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开（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汉代画像石，是中国古代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美术的代表，它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是研究中国美术史不可忽略的问题。陕北是我国汉代画像石四大分布区之一，在思想观念和题材内容等多方面体现明显的时代性和区域特征，在汉代画像石中独树一帜。陕北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明显，画面内容丰富、布局严谨，形象生动灵活、富有表现力。雕刻手法粗犷朴实、简练概括、造型逼真，其图像形式、题材表现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充分体现了汉代陕北多民族边界地区人们的审美风格和思想风貌，是中国汉画艺术中不可替代的珍宝。
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历史学和考古学、图像学、文献学以及宗教学和社会学方面等各领域都取得了众多成果。就现有文献资料记载来看，对汉代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手法或技法的认识，早在西晋末年和北魏时期就已有记载。如《水经注》[1]中记述：“像边皆刻石记之”“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隐起”。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对山东朱鲔墓石刻画像的记述，以及北宋中期赵明诚著成的《金石录》中，也收录了大量画像石的拓片。直至清代乾隆年间，黄易和李克正等人对武梁祠石刻群的发掘。20世纪初，海外学者、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纷来到中国，对汉代墓葬及画像石进行了考察和绘制，并出版印制了精美的图录。除了上述研究者外，国内鲁迅先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汉画像石存在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其中涌动着新鲜的艺术生命信息，希望汉画像能给现代中国美术提供借鉴，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一定数量的珍贵汉画像石拓片。还有翻译家傅雷、翦伯赞先生、吴冠中先生、王朝闻先生等，都对汉代画像石极其重视。但真正对汉代画像石展开系统性研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者们才开始对其各方面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并对一些较早出版的外文专著进行了译介。
陕北汉代画像石的首次发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绥德发现了东汉永元年间的墓葬，之后便在1959年首次出版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目前最新出版的画册，是2012年由康兰英、朱青生编写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画总录1-3：米脂》等陕北卷10卷册。除此之外，还有多本各地方文博单位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多位专家和学者出版的相关著作和文章。
陕北汉代画像石来源复杂，多数是后来陆续从民间征集而来，汉墓也破坏严重，文物部门在抢救性发掘后仍有大量构建缺失。因此，陕北汉代画像石整理工作比较欠缺，与之相关的诸多信息较为混乱，给研究者造成了很多障碍，亟须有效保护，并且陕北汉代画像石与国内其他片区汉画像石的研究状况相比，显得较为薄弱，这与其自身价值以及研究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陕北是我国汉代画像石四大分布区之一，其主要分布在绥德县、米脂县、榆林市、神木市、靖边县、清涧县、子洲县、横山区、吴堡县，还有山西吕梁的离石和中阳地区。截至目前，该地区共出土汉代画像石约1 200块。秦汉时期，陕北榆林和山西吕梁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部分地区分别是上郡、西河郡的辖地。画像石就出土于上郡、西河郡的辖地范围内。考古资料证明，大量的汉墓群分布在郡、县遗址附近，而有画像石出土的墓葬所占比例很小。由此得知，汉画像石墓应该是陕北汉代规格较高的丧葬形式。
汉代遵从“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这种长生不老、成仙升天的意愿，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汉代的陕北疆域胡汉多民族杂居、战火烽烟不息，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下产生的陕北汉代画像石，其题材及内容反映了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多元文化特征，在汉代画像石中独树一帜。
在研究汉代画像石时，特别要注意其被安置的位置和场所。画像石墓、祠堂、画像石棺都是用众多画像石构成的整体，在此安置场所中，这些画像石承担了各自的功能，这些功能是解释画像意味所必需的。具体到陕北片区，李林先生的遗作《陕北两汉画像石及墓室保护研究半世纪》中，则将陕北汉画像石墓的形制以主体部分结构形式及其特点命名，可分为七型二十五式，详细地分析了陕北汉画像石墓的形制特点，是我们研究汉代墓葬领域的重要资料。
陕北汉画像石的题材和内容中多为耕种、放牧、狩猎等现实性的生活场景（图1）。还有表现神话和生命的题材，民间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这为我国汉代画像艺术增添了新鲜成分。尤其是“牛耕图”，形象地介绍了我国汉代农业生产的情况。相比山东、河南等其他地区，陕北汉画像石鲜有反映历史与政治内容和刻画圣贤节烈的故事题材。更多的题材是表现东汉上郡地区的各种社会习俗，包括生活和生产场景的，或者神仙祥瑞世界的，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儒家政教、礼教的思想对陕北地区的影响还较薄弱。
图1 绥德白家山村画像石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北地处关中边防要塞，在汉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碰撞与交融。受这些地域、民族、地理环境、自然生态的影响，使陕北汉代画像石显示了内容丰富、布局严谨、形象生动灵活、富于表现力的艺术风格。雕刻手法粗犷朴实、简练概括，其图像纹样、题材内容都有着独特性。
汉代画像石选材的原则是就地取材，石材的不同性质会决定画像石的雕刻手法、构图方式和造型特点。陕北汉代画像石在石料上均采用了当地出产的沉积页岩。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石匠们无需凿平石面，就可以直接用简洁的雕刻手法，对物体的轮廓进行高度概括。雕刻角度鲜明、线条有力、轮廓分明、形象似民间的剪纸。因而陕北汉代画像石的图像内容往往构图复杂、造型逼真、手法细腻。陕北汉代画像石的边框装饰多以几何状的纹样来表现，不强调细节，使形象不但生动有稚趣，同时又体现了陕北地区画像石质朴、豪放的审美风格。
陕北汉代画像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它具有很强的画面装饰感和形式美。珍禽瑞兽、嘉禾芝草这些纹样以几何图形的样式，占有重要的位置，铺满了整个画面。构图布局方式主要分为对称式构图、散点式构图和主体式构图、分格式分层式和分段式构图等。结构严谨，藤蔓植物穿插其中，画面丰富饱满、空间运用合理巧妙。
在陕北汉代画像石中，还会出现大量相同元素的重复变换。如左右对称的布局、上下相接的纹饰，尤其是工匠对“格套”和“模板”的使用，使陕北汉代画像石呈现画面华丽丰满、主题明晰突出和舒畅多变的韵律感。与中原地区的画像石造型相比较，陕北画像石中的人物和动物造型动态大多是极度夸张的，体现的正是游牧文化民族的审美特质，这恰恰是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图2）。
图2 绥德四十里铺画像石
陕北汉代画像石还有一个突出的艺术风格，即雕刻与绘画并存。画像石表面会涂染各种色彩，并用墨线勾勒。根据制作步骤和功能来分类，推测出两种方式：一种为先画后刻。刻时以墨线为范本，在石上先勾稿图，再进行雕刻；
另一种为先刻后画。先在石面上将外轮廓雕出，然后再用墨线勾出雕刀所不能达到的细部，使形象不易磨灭，并能形成与帛画、壁画一样艳丽的色彩效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神木大保当汉墓的画像石（图3）。
图3 神木大保当汉墓画像石
从现今汉画像石的研究状态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已经转入多学科的研究，尤其偏重以考古学和文化学理论为指导的研究。但艺术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对汉画像石艺术价值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画像石艺术的形态界定等方面多有不同。早在20世纪何正璜先生的《上郡汉画及其在艺术上的评价》和《上郡汉画中部分题材的简单考证》这两篇文章中，就指出了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地位。文中写道：“陕北这一批画像石的发现，不仅更丰富了对我国汉代画像石地区分布的知识，同时，也充实了陕西地区在秦石鼓文以后到唐代以前这一阶段中石刻，特别是画像石刻方面较弱的环节；
严格地说，它弥补了从西汉霍去病石刻群到赫连勃勃大夏石马的五百年间，陕西在石刻艺术方面的一个空白。由于石刻是主要的物质文化之一，它对我们研究在东汉时代陕北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史料。”[2]
因为汉画像石多运用“减地平面法”雕刻而成，凹凸起伏面不太明显，所以人们一直将其放在金石学，类似篆刻的范畴内研究，包括一些美术理论工作者在内，总将其称为“石刻画”，主要去收藏和研究其拓片，很少有学者将其放进艺术史，尤其是雕塑史中来论述。其实最早在1916年，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出版的大村西崖所著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中，就对汉画像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期的爱德华·沙畹和关野贞，可以算作最早对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滕固先生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把雕塑技法的分析提到了首位，认为雕塑技法是决定汉画像石艺术风格的最主要因素。王子云先生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一书中认为“实际上它确属于雕刻范畴。石刻画等命名的由来，或与旧时代士大夫重绘画轻雕刻的思想意识有关。似乎对于有体积的立体的雕刻与完全平面的绘画可以等同看待”[3]。由此可见，其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汉代是一个崇尚美好生命、蓬勃雄健又包容大气的时代。陕北汉画像石作为汉代艺术与文化的共同体现，完美地诠释了这种浪漫又自信的时代精神。那些生活场景的题材、富有生命力的造型，提炼了汉代先民们美好生活的画面，为我们再现了陕北汉代的原境。因此，通过对陕北汉代画像石艺术造型和艺术风格演变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反映出汉代陕北地域人文面貌、民间信仰、地方风俗等诸多方面的信息，是有重大意义和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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