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 聪
瓷器是我们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物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出现最早、影响最深远的重大发明之一。中国瓷器的发明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支持中国成为世界瓷器发源地的重要证据就是大量古瓷窑遗址的发现。中国早期瓷器窑址多集中于夏、商、周至汉六朝时期的浙区域。浙江是当时中国瓷器工业的中心，主要表现为窑址多、烧制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出现了大量仿青铜的原始瓷器及仪式性乐器，原始瓷的烧制技术和工艺得到了改进，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可以说，浙江瓷器的发源与发展史影响着世界瓷发源与发展史。
制作硬陶工艺最早产生于夏、商时期的原始瓷器，也有以其发展为基础的带窑烧印记的硬陶；
有些原始瓷器的原料或器形几乎与印刷硬质陶器的器型完全一致。战国时期，随着越国礼乐制度的发展，陶瓷乐器以瓷代铜的葬俗盛行，使原有的瓷器礼器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从而使铜器的仿制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这在战国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原始瓷既仿古铜型，又学铜饰，又学纹饰，工艺精湛。越地仿铜原始瓷礼器与青铜礼器的意义相同，也是对权势和地位的象征。原始瓷自诞生之日起，就深得上层贵族的宠爱，其独特的优点是釉色优美，雍容华贵，洁净美观，经久耐用。被视为中原贵族的珍宝，与青铜器同等重要。中原商代和西周时期，仅有少数贵族墓葬和重要的城市遗址出土了原始瓷，随葬青铜礼器的高级墓葬必须是有原始瓷的墓葬，但有青铜礼器的墓葬未必都有原始瓷，可见，原始瓷在当时中原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价值之高。
随着浙江区域东苕溪流域的原始瓷窑窑址群的发现，不仅使中国的原始瓷窑窑址向浙江等区域的分布范围扩大，而且也可以追溯原始瓷窑窑址的历史到夏末。原始瓷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夏、商、西周三个时期，其中春秋时期的原始瓷发展更是达到鼎盛。近代以来，随着无锡鸿山越墓、德清火烧山窑址、德清亭子桥窑址的发掘和《浙江越墓》《绍兴越墓》的出版发行，东周时期原始瓷器的考古速度在吴越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1]
福建永春、浙江德清等地均发现了夏商时期中国最早的原始瓷窑遗址。其中最早的是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境内的库扎坑窑址。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考证，该窑址始建于公元前1794年，年代最晚为公元前1497年。此次发掘的遗址按窑层与出土物的关系分为两期，其中一期为16世纪晚期至18世纪中期、约16世纪的5个窑址。[2]位于湖州市德清县东苕溪谷龙山窑群东侧边缘的另一处夏商时期所建窑址，目前尚存4座。根据比较，发掘人员认为该遗址年代平均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以该层建筑为代表，其上限应在夏纪时期的范围内，发掘人员认为其年代下限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
原始瓷考古调查发掘起源于20世纪80代初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1984年6月，德清县人口普查队在二都村(现下竹街)发现一处春秋时期瓷窑遗址——凤山西南坡的原始瓷窑遗址。后来随着普查的逐步深入，又在东苕溪谷的三河(今下竹湖街)、龙山(今伏溪街)、洛社等乡镇发现了多处不同时期的窑址，现已在德清境内发现以凤山、霍山、亭子桥为代表的东苕溪谷三河、东苕溪谷、洛社等6处原始瓷窑遗址。1989年，《考古》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德清青瓷原窑址调查》一文，将已发现的原始瓷窑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类别，基本构筑了德清时期发展原始瓷器的时间框架。原始瓷器的正式考古发掘始于2007年的火山窑址。继火山窑、亭子桥窑址在2007年、2008年相继出土后，探寻瓷器的来历成为考古界普遍关注的热点。
德清龙山地区窑址群，以原龙山乡为中心，位于德清县东北部，故名。其主要区域位于今德清县伏溪街道东北部，包括今湖州市洛社镇西部、大溪镇南部，其主要区域为今德清县伏溪街道辖区。核心窑址北至泉源坞、南至火火山、西至唐武、东至安山，主要分布在伏溪街道龙胜村。发现龙山地区窑址160多个。从夏朝开始，烧制历程就没有中断过，是我国发现的历史最长、最完整的窑址群。
瓷器必须符合表面施釉、以瓷泥为基底、高温烧制这三个要素。瓷土是被高温烧制而成的，是否耐高温，这其实也是决定陶器与瓷器区别的一个主要元素。一般烧造瓷器的温度都在上千摄氏度以上，而陶器无法承受上千摄氏度温度。高温釉的施釉不同于瓷器、硬陶、白陶的使用，是重要标志之一。其区别主要是釉与非釉的区别(如白陶，至于瓷器原始尺寸的其他要点标准，如吸水率、硬度、弯曲强度、金属敲击的声音等)，它是由这三种元素的某种外在因素派生而来，并随着这三种元素的不同而改变的。
原始瓷是指以瓷土为基底，经高温一次烧制，并施以人工封釉而成的一种瓷器。由于原始瓷多为青瓷，故有时亦称为原始青瓷。烧制温度一般在1200摄氏度。釉色是氧化铁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一般都是青绿色的釉色。早期阶段的瓷器与东汉时期形成的成熟瓷器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如：气孔较大，胎质杂质较多，釉色不稳定，吸水率较成熟的青瓷较高，胎质与釉之间没有较好的中间层等，这些都是原始瓷器的反映。夏末兴起，商初成熟，西周初初步发展，盛极一时，至战国初逐渐衰败，到了战国晚期才逐渐走向成熟。在战国中期左右就出现了相关技术，这是本土传统的一个延续。它是先秦时期承继夏、商以来的原始瓷器，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成熟青瓷，也是东汉时期的成熟青瓷。一些成功的大型器物与成熟青瓷的水准十分接近，代表了原始青瓷在战国时期制作的最高水准，同时也体现了相当成熟的制瓷工艺。
现已发现的原瓷窑遗址160余处，主要分布在浙北地区东苕溪流域，以德清为中心。该窑区在生产时间、窑址规模、窑品种类、产品质量、填烧工艺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为成熟的汉代青瓷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工艺基础，是中国制瓷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浦阳江流域的钱塘江南岸，有一个次级生产中心，主要是萧山茂湾。该中心生产的瓷器虽然在质量、品种、档次等方面都不能与德清地区相媲美，但制作规模却颇为庞大。以绍兴富盛等窑址为中心，是越国日用陶瓷的生产中心。
战国时期，原始瓷器盛行于全国各地。该时期盛极一时的原始瓷基础是窑炉工艺的发达所奠定的。近年来发现，以德清为中心的浙江区域东苕溪流域是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主要产地。这一区域的瓷器原器生产从二里头时期就有了。商周时期的南山窑遗址与火山窑遗址直线走向。原窑工艺在选土、施釉外观及使用、窑体结构及烧成温度等方面逐渐成熟，大量原始瓷仿青铜礼器是原始瓷礼器的起源，出土于江浙越国贵族墓葬，为以战国亭子桥窑址为代表的原窑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山东、河南等地当时社会文化的墓葬中都出土了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器。如洛阳唐宫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残件、山东齐墓出土的三足原瓷食料等，其胎釉、建筑形态、纹饰等都具有体现南北朝原始瓷器交流发展的南方文化特征，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瓷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等地墓葬出土有反映楚越文化交流融合的原始瓷器。至于江浙一带，仿陪葬习俗的铜制原始瓷乐器，在青铜时代的衰败中，原始青瓷在江浙甚至南方的许多地区越来越普遍地成为贵族和上层使用礼器的主要替代品。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初期，原始瓷器的生产开始倒退。原始瓷器发现极少，分布范围开始向南缩小，如江淮、鄂豫、安徽、宁镇等边境区的原始瓷器发现较少，分布范围逐渐缩小。但在一些地区，原来的瓷器生产主要集中在浙江绍兴的战国晚期和江苏仪征、徐州的西汉初期，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出现了繁荣景象。至于浙江绍兴，则正好处于钱塘江之南，故名“绍兴”。但绍兴的地位并没有因越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改变。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发明和使用，也为绍兴地区瓷器的开采提供了便利。战国时期，仪征属于楚国，当时仪征的国号是“仪征”。到了战国后期，征伐更是遥遥无期。而仪征则相对稳定，有利于原始瓷的生产。汉朝位于广陵国，与都城咫尺之遥，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继承前朝制作的基础上，原始瓷制作更为发达，原始瓷乐器专为皇家御用烧制而成。再者，仪征位于江淮之间，南北贯通，有利于原始瓷的制作和交流。区内地势北高南低，风水极好，与古人要求的丧葬条件相符。所以上层贵族往往会选择埋葬于此。凡此种种，对制作和发扬原始瓷都有好处。
以原始瓷器代替青铜作为礼仪用品，是越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原始瓷的地位与中原北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良渚文化早期该地区玉器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处，是身份和地位的重要象征，器物具有显著性。这些物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特殊的技术，所以只有贵族才能支持这些物品的生产所需要的专业艺人和生产设施，而对这些艺人和设施的控制也等同于对政权的控制。如此一来，通过不断提高名品的制作技艺，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政治权威，提升了他们的正当性。因此，瓷器原器的产生与使用，象征着社会的分化与权力的集中。越文化实力的兴衰，大致反映在整个先秦时期越南原始瓷器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瓷器的发达与衰落，直接关系到春秋中晚期吴越文化的南迁。
从先秦时期原始瓷窑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其几个发展高峰的到来，尤其以进入战国时期的越国最为明显，伴随着社会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区域内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之相对应的是原始瓷器的发展也由此步入了一个高峰。在中国北方地区，先秦时期的原始瓷都是在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尤其是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数量更多，其出土的原始瓷都是在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所以，先秦时期的原始瓷器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这说明，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包括硬陶在内的原始瓷器无疑是一大发明。在技术确立的夏、商时期，变形和生物质燃烧的比例相当高。但这样的陶器被当作真品来使用，是因为低温陶器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再加上陶器本身的稀缺性。南北墓穴和遗址发现这类文物的比例也有一定的减少。
商代遗址发现的原始瓷器，胎质粗大，胎色以灰白色为主，也有灰褐色、浅黄色的原始瓷器，没有经过精细的打磨和处理。因工艺不发达，器物为泥条和泥盘，故器形不规则，部分不均匀，圆器变形率相对较大，胎壁粗细参差，粗糙笨拙，烧结坚硬，敲击时有脆响，故器物的形制均为圆形。施釉时，釉的粗细参差，色泽深浅不一。胎釉结合也不好，釉面易掉。商代原始瓷形制如瓮、豆等。各种纹样出现在商代后期，但纹路一般都比较粗糙。以印陶孵化时间较长为基础，形成了与印纹硬陶共生的典型特征，是商代原始瓷器的初步发展。随着中原文化向南方地区的渗透，又分为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原始瓷地区和以地方文化为主体的原始瓷地区，随着中原文化向南方地区的渗透而形成的烧制工艺的交流，是地域之外的事情。到了商代晚期，南方地区到处都是以圆窑和龙窑共存为代表的原始瓷器。
到了周代，对原有瓷器进行了改良，主要是在器型和纹饰方面进行了改进。常见的种类有豆、钵、瓮、壶等。纹饰的纹路，比商代的纹路要细长一些。独立、自省的原始瓷器发展之路进入西周时期[3]。早期初步划分为印有图案的硬陶，主要是小件器物。仿青铜礼器，是原始瓷经典工艺的代表，在两周后又有了新的尝试。经过不断的发展，工匠们特意将原来的瓷器用龙窑烧制而成。随着烧制工艺的进一步完善，原始瓷的形制和纹饰都呈现出材质本身的美感，这种美感既简单又美妙。此时，各地域文化的融合过程，使浙江地区的原始瓷器得以统一表现，其形式、器型都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工艺又有了新的提高。制形方法也从原来的泥条、盘形变成了坯料，这也使得产品的粗细更加均匀，形状也更加富于变化。此时的原始瓷经过加工，纹理更加细密，呈灰白色或土黄色，在工艺上具有较好的雕工效果。常见的有碗、盘、杯、鼎等物。青铜礼器的需求与原料不足的矛盾，使陶制礼器在传统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陶瓷礼器，重新成为取代青铜礼器的产品。基本形制、排列、数量、组合的原始越国瓷乐器，在中原地区基本承袭了青铜礼乐体系，但在纹饰上却蕴含着越人以蛇为图腾的审美心理和观念，象征着王权。以此为契机，使千年历史上的原始烧造瓷器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的原始瓷器生产经历了从商代到战国一千多年历史演变的中间阶段，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改进，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器品质更加细腻，铁钛金含量较低，外釉多为青釉，与瓷器的品质较为接近。中国的原始瓷器从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时期才完成了从原始瓷器到瓷器的过渡，人们把瓷器的出现看作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瓷器的出现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瓷器的出现是我们中国陶瓷发展到东汉以后，逐渐走向辉煌与成熟，中国陶瓷发展到东汉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不断地革新改进，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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