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曦
美军B-52H战略轰炸机。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公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0月底，又以集体打包形式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些后续报告在基调上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一致，聚焦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同时意味着核与反导能力将成为美国国防与军事战略的根本力量支撑。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在冷战后发布的第五版此报告，比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8年版本更为“理想化”，较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0年版本则更为“写实”。
作为美国“军控学派”代表性人物，拜登曾在竞选期间和执政伊始表示，将致力于降低核武器地位作用，努力使慑止核进攻成为核武器“唯一目的”，以减少核战争风险、减缓核军备竞赛、推动军控与不扩散进程。拜登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系统性呈现了其“核进步”主张，主要观点包括：。
——降低核武器作用。同2018年版本相比，新版报告在界定核武器作用时保留了“慑止战略攻击、确保盟友和伙伴国家安全、在威慑失败时实现美国目标”内容，删除了“对冲不确定性未来”表述，进一步约束了核武器的战略作用。在用核政策上，新版报告承诺“美国将维持一个很高的用核标准”，并将核武器的“根本作用”设定为“慑止针对美国、盟友及其伙伴国家的核进攻”，旨在为实现用核“唯一目的”奠定基础。
——减少核战争风险。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宣称将采取多重措施，比如降低洲际弹道导弹戒备状态、防止意外及未授权发射、强化情报预警及态势感知能力等，并宣布将退役B83-1重力炸弹、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研发计划。
——推动军控与不扩散进程。与2018年版本相比，新版报告最大的“进步”是，系统性地提出军控与裁军主张，强调“相互、可核查的核军控有助于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报告宣示，除继续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与俄进行战略对话，还将继续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生效。
但与奥巴马政府的2010年版本相比，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有所保留。一是為“首先用核”原则预留政策空间，表示“将在极端环境下考虑使用核武器”，所谓“极端情况”既包括“来自对手国家的大规模和有限核进攻”，也包括“非核战略进攻”，这种“以核慑常”的原则与拜登竞选时承诺争取的“不首先使用”原则背道而驰。二是诸多“去核”措施并未降低美国的核威慑与打击能力，不会对其全球最强大战略战术核打击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三是美国已初步实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标，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将对核门槛国家和中小核国家造成约束，对具备先进计算机模拟试验能力的美国几无影响。
可见，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的“弱核”“去核”主张，并不代表其政策理念多么具有“人道关怀精神”，也不会对美国的核威慑与反击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对国际格局多极化、核威慑效应有限、全球核治理缺失等客观现实的妥协产物，也是拜登政府综合考虑国际局势变化、国家战略选择、国内党派纷争和军种利益等因素的具体成果，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恢复美国在全球核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年重申“去核”主张，也可助民主党“军控派”捞取选票，还有粉饰本国形象、迷惑国际社会、诱骗对手减核的目的。
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首页就点出“强核”内核，即“战略威慑仍是美国国防部乃至国家的首要优先任务”。在该报告指导下，美国将延续“实战威慑”理念，继续推动“核三位一体”现代化升级，强化首次打击、跨域打击、有限核战争、导弹防御和控制升级能力，以同时威慑中俄两个核大国。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核武器与核技术和平利用厅。
报告预设了与两大国冲突的场景。2010年版报告宣称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恐怖主义”，2018年版报告调整为“大国核竞争”，新版报告进一步升级了对“外部威胁”的战略判断，认为美国可能身处于“与两个核武装国家同时爆发冲突的极端环境”。
报告确认必须强化战略威慑与打击能力。报告公布的“核三位一体”现代化升级项目旨在保持对敌强大核威慑能力。陆基方面，用“哨兵”洲际导弹替换现役“民兵3”导弹，有望支撑陆基战略威慑力量至2075年。海基方面，计划2030年起生产至少12艘新一代“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替代现有“俄亥俄”级核潜艇。空基方面，继续为已服役50多年的 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进行现代化升级，以至少100架 B-21“突袭者”轰炸机取代B-2轰炸机。报告还强调保持非战略核打击能力，保留W76-2低当量潜射弹道导弹、全球部署的战略轰炸机、核常兼备的战斗机以及空射巡航导弹等，旨在以“可用”核武器慑止并打赢地区有限核战争。
报告强调丰富多样化威慑手段。这包括“定制威慑”，针对不同对手国家制定差异化威慑和打击方案；
“拒止威慑”，强化“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挫败来自敌国所有类型进攻性导弹的发展、获取、扩散和使用”；
“延伸威慑”，在欧洲部署大量核重力炸弹，并将其升级为更智能精准的B61-12核弹；
“一体化威慑”，除构建平战结合、攻防兼备、核常一体的战略威慑打击体系，还要在网络、太空、人工智能、高超声速等新兴战略技术领城取得更多优势。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建立小多边核磋商共享机制，并考虑效仿欧洲模式，将战略轰炸机、核常兼备战斗机等“前推部署”。
尽管规划宏大，这些“强核”举措仍会遭遇诸多制约。一是国防预算有限。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2021年到2030年，美国需投入6340亿美元（年均634亿美元）用于核现代化项目。在2022年3月公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用于“核三位一体”项目的财政拨款共计344亿美元，离600多亿的争取目标相差甚远。二是核威慑的有限性。核武器作为战略性武器，可发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胜效应，但若想让其包揽从大规模报复到全频谱作战等各型任务，势必陷入“自我慑止”的战略困境。三是跨域升级风险。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与核武器深度融合，但缺乏相应制度规则，美国在追求新兴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将承受核误判核升级等风险。
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重新定义了“中国威胁”，从奥巴马时期的“合作伙伴”、特朗普时期的“竞争对手”演变为当前的“日益迫近的挑战”（ pacing challenge ），俄罗斯则成为“重大威胁”（acute threat），敌对性战略定位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位列第一的“核威胁”。根据这份报告，美国预想的中国核力量发展态势是：数量规模上到本世纪20年代末将拥有至少1000枚可部署弹头；
手段上可能会运用核与非核力量实施“胁迫性对外战略”；
军控外交场合对以数量为基础的军控谈判异常敏感并断然拒绝。
美国作出这些夸大中国核能力、污蔑中国核意图、渲染中国“核威胁”的判断，是要为后续抛出系统性对华核战略奠定基础。而在此方面，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已有不少铺垫，包括：美国须保特一支强大的全球和地区性“三位一体”慑打能力，以延伸威慑、拒止威慑、一体化威慑等多样化威慑行动，抵消对手日益强大的核与非核战略能力，挫败对手“胁迫性”和“侵略性”戰略意图；
美国将与日、韩、澳等地区盟友强化包括信息和装置共享在内的“核共享”机制。与此相呼应，拜登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明确了关岛的“国土属性”，使中美可能的核摩擦红线进一步前推。
针对中国核力量稳步发展，“报告”统筹设计了一套体系化对华军控方案，更具实操性、隐蔽性和迷惑性。例如，将限制中国核力量发展列入美俄双边军控议程，强调未来将与中国展开立足危机管控、信息沟通的战略对话，在力推《全面禁止核试验》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生效的同时却谴责所有有核国家共同削减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核战略更加强调备足多样化常规威慑手段、与“印太”盟友实施“核共享”、描绘无核“理想世界”，中国有可能面临“核透明”“核升级”“核禁试”“核禁产”等议程的全方位压力。中国必须认清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发展演变的实质内涵，也要意识到现代战争与核威慑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在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强大核实力虽然慑止了美国和北约的直接军事介入，但却慑止不了其他形式的军事干预行动。这显示，核武器威慑效应在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战争中有一定局限性，是中国稳步发展自身核力量时需要意识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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