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记不清与肖庆国见面是在哪一年。好像有一次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做学术讲座，那天讲的是与上海文学有关的内容。讲座后肖庆国向我提问，自我介绍说他是李丹梦教授指导的博士生，正在研究当代的广西文学。我答应他以后写了论文寄给我看看。他说，他对广西作家的创作持批判态度居多，怕是会得罪一些作家。我说，批评工作本来就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只要批评得有道理，不是人身攻击，作家也是欢迎的；
反过来作家对批评家的批评，批评家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都符合批评的伦理。讲真话，更要讲道理。后来，他陆续通过电邮传来几篇文章，我也看不出有多大的杀伤力，因而提不出什么具体修改意见。譬如吧，他说林白早期的创作有意顺从批评家关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读解，小说文本里有许多理论概念的痕迹等，我想，林白早期创作受女性主义理论影响，作家本人也是承认的，不会被视为冒犯或者伤害，林白后来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是受到过我的民间理论的影响。但这都不是什么事儿。作家创作的真正源泉永远是其个人的生活经历与环境，理论影响仅仅是一种触发点，可以被用来解释生活，而不是创作的全部。2021年肖庆国通过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应聘到温州大学任教。他来信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准备出版，希望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篇序。我对当代广西文学的地域特征与历史面貌没有太多了解，只有些粗浅印象。最初的印象来自一个作家和一本刊物，还有一大批出版物。作家就是林白，她的早期创作风格虽然被理论家们誉为“女性主义”，但更多的是形成于她家乡广西北流的地域习俗和审美追求，构成了鲜明个性的“女性主义”特色。我之前写过一篇《林白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其次是一本刊物，那就是《南方文坛》。从20世纪90年代起，《南方文坛》在张燕玲的主编下，着力培养和推介全国范围内的青年新锐批评，二十多年来，差不多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批评家中，很多人都受过《南方文坛》的栽培。厥功至伟，有目共睹。其三是一批出版物。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西地区的出版物风行全国，首屈一指——漓江出版社陆续推出外国文艺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选集，那时每出版一本，我都是第一时间购买，接着就欣喜地阅读，这种热切学习的心情，至今回忆起来还怦然心动。漓江出版社所依靠的翻译者和策划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学者，如果那时就有“学术明星”这个概念，那么非这一批翻译家莫属。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靠着外国文学的滋养成长起来的，我们的精神世界是与世界精神相通的，我们是精神上最没有阿Q相的一代人。而这个世界文化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中转站，是在中国的广西。后来漓江出版社式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继而崛起，雷厉风行地出版海内外高端的学术著作，一时京沪作者还有海外学者，都愿意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我常常这样想：人们在购书、出书、发文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嫌弃广西是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事实上，经济的发达或者欠发达，与精神文化的发达或者不发达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是以不平衡的发展势态呈现的。同样的例子，被人们讥为“文化沙漠”的发达城市也不是没有。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没有觉得广西是一个需要“逃离”的文化“欠发达”地区，更没有觉得能不能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与这个地区的文学创作是否真正的繁荣，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或者干脆地说：没有关系。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阅读肖庆国的新书。我与庆国不相熟，甚至还没有了解他是不是广西籍人氏，但我想应该是的，否则他不会对广西这块土地怀有这样深的感情和投入这样大的热情。他在新书里详细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西文坛的几次论争，以及全国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对广西籍作家构成的影响，描述了广西籍作家们1980年代以来几次“逃离”与“重返”的过程，他从“文学桂军”的代表性作家林白、东西、鬼子、李冯、凡一平、光盘、李约热、朱山坡、黄咏梅和陶丽群等人的创作踪迹中找寻广西文学的发展线索，这都是很有意义的探索。肖庆国在新书里阐述的理论表述是否准确，我不敢断定，但肯定是具有启发性的。譬如他用了“逃离”这个概念来描写当时广西作家急于摆脱地域民间文化的束缚，急于走向全国文化主流前沿的焦虑心态，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记得在1985年“寻根文学”热潮中，很多地区都产生了代表性的作家，这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代表者有本地作家，也有外来的知青作家，像宁夏出现了张承志笔下的六盘山和西海固，西藏出现了扎西达娃和西藏魔幻小说，新疆出现西部文学的热潮，东北、内蒙古等也出现了相应的代表性作家，连海南岛（那时海南还没有建省，属于边陲之地）也有。但是我回忆起来，好像当时广西确实没有引起全国关注的寻根文学作家。我读了肖庆国的新书就明白了：就在全国新锐作家自觉朝着民族文化之根回归的时候，广西的青年作家却急于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大声疾呼：“别了，刘三姐！”这种呼喊是悲壮的，也是激情的，所以才会出现林白这样的作家，义无反顾地跃入女性主义的先锋激流。林白错了吗？没有错。要知道1985年的寻根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先锋文学的实验者，他们通过“文化寻根”来完成“先锋”的转型，成功地融入了在那时还被视为禁区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他们同样在“逃离”强大的意识形态，在民族文化寻根中获得了民间的立场与先锋的前沿。然而广西作家呼喊“告别刘三姐”的时候，他们是携带了南方民族文化的基因融入先锋文学思潮。全国文坛一盘棋，一面是在表层的退却中迂回前进，另一面是在大胆突围中重塑民统文化基因，殊途而同归。广西没有在文学发展大趋勢中缺席，而是在地域、民族、世界的轨迹上达成了新的动态的同一性，否则林白就不会成为广西文学的一面风旗。至于作家生活在北京、武汉，还是广西北流，这并不重要。文学所描写的，本来就是想象的世界。肖庆国的新书里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重返”。“逃离”是走出去，“重返”是指文学重新回到地域文化中去。当然这也不是指作家行踪，而是指创作方向。关于这一部分（新书第四章）作者确是下了很大功夫，梳理出21世纪以来广西作家创作的整体性转向线路：凡一平的都安上岭村系列、李约热的桂西北野马镇系列、陶丽群笔下的中越边境小镇、光盘笔下的漓江湘江边界、黄咏梅创作中的梧州基因、朱山坡创作中的新南方写作等，虽然作者只是点到辄止，没有对作家的创作文本做进一步细读，但是梳理清晰，归类明确，作者所钩沉的每一单元都值得做深入的开掘。唯有把局部的个体的创作现象作综合性整合，才能完整呈现广西当代文学的大趋势。作者擅长宏观的勾勒线索，强调理论对创作的引导，依据的是作家访谈、创作谈以及评论家的批评等一手材料，从方法论上，保证了他顺利完成这个研究项目。然而，地域文化只是民间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包括诸如语言、风俗、民间的生活场景等元素，但还有比这些元素更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民间的精神。民间精神是鲜活见血，充满生命力的，它深深隐藏在启蒙话语遮蔽下的民族的生命源泉之中。中国现代文学是从启蒙开始发轫的，民间作为启蒙文化的陪衬而呈现，常常被描绘成了无生趣，等待着被拯救、被怜悯的颓败世界。所以在“五四”新文学的主流创作里，民间世界是被忽视的，甚至是被歪曲地呈现出来。——其实这也是世界性因素的普遍现象。不过我不想在这里做过多延伸和阐释，我要指出的是：“民间”在理论上的被发现，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民间生活的悲情认知习惯，其与传统现实主义艺术、启蒙主义艺术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能够呈现民间底层生活的生命活力，一种活泼向上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形态是被层层压制在传统伦理、体制权力、生活偏见的综合力量之下，是被打入到地底下，犹如孙猴子被打入五指山下一样。所以，民间的生命活力的爆发，一定会呈现出藏污纳垢的形态，这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形态。广西作家们的创作趋向，与其被解释为“重返地域”，还不如说是“重返民间”。只有对民间精神的自觉开掘，才可能使各种民间元素鲜活起来，孕育出焕然一新的艺术力量。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文学文本的美学倾向中才能给予准确把握——林白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北流》中，我们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民间精神的所在。这也是肖庆国继续努力开掘的新的研究空间。
2022年2月24日于鱼焦了斋
（陈思和，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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