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晓，高金岭
（1.肇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2.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广西 桂林 541006）
实践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关注点，但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主要基于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来理解“实践”，这也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性因此停留在抽象的、绝对的层面。马克思深刻揭示实践的本质、特点及其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实践内涵着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确证，是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必然、外在追求与内在超越相统一的创造性活动，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这就与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也赋予了实践理性以真正意义上的规定。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理性包含两层含义：一为理性是实践的理性，即理性不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它来源于实践，因此是变化发展的；
二为实践是理性的实践，即人类实践活动的有效性离不开理性的指导。具体而言，马克思实践理性可理解为社会实践主体在实践活动中获得科学认识，正确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有效指引和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行为，使实践活动合理化的能力。换言之，实践理性同样属于实践的范畴。基于此，我们将实践理性划分为三大维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理性、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交往理性、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个体发展理性。
（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理性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即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它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影响和制约着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活动之发展。因此，工具理性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理性，它也是马克思实践理性最基本的形式。
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不同，工具理性的功能指向所呈现的历史形态也就不尽相同。当人类以主宰者自居时，此时的工具理性范导的是如何更好地支配自然，对自然无限开发和索取以满足人类的利益追逐，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进入现代社会后，工具理性的形态更多表现为技术理性。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人类极大地增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生产力也得以迅速提高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科学技术的异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人与自然应是一个和谐同生的整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逐渐成为共识，由此引发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超越片面的工具理性，并思考建构何种合理化的工具理性。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工具理性还会范导人们如何合理地创造和运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交往理性
如果说工具理性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实践理性，那么社会交往理性则是处理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理性。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须臾离不开人们彼此间的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现实活动，它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们不同的交往形式，社会交往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因此，这也决定了社会交往理性同样是实践的，它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封闭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原始氏族、部落的狭隘关系中。这种简单的交往形态与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属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交往形态逐步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适应人类自主活动方式的、超越血缘关系的、更为开放的新交往形态所取代，因而逐步摆脱对“群体、自然的强依赖”，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社会交往形态不可避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交往形态更多体现为普遍的共同利益关系和难以避免的个人利益冲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体现在交往理性中，形成以利益理性为主的交往理性。在资本主义时期，突出表现为普遍异化的交往理性。社会交往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进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进入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阶段，人类的普遍交往、平等交往、和谐交往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
（三）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个体发展理性
实践不只是主体“以一定手段有目的地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动的物质活动”，而且也包括主体以一定手段有目的地改造自身的能动的物质活动。因此，马克思实践理性所指向的实践除了变革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变革社会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实践），还包括变革自身的自我改造、自我发展之实践活动（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实践）。由此我们认为，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实践理性还应包括处理人与自身关系的个体发展理性。
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对自身的对象化的超前建构或观念掌握，构成了处理人与自身关系之实践理性。换言之，个体发展理性指涉的是“人与自身关系应当如何”“人在改造自身、发展自身和成就自己中应该如何做”的观念问题，它是以人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又一实践理性形式。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确证和实现的过程，它并非无关社会和历史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处于社会历史发展中渐进的动态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第一，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
第二，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能力的发展；
第三，人的发展表现为人的个性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2]马克思指出，有生命的生活着的个人是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前提。“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3]527。因而，不管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阶段，人的第一需要首先是生存需要，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会产生其他新的更高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满足又是通过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发展等进一步实现的，质言之，它是转化为人的不断发展的内在因素。如此观之，个体发展理性也经历了生存理性，片面发展理性，全面发展理性三大阶段。
作为一种对现存状态的反思和理想客体的观念建构，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旨趣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人与世界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类实践活动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属人世界中作用，但是他明确指出自然对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优先性”，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离开了“自然”这一前提和基础或盲目地将人类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都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方式，势必会带来人和自然关系的失衡。恩格斯不无深刻地提出告诫：“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而事实上，在这种人与自然失衡状态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不管是处于哪一时代或阶段，人类社会都需要一种合理化实践理性以科学范导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
首先，合理化实践理性的形成意味着人类对这种人与自然不合理关系的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对立紧绷的关系状态，合理化实践理性要求主体改变这一现存状态。其次，合理化实践理性的确立意味着观念地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这是人类通过理性反思和要求改变“实然”状态，进一步追问人与自然关系“应如何”以及人“应当如何做”问题后，创造“应然”理想状态的开始。最后，合理化实践理性的建构意味着人类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后，按照客观规律和人的需求、能力等确立人与自然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如何做”的实践目标和实践方案，进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进入新时代，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5]并提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将“生态环境”与“生命”置于同等地位，实质上强调了新时代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这些都是马克思实践理性在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上的发展。
（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之上，并借助于生产实践，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质言之，生产实践是沟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3]724即生产实践活动不是单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由“许多个人合作”完成的共同活动。同时，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它“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3]724。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生产关系的根源。剥削、对立、抗争构成了私有制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普遍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6]30，然而“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6]30。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对抗性、剥削性的。这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交往实践活动，体现在生产过程和日常交往中的是一种狭隘的交往理性。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进行反思，并要求对其进行改变，但这种改变从来都不是机械发生的。马克思指出必须要通过变革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主张从现实出发，通过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变革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现实，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为旨归，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建构更为普遍更为全面的交往理性，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沟通、合作与高度和谐。
（三）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人与自身关系维度上，马克思曾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3]211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的独立自主性、自由性、创造性等方面的和谐发展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是一个“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过程，这其中离不开人的身心的协调发展，离不开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离不开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质言之，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3]165而要消除这种自我异化，就要首先在思想上认识到正在进行的“自我扬弃的运动”，这种运动借以实现的手段在现实中本身也是实践的。概而言之，通过“自我扬弃的运动”，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89在此过程中，人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性、自由性、创造性，逐步实现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需要指出的是，自我扬弃的实现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
马克思实践理性让之前被遮蔽的“实践”概念进入现实世界，摆脱了之前脱离现实存在的“纯粹理性”的窠臼，它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因此，不管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还是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马克思实践理性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各种因素的“叠加”加剧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怎么样的行动。[13]马克思实践理性作为一种善的导向，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现存状态和原有实践理性进行反思，进而实现实践的理性到理性地实践之飞跃，以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本有维度。[8]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和谐维度和整体性视野导向的是一种系统观，这种系统观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上，这也为解决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和难题，实现社会善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实践理性立足“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人’和非人类主义的‘自然人’的超越”[9]，对治理实践中原有不合理的实践理性进行反思，从而以系统观引领人类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实践理性要求以整体性的视角去审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唯有将个体置于更大的共同体中去考量“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切实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人与自身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整体性视角要求我们以系统观去看待生命个体本身，注重以科学的全面社会“财富观”去引导个体发展，重视精神财富的作用，克服片面财富观，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辩证统一[10]；
以“大健康观”引领身心平衡发展；
以正确的“生命观”追思生命之意义，进而实现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整体性视角要求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超越这种狭隘的交往关系，以推动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