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虹，孙露露
（1.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江苏 南京 210023；
2.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82）
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作为基本理论指导，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性（“意识形态性”）。作为人类思维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一次深刻革命，意识形态概念被提出并被学界广泛运用，但对概念本身及其本质的解读较多集中在“上层建筑”“虚假意识”“阶级意识”上，本文结合“意识形态一般”与“意识形态特殊”，考察它们在特定语境下的意涵。人们不自觉地将意识形态性质等同于意识形态本质，以肯定、否定和中性来评判意识形态概念，那么何为“意识形态性”？如何理解意识形态概念的丰富样态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联系？何以借助“意识形态性”引导建设实践实现价值回归？这些是深化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问题。
“一个哲学命题或哲学论断如果不还原为它原初的特定语境，是不能准确地把握它的内涵与意义的。”［1］635从唯物史观基本理论框架切入，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空间中处于“观念上层建筑”的位置。基于对物质实践基础及其社会功能的分析可以深入把握意识形态在本质结构上的利益规定性：一方面，能把意识形态的表现方式、功能形式、运行模式排除在“意识形态性”探析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又能布展“意识形态性”的逻辑统合能力和历史联动性，揭示其理性品质。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591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适应于物质生产实际状况，是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意识形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联系作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在本性上与物质利益直接关联，但它与物质利益分属两个不同逻辑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3］308在此语境下，即为政治形式和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结合恩格斯对国家的这一阐释，再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之”，我们看出它既指经济基础，又包括政治上层建筑的内涵，二者共同奠定了意识形态的社会物质基础，规定着其实践发展状态。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宗教等形式不同，它是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因此用“观念上层建筑”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其背后都是物质生产实践的有力推动。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自然性分工逐渐转变为以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区别的社会性分工。从此，意识从感性直观走向理性建构，“意识形态性”也伴随这一过程存续理性。其一，肯定“意识形态性”必须以理性为前提。诸如表象、无意识、幻象等都是意识形态的衍生之物，纯然的非理性、动物式的意识都不符合意识形态的本质，都是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创造的观念，而是源自特定经济基础，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其二，“意识形态性”的理性前提决定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内在动机是理性认知世界，即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理性认知世界的思维活动。在对社会矛盾的考察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592。这表明意识形态能够运用理性思维感知社会矛盾，并通过理性建构克服社会冲突，以此区别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
在理性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所要克服的社会冲突根源于利益冲突。因此，要想发挥意识形态维护或是重构社会秩序的功能，必须从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去把握“意识形态性”，并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去剖析利益关系的现实状况，这样才不会对利益规定性产生扭曲认知，走入“利益论”误区。作为理性建构的认知性思维活动，意识形态追求对事物的规律及本质的探索，必然指向“普遍性”。普遍性规律在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同时指向普遍性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存在，也是一个具备社会共性的对象。围绕“普遍性”进行理论建构是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但囿于各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他们对普遍性价值的具体内涵及其实现方式的解读是不同的，这就导致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进入具体的社会情境，“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4］536面对由分工引起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意识形态生成了协调、克服利益矛盾的社会功能。由于认知局限和历史局限，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始终存在距离，但只要意识形态能在利益冲突中把握站位，关照社会整体利益关系，指引人们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在理性思维和务实行动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这样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都会更具进步性，在更大程度上以特殊性代表普遍性。因此，“意识形态性”的现实展现是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联动，以阶级特殊利益为基点向人类解放普遍性价值实现的迈进。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指明，一方面，意识形态有目的、有功能；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仅仅是一堆幻象、一堆观念［5］37。不同时期不同语境构筑意识形态丰富样态，主要表现为“虚假意识”和“阶级意识”两种意向，这种概念分歧也进一步呈现了“意识形态性”的内在意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哲学批判的方式，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围，揭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6］657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和构建唯物史观的背景下，马克思指出由于生成过程的无根性，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颠倒，资产阶级借此塑造假象，发挥美化社会现实的作用。一方面，以商品、资本、金钱等歪曲真实的社会关系，遮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工人劳动“异化”，生活困苦；
另一方面，将观念作为指导前行和规范实际的动力，认为人的发展和解放在于挣脱思想的枷锁，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4］535，生产并大力推行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体系。受此影响，人们在“意识形态性”认知上也产生争议：其一，“意识形态性”被曲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倒置导致虚幻的观念被当作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现实的矛盾冲突也被归结为观念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虚幻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意识形态的利益规定性脱离于社会现实。其二，“意识形态性”被误读。回避“虚假意识”的现实根源，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所指（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虚假性”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性”，把其作为虚拟、空洞、错误的观念，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存在，导致在理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真理性时出现逻辑断裂，产生“为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独特豁免权”的质疑。
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把观念的产生与扩散同阶级间的关系联系起来［7］41，也让我们在探讨意识形态问题时与阶级本身相联系。“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2］469意识形态服务于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双向运行机理，表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和革命阶级的价值指向。一方面，意识形态直接体现统治阶级利益诉求。不同于简单的“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思想衍生，“是一种权力性意识或思想型的权力，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势在思想领域内的延伸即话语权，正是通过建立思想上的统治或获得话语霸权，来为本阶级的统治制造合法性依据。”［8］105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构建，它融于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之中，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为自身作辩护，并以道德的形式深层规训个体，扩大人们对现存统治关系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革命阶级价值追求的现实体现。“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一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744在夺取领导权的过程中，革命阶级必须赋予本阶级利益以普遍形式，借助思想观念和口号来动员和团结广大群众，为革命的顺利进行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奠定基础。以普遍性拱卫特殊性的愿景要想实现，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要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相一致，一旦人类共同的价值追寻得到尊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也会随之消匿。
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研究的历史阶段中社会阶级构成及其关系都相对简单，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因此意识形态服务于阶级斗争，都被当作是阶级意识的不同程度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具有阶级依附性，服务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消亡的前提是阶级对立的消失。在此话语背景下，“意识形态性”被阶级斗争裹挟，其普遍意义上的内涵规定被特定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上的焦点问题所替代。意识形态能够“通过阶级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理想和目的的棱镜而反映社会关系。”［9］11然而，一切意识形态并非都是阶级意识的反映，也存在不反映阶级意识的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如果把阶级性与“意识形态性”完全等同，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则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诱发、扩大阶级斗争，将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导向歧路。
无论是“虚假意识”还是“阶级意识”，它们都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只是限定条件。当我们以结果为导向去认知意识形态时，我们可以做出否定或是中性的判断，但这并不能完全诠释“意识形态性”的内在意涵，由此产生的概念分歧只是这种利益规定性在现实呈现过程中对社会矛盾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的内在一致性在于利益规定性，即“意识形态性”。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历史机遇下的潜力激发，又有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其中就包含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斗争。“泛意识形态化”“强意识形态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等思想观念不断叠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信念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在探清意识形态基础理论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性”是无法绕开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理清当下思想迷雾，在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回归应有价值的基点。
借助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协调特殊利益和真实的共同利益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一，要对真实的共同利益与虚幻的共同利益加以区分。特殊利益与二者都存在矛盾，但是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分。“意识形态性”不用刻意借助普遍性外衣加以伪装，它直面特殊利益与真实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通过理性建构将真实的共同利益转化为特殊利益的逐步实现。当代中国“秉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10］中国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始终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具有普遍性，指向了人们真实的共同利益。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必然与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国情、中国方案等要素息息相关。其二，综合收编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并非生来就有“意识形态性”，其内含的意识形态要素要通过整合才能进入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具体情境，服务于特定阶级群体。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
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3］309。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不是机械式的叠加，而是通过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综合地表现出来，而当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不适合其所调节的利益关系，不体现“意识形态性”时，要及时把它们从意识形态行列剔除，让它们回到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的行列。
从利益规定性澄清“虚假意识”内容指涉。一方面，从认识论维度出发解读意识形态，在以认识结果为出发点还是以认识本体为出发点上做区分。以认识结果为出发点，“虚假意识”与错误意识等同，与真理相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完全的认识结果都有可能被认定为“虚假意识”，这是与客观现实相悖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过程。因此，从认识的本体出发才能摸清意识形态的利益指涉对象。在认识的本体层面，“虚假意识”指资产阶级把思维作为理解存在的起点，对社会发展规律、动力及方向的认识虚幻无根，是不具有真理性的思想观念体系。另一方面，“虚假意识”内容指涉的是价值观上的非正义性，来源于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必然性矛盾冲突。资产阶级之所以将思想观念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根源，其根本动力源在于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最大程度实现。“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之虚假并不始终是认识论维度的错谬性，而一定永远是价值论维度的虚伪性。”［11］资产阶级毫无疑问会借助唯心主义制造思维决定存在的假象，把特殊利益表达为普遍利益。资产阶级表面上强调“自由”“理性”“科学”等价值观念，将其设计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些观念逐渐远离社会大众，演化为“虚假意识”。无产阶级与之不同，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12］18。无产阶级将自身解放与人类解放相联，致力于生产资料社会共有，彻底消灭社会剥削，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和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随之消失。因此我们在考察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时候，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拥有“豁免权”。“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3］170当下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应坚定无产阶级站位，发挥多途径、多样化、多手段的综合作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以践行的软实力自信免疫西方“虚假意识”的渗透与侵蚀，构筑意识形态安全的屏障。
基于社会基本矛盾把握“阶级意识”核心要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感知具有敏锐性，在这一点上要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相区别。面对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变化，但其背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旧不变。在“变”与“不变”的持续互动下，我们可以探得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过程规定着意识形态变化发展的方向。在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其他一切社会矛盾服务于阶级斗争，可以以“阶级意识”去理解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性”就自然而然被定义为“阶级性”。然而，我们不能撇开具体的历史情境，把一切意识形态都当作阶级意识的反映，或是全然不顾其政治意涵一味“雾化”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而是要基于社会基本矛盾加以考察意识形态的焦点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结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角进一步剖析，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是对特殊利益与真实的普遍利益矛盾调解的过程，不同的利益主体会基于自身利益产出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信守主体的不同。当阶级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阶级标准成为我们划分利益主体的标准，但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情景下，这一划分标准出现不适，我们应该打破固有观念，凭借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地区等多元标尺划分利益主体，让阶级意识与不反映阶级意识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谐共生。与此同时，要准确把握“阶级意识”的现实张力，体现“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并未被统治阶级所垄断，革命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同样会建构自身的意识形态，以谋求思想领导权。只要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会继续存在，关于“意识形态性”的讨论也会进一步深入。阶级利益关系的紧张性导致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天然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阶级意识”存在现实张力。基于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具体建设过程中要全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和人类整体利益，充分体认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意识形态的本质是基于普遍利益的理性建构，反映和调节群体间利益关系，“价值观的理论体系”是最根本、最深沉的要素之一［14］。意识形态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导致意识形态往往会涉入维护或颠覆现有利益格局的情景中，特定阶级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往往把特殊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而能否实现二者的真正统一是区分虚假与否的立足点。与此同时，反映特定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长期存在、相互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性”也随之成为反映社会矛盾变化发展的历史现象，成为一个建构性的概念。我们要从社会结构层面的描述出发，深入分析“意识形态性”在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中的内在意涵，把握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迁，明确“虚假意识”“阶级意识”概念的内在联系性，夯实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基础，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关研究；
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全面、真实地呈现“意识形态性”，构建起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们需要的意识形态，凝结成无比巨大的实践推力，切实提升人们的利益获得感与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