有优越性。历史唯物主义除了有历史批判的维度，还有道德批判的维度。我们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是能够对某一时期的道德观念展开道德批判的。就像马克思一样，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历史发展“应然”的立场上对“实然”状况进行批判，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有益的。
尼尔森想要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支持语境主义，但是语境主义并没有指明客观情景如何变化，并没有谈及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的趋势。语境主义认为不同的道德主张和道德判断标准完全是随着客观情景变化，忽略了道德的相对稳定性。由于生产方式在某个时期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这个时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标准都具有相对稳定性。比如，我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非常缓慢，因此儒家伦理道德长期统治人民的思想。虽然客观情景在短期内可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在短期内并没有多大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道德观结合历史与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要求动态地具体地来考察道德问题，阐述了道德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展的趋势。虽然语境主义消除了主观主义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语境主义并没有意识到或者发现人类意识和主观观念对道德——调节人们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和规范——的反作用，甚至还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更为重要的是，语境主义忽略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道德作为生产关系的产物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从而走向了生产方式决定一切的单向决定论。正如吴家华和施珏认为“仅仅试图通过道德社会学的语境主义路向论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合法性是不充分的，完全依据生产方式来评价道德观念更是会消解人之价值评价的主体性向度，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2]。所以语境主义虽具有合理的成分或因素，但是还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还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尼尔森道德观的一个重大缺陷。
另外，尼尔森认为他的语境主义不是一种道德绝对主义（moral absolutism）。道德绝对主义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判断道德伦理问题的绝对标准，认为人们对善恶的看法和道德规范是恒久不变的，是超越历史的，否认道德具有历史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否认道德发展的进步性，主张存在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道德体系。语境主义反对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接受道德进步的信念。尼尔森认为，这种语境主义与绝对主义和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形成鲜明对比。按照尼尔森的阐释，语境主义强调道德信念、道德评价都随语境发生变化。因为语境总是变化的，道德信念、道德评价标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存在永恒的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这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就批判了杜林宣扬一种超阶级、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人类的道德观。杜林认为：“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尽管都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但却都有它们的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3]恩格斯反对把道德教条当作恒久不变的伦理规律，不承认道德世界有超越历史和民族的不变原则。他指出：“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4]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是发展的，生产关系也伴随其发展。道德作为人们行动和道德生活的规范，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总是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变化。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三纲五常”是被全社会广泛接受的道德规范，那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还处于一种宗法制社会。而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要求再继续使用这一套道德规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尼尔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种与任何可辨别的元伦理相对主义不兼容的道德进步的信念，而且预设了一种语境主义的可错论的客观主义。在道德领域，以及在人类其他一些领域，都可以存在得到客观论证的信念。”[1]4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预设了一个前提，即语境主义的可错论的客观主义。也就是说，语境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客观主义。道德客观主义认为，存在着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客观的、普遍的道德原则，道德判断是普遍一致的，“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因个人的因素而有不同；
道德现象的产生与道德判断独立于人，与人们的需要、利益没有任何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尼尔森的语境主义消除了主观主义的种种弊端。但是，他认为道德观念的改变和道德判断随客观语境的变化而变化，适不适应客观语境的变化成为了衡量道德观念和进行道德判断的唯一标准，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强调生产方式对道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道德还有一系列的影响因素，而且道德本身也对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影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客观情景对道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人的感情、经验、甚至阶级地位等都对道德有影响。语境主义夸大了道德的相对性，把道德看成了纯粹客观环境决定的东西。道德客观主义虽不认为道德可任由个人主观地判断，但其所追求的是普遍一致的道德标准，因而很容易走向道德绝对论。
在反对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的同时，尼尔森却提出了一种“道德公理”（moral truism）。他认为，虽然道德公理往往被认为是平常的和无足轻重的话语，但却是真实存在的。他所说的道德公理是指人们诉诸深思熟虑的判断所获得的一个暂时的确定点。当然，这里的人们是指具有理性的人，这个暂时的确定点就是道德共识。尼尔森列举了道德公理所包括的一些信念：“苦难和堕落是恶、奴役是恶、不能使用非破坏性的力量是恶、健康是善、快乐是善、友爱是善、相互关心和尊重是善、人的自主是善，对人们来说，过上他们的非破坏性需求被满足的生活，在他们既不自我毁灭也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他们的需要被满足的生活是一种善。”[1]10并且，他认为这些道德公理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结束、国家的消亡以及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消弭不见。这些道德公理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实际上，他指称的是一个时代全世界全人类的道德共识，这种道德信念可以跨越文化和历史。尼尔森认为，根据一种好的融贯论和可错论的视角，道德公理不属于先天综合性的真理。这种道德公理真的存在吗？我们来看尼尔森的论述。
尼尔森认为，道德公理与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的区别主要有3个方面[1]11。首先，道德公理不是超验的，仅适用于这个世界、当前人类；
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适用于一切可能的世界和一切可能的社会，即使人类的需求和本性发生变化。其次，道德公理不是先验的，不是自明的；
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和自明的。最后，道德公理是可以被否认和质疑的；
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是不可被否认和质疑的。这一区分使得道德公理似乎获得了正确性和科学性的外衣。
尼尔森之所以提出道德公理是和语境主义直接相关联的。语境主义要发生作用和行之有效，必须借助道德公理。他指出：“在我的语境主义中，我必须诉诸道德公理和不断变化的环境。”[1]14尼尔森认为语境主义支持一种道德进步信念，但是从他对语境主义的阐释来看并没有找到支持道德进步的依据。为了证明他的道德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兼容的，人们有必要相信一些超越历史和文化的道德信念，于是提出了道德公理。道德进步表现在哪里、道德进步的标准是什么、正义与非正义应如何评判、正义原则应该如何确定等问题都有赖于首先接受道德公理，用一种超越历史的、超越文化的道德公理来进行评判。当人们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评价标准越接近道德公理，就表明这种道德信念越是进步的；
当人们所做的事情越是符合道德公理，就表明这种行为越是正义的。这就是道德公理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说，尼尔森是把道德公理作为了道德进步和道德评价的标准而提出来的。
不得不说尼尔森对公理（truism）和真理（truth）的概念把握得不够准确。通常来讲，公理是根据人类理性得出的不证自明的基本原则，或者是经过人类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检验、不需要再进行证明的基本命题；
真理，简单说来就是客观规律，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是需要用实践进行检验的。尼尔森说：“我的语境主义所接受的对道德进步的信念，难道就不要求相信一些非常普遍的跨越文化和历史的道德信念吗？”[1]10语境主义所接受的道德公理要超越历史和文化，这就有了走向道德绝对主义的嫌疑。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种道德公理是不存在的。首先，道德观念因时因地而异。或许在某个时间段、某个地域内可能存在道德共识，但是整个人类不可能达成跨越时空的关于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的共识。道德虽然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变，道德观念总会像新陈代谢一样吐故纳新。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或者在整个世界，政府和社会团体可以倡导一些希望人们都去遵守的道德理念，以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一种应然的目标和要求，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有一种实然的尼尔森式的道德公理。随着时代的变迁、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其次，道德是具有阶级性的。当今时代，从全世界来讲，阶级并没有被消灭，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有不同的道德。道德共识可能适用于某个时期、某个地方的某个群体，但是不可能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更不可能跨越时代、文化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5]道德为什么属于意识形态，就是因为阶级的存在使得道德总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性。再次，尼尔森的论证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他认为道德公理既是可以质疑和否定的，又是可以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道德公理既然是可以质疑和否定的，就不可能是跨越历史和文化的道德共识。最后，尼尔森的道德公理是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得出的，要诉诸理性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而这种反思平衡的方法本身就是值得批判的。即便是理性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也不可能有某种全世界全人类都认可的跨越时空的道德共识的存在。美国著名学者佩弗不认同有这种普遍认同的道德公理，他说：“如果把这些命题称为‘道德公理’，意味着所有人，甚至所有理性的人都同意它们是正确的（或真实的），那么我认为这些用于表述道德公理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也许绝大多数理性的人都接受这些道德观，但是，除非有人认为不道德可以归结为非理性，否则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理性的人都接受它们。”[6]道德公理的实质就是一种道德共识，但是尼尔森夸大了这种共识的适用范围，以致这个共识跨越了历史和文化，甚至跨越了阶级，走向了道德绝对主义。这种道德绝对主义是弱化了的道德绝对主义，因为道德公理的适应范围要弱于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说，尼尔森的道德公理是介于道德观念的本来样态和永恒道德真理或道德原则之间的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
近年来，西方国家鼓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这些价值观念主要还是道德观念，具有极大的蒙蔽性。由于尼尔森的道德公理与西方政客鼓吹的“普世价值”都具有跨越文化和历史等相似性，如果承认尼尔森式道德公理的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认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道德观念呢？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内部而非全社会的共识性观念。各个国家国情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其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是不同的。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群体其道德观念也是千差万别的。实际上，不管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民主，都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观念。西方国家宣传“普世价值”和“普世道德”，其目的就是企图从意识形态上控制其他国家，让这些国家分化或全盘西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侯惠勤教授认为“普世价值”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7]。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尼尔森的道德公理论，道德公理就可能沦为西方政客们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并且摈弃这种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公理论。
古德曼在《事实、想象和预测》一书中最早阐述了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法，后来这一方法被约翰·罗尔斯广泛使用，成为了西方伦理学中一种重要的道德论证方法。反思平衡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尼尔森在阐释自己的道德观时使用的是广义反思平衡方法。广义反思平衡是通过一般原则和特定判断之间的协商和相互调节而得出的一组信念之间的平衡或连贯性状态，通常包括3个要素，即“（a）一组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b）一组道德原则和（c）一组相关的背景理论”[8]，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尼尔森认为，反思平衡的方法是由有理性的人参与，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通过反复比较和对照，得出的一种道德共识方法。不管是语境主义还是道德公理都有赖于反思平衡的方法。尼尔森说：“我的语境主义不仅是可错论的，而且是融贯主义的。”[1]11尼尔森多次强调他的道德公理是通过深思熟虑的判断所得出的暂时确定点。他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来试图论证其道德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兼容的。
广义反思平衡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建构主义和融贯主义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虽然在西方伦理学中被广泛使用，具有一定的证明力，但是其缺陷也不可小视。
首先，广义反思平衡是一种不完全归纳法。这种不完全的归纳法限制了其证明力的彻底性。尼尔森在论述语境主义的正确性时使用了反思平衡的方法，把语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元伦理相对主义和概念相对主义等进行了比较和对照；
但是这只是与较少的几种相对主义进行的比较，还不足以证明语境主义的正确性和优越性。虽然尼尔森认为他的道德公理是通过反思平衡得出的，但是他并没有详细介绍道德公理中的共识与哪些原则和判断进行了比较和对照。即便他进行了比较和对照，也不可能完全列举出这些值得比较和对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判断，而只能部分地与他已知的道德原则和判断进行比较和对照，从而得出一个相对他自己而言的深思熟虑的判断，这大大削弱了其证明力。
其次，广义反思平衡方法是反经验的，缺乏与现实的关联，没有结合实际，没有指明比较和对照的原则，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有人认为，“与其说反思平衡的方法是一个不好的证明方法的话，不如更准确地说它根本就不是一种‘证明’方法”[9]。尼尔森也没有说明他的道德公理是在怎样的原则指导下和在怎样的比较和对照中实现的。似乎他的道德公理所述的理念只是在他自身对社会的理解基础上，结合自身阅历所形成的带有主观臆断的观念集合。实际上，尼尔森的道德公理是他对未来人类道德的美好期望。阿拉斯认为，在当代全球社会环境和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深思熟虑和道德原则会阻止道德成为一个融贯整体。广义的反思平衡不能产生全球共识，只能在局部地区产生共识[10]。
再次，虽然反思平衡的方法根植于理性主义，立足于人类理性，但是仅靠人类理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实践。反思平衡方法中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实施者是有理性的人。对于理性人的定义是复杂多样的，学界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定义。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理性。也就是说世界没有绝对理性的人。我们在决策中都会受到认知偏见的严重影响。每个人都可能有过不理性的做法。退一步说，即便有理性的人是可靠的，但是仅凭比较、对照这些逻辑推断就能得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这也是值得怀疑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方法都应该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反复运用，在实践中进行验证，才能证明其可靠性。
最后，反思平衡方法必须诉诸于道德直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直觉属于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而语境主义和道德公理都是诉诸反思平衡的方法得出的，它们的可靠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仅凭道德直觉所做出的道德判断也是值得怀疑的。尼尔森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念》和《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中多次强调深思熟虑的判断就是道德直觉，这与罗尔斯的观点是一致的。“诉诸直觉就如以往的形而上学诉诸于理性，宗教家诉诸于信仰一样，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而言是一种便捷的论证原则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直觉本身可以避开哲学的追问，其可靠性与运用的范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11]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感性认识有待上升为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有待实践的检验。
尼尔森认为反思平衡的方法是可错论和融贯论的，需要不断地修正。既然道德公理是通过反思平衡的方法得出的，是一个暂时的确定点，那么它也应该需要不断地修正。这样一来，道德公理就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文化。尼尔森无法解释这样的逻辑错误。反思平衡的方法单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可以用于道德哲学的证明方法，但是任何的道德论证方法都必须与道德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才能知晓其正确性。反思平衡的方法依靠经验主义、人类理性和道德直觉，必然导致走向唯心主义的错误道路。
虽然尼尔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阐释建立了自己的道德观，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语境主义理解使得他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主义在把道德客观化的同时，走向了道德相对主义。他为了证明道德发展趋势的进步性而提出道德公理，本以为可以和道德绝对主义相揖别，结果还是走向了弱化了的道德绝对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所使用的反思平衡方法的非科学性，这是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必然导致的结果。倪寿鹏老师指出，尼尔森“没有重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意义，仅仅从社会学而非哲学高度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使得其理论并不彻底”[12]。实际上，尼尔森徘徊于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间。全面理解尼尔森在道德观方面多大程度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不仅对于消除西方哲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的关系，以及全面科学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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