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晨，黄 驰，曾 文，史修松2，
(1.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2.淮阴工学院 社会科学处，江苏 淮安 223001)
有学者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分解为县域经济和非县域经济的差别，这主要与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相关。县域经济发展差距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约为非县域经济的3.5—4倍①。县域经济是以村为腹地、镇为纽带、县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经济体②，目前非县域地区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决定着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甚至直接关系到全市、整省的经济发展情况。
回顾国内已有研究文献，胡皓认为对县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资源禀赋、领导观念等差异③。李平等以陕西省和江苏省为例，从市场主体、资本、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制度等多个角度，对比分析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④。韩毅等指出，县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既有利于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对于辽宁地区来说，还关系着振兴大计能否真正实现⑤。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升级，强调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形势的变化越发突显出这一指标在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依托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辽宁省和陕西省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两省县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差异，并提出结论和建议。
（一）两省经济总体比较
如图1两省总体生产总值趋势线所示，从2005年到2016年，辽宁、陕西始终处于同一数量级，差距逐渐减小。辽宁省GDP增速自2013年开始放缓，2017年两省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差180亿元。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陕西经济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陕西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支持并引导良性发展。以2019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发展公报公布的数据为例，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14070.45亿元，同比增加831.8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54.6%，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3%⑥。另外，受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陕西也紧抓机遇，加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稳步增长。
图1 辽宁、陕西历年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单位：千亿元）
（二）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辽宁省2018年土地总面积达14.86万平方公里，2019年年末总人口达4190.2万人；
根据2019年辽宁省行政区域划分，共有14个地级市，县级单元100个，其中包括59个市辖区和34个县、7个自治县。辽宁省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最久远、发展最完善、对国家经济影响最深的省份，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思维对县域经济体的发展曾经产生过严重束缚。根据《辽宁统计年鉴2020》，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41个县以及2016年开始撤县设区的3个市辖区为研究对象。2019年这44个县域单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7403.80亿元，均值168.27亿元，极差735.18亿元，省内县域经济的两极分化现象较为明显。可能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有关，投资更倾向于城镇方面；
同时，也可能受辽宁省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县域单元可划分为4个经济发展区域，辽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辽东地区相对较慢，彼此之间发展不平衡。从地区生产总值具体来看，辽西地区达到4492.2亿元；
辽北地区7957.4亿元；
辽南地区最高，达到10906.2亿元；
而辽东地区仅达到949.1亿元。从各县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角度来看，以瓦房店市为例，发展速度较快，是全省唯一在2010—2019年连续位于全国基本竞争力百强县榜单的县。期间每年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650亿元，甚至在2013年、2014年突破千亿元大关。以海城市为例，2019年县域经济发展唯独海城市保持平稳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其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成立国有控股的菱镁矿业有限公司，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了新型工业化进程。
（三）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陕西省2018年土地总面积达20.56万平方公里，2019年年末总人口达3876万人，全省经济总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不足1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25793.17亿元。根据2019年陕西省行政区域划分，共有10个地级市，1个示范区，县级单元106个，其中包括29个市辖区和77个县。根据《陕西统计年鉴2020》，选取数据较全的77个县以及2016年开始撤县设区的6个市辖区。2019年这83个县域单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13028.48亿元，均值156.97亿元，极差1351.40亿元，这可能是受陕西地理位置复杂、基础建设相对落后、缺少对外口岸等影响，省内县域发展极不均衡，
从地理位置上陕西可大致划分为三个区域，区域发展体现为“陕北两极分化，关中相对稳健，陕南相对较弱”的不平衡态势⑦。其中关中地区发展最快，以生产总值为例，关中地区达16087.29亿元，陕北地区达5800.17亿元，陕南地区仅3566.86亿元。从各县地区生产总值变化角度来看，陕西各县域单元在2010—2019年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各县之间呈现出很严重的两极分化，尤其是陕北地区最为明显。神木市的发展远高于其余县域单元，于2008年起一直入列百强县榜单，2010—2019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600亿元，2012年、2017—2019年均突破千亿元，经济总量甚至达到吴堡县的50多倍，依靠资源优势迅速发展，成为陕西首个工业增加值超千亿的县。
（一）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1.变量说明。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确定产出指标为生产总值（GDP），投入指标为劳动力投入（L）和资本投入（K），分别选取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数和各地区资本存量来表示，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永续盘存法测算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
其中Kit与Kit-1分别表示i第t和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it表示i第t年的资本折旧率，借鉴张军等对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设定为9.6%⑧。Iit表示i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Pit表示i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10年为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为剔除物价波动的影响，本文采用各县所属省的各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平减，换算出资本存量可比价。辽宁省采用各县所属市GDP指数、陕西省采用各县GDP指数对地区生产总值（当年价）进行平减，换算出实际GDP（所用指数均来自各年统计年鉴，上年=100）。
2.数据来源。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陕西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辽宁省陕西省下辖各市官网，时间序列为2010—2019年。由于部分县域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或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缺失，本文将辽宁与陕西各37县（市）、67县（市）视为决策单元。考虑到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导致经济数据的反常性，同时由于统计口径变化、固定资产投资额于2017年起不再公布，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问题的全面性，本文对2017年至201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拟合。
3.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分析。总体来看，2010—2019年间辽宁省与陕西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均经历了“上升-下降-再升”的演变过程（图2）。
图2 2010—2019年两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比较
图3 2010—2019年辽宁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2013—2019年间，两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仅有两年小于1，说明该指标在大部分时段都有所改善，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如表1所示，从年平均增速来看，辽宁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4.3%，其中技术进步为4%，技术效率上升0.3%，纯技术效率下降0.9%，规模效率上升1.2%。表明一方面由于研发进步或技术引进，驱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或制度等原因，技术效率在大多年份呈现负增长，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技术或管理的效率提升，这说明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没有发挥协同效应，资源配置、市场环境、管理体制等有待改善。
表1 2010—2019年辽宁省37县全要素生产率年指数及其分解
从表2来看，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速为2.9%，其中技术进步为3.2%，技术效率下降0.3%，纯技术效率保持不变，规模效率下降0.3%。
表2 2010—2019年陕西省67县全要素生产率年指数及其分解
如上文所示，辽陕两省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指数分别为1.043、1.029，辽宁省处于优势地位，技术效率指数分别为1.003、0.997。陕西省对应的指数是下降的，表明它与辽宁省的技术效率差距在扩大，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恶化。技术进步指数分别为1.040、1.032。具体来看，辽宁省下发《关于支持“飞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省市县区域间紧密合作建设联合园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取得成效。
4.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分析。本文对辽宁省及陕西省2010—2019年期间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同时分析空间差异。由于县域单元个数过多，表中仅列出两省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的县域。如表3所示，辽宁省各县域之间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分析的37个县中，有4个县域单元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均主要由于技术变化指数的降低。平均TFP最高的是抚顺，为1.147；
最低的是瓦房店市，为0.983。以瓦房店市为例，2010—2019年间虽然生产总值蝉联省内县域第一，但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导致：一是工业产业链有待延伸。与工业发达县域相比，瓦房店市工业企业规模总体偏小，多为民营企业，多以轴承、机械铸造等传统制造业为主；
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滞后，产业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现有工业产业发展过多依赖资源禀赋，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缺乏长期资金投入和专业技术设备，科技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
表3 2010—2019年辽宁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的县域
如表4所示，陕西省全要素生产率最高的是三原县，为1.109；
最低的是兴平市，为0.915。以兴平市为例，该县域单元处于关中地区平原腹地，多以农业种植为主，三大产业间比例不协调。城市的扩张使土地面积递减，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严重。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产品优势不突出，技术力量薄弱，有限的科技创新投入并没有带来最优效益，可能存在重复投入等问题。
表4 2010—2019年陕西省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的县域
（二）基于Tobit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文选择因变量受限模型Tobit，首先确定可能的影响因素。参考国内外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选取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GDP的自然对数（X1）⑨、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X2）⑩、考察工业市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与企业个数比值（X3）、反映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农业机械化总动力（X4）⑪为解释变量，模型形式如下：
基于2010—2019年辽宁、陕西两省县域单元DEA指数的测算和分析结果，本文采用Stata16.0软件分别对两省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两省PE、SE、TFP的Tobit分析结果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辽陕两省的纯技术效率呈较显著正相关，与两省的规模效率均呈负相关。由于振兴东北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辽陕两省政府对各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扶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GDP的快速增长，但盲目以增加总产值为目的却忽视了规模效率提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辽宁省规模效率呈正相关，与陕西省呈负相关。随着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辽陕两省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发展，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提高规模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陕西省内大部分县仍以传统产业为主导，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属于典型的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⑫，发展链条单一，生产周期长，很难带动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对两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均有明显促进作用。辽宁省县域工业企业技术更新较慢，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陕西省县域多凭借能源优势跻身全国百强县，但由于地理位置复杂、基础建设相对落后、缺少对外口岸，缺乏长期支撑产业，制约全省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两省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和风险较大，需要政府积极引导，企业主动参与，逐步提高工业企业规模。但规模迅速扩大可能造成资源闲置，反而抑制规模效率提升。
农业机械化水平与辽宁省县域发展的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太显著的负相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区域的老龄化最为严重，辽宁率先迈向超老龄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7.42%。因此，呈负相关的原因可能是辽宁大部分地区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近乎饱和，务农劳动力“老龄化”，机械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反而可能拉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对辽陕两省县域单元全要素生产率动态变化分析的结果可知，导致两地区全要素增速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没有协同发展，资源配置、三次产业结构、科技专利转化等方面有待提高。因此以两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及西北地区应引入市场经济主体，进一步简政放权，抓住对口合作的机遇，实现不同地域和区位之间资源互补、协调发展，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的聚集效应。同时，陕西应积极走出去，发展飞出型的飞地经济，到沿海地区寻找外出口岸，与其积极合作，建立物流飞地园区。
基于Tobit影响因素分析，辽陕两省各县应基于自身的县情，学习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经验，提能源利用率、科技转化率，提高产业链水平；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注释：
①郑炎成,鲁德银.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地区差距的解释力分析[J].财经研究,2004(07):121-129.
②阎恩虎.县域经济论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8.
③胡皓.与江苏省对比探索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17):7716-7718.
④李平,王丽萍,侯军岐.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分析和主要对策——以江苏、陕西两省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01):11-14.
⑤韩毅,潘洪岩,张柳.辽宁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3(03):50-54.
⑥陕西省统计局.2019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陕西省统计局.
⑦张永军.从总量破万看陕西县域经济发展[J].西部大开发,2019(07):48-51.
⑧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⑨陈燕丽,王磊,姜明栋,沈晓梅.东北三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1):51-57.
⑩孙金岭,朱沛宇.基于SBM-Malmquist-Tobit的“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9,39(12):230-237.
⑪徐合帆,郑军,余家凤,马艾.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支农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税收经济研究,2019,24(02):81-90.
⑫崔昆.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之我见[J].新西部(下旬.理论版),2011(07):18+9.
猜你喜欢生产率陕西省县域中国城市土地生产率TOP30决策(2022年7期)2022-08-04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简介当代教师教育(2022年2期)2022-07-08县域消防专项规划研究建材发展导向(2021年10期)2021-07-16国外技术授权、研发创新与企业生产率产业经济评论(2019年4期)2019-09-10陕西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的实践与思考当代陕西(2019年8期)2019-05-09聚焦两会陕西画报(2018年1期)2018-11-17山东县域GDP排名出炉商周刊(2017年6期)2017-08-22陕西省阅读文化节西部大开发(2017年8期)2017-06-26关于机床生产率设计的探讨中国市场(2016年45期)2016-05-17县域就诊率为何差了40%中国卫生(2015年7期)2015-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