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榛
2022年陈自明步入鲐背之年，在70年的职业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更多是围绕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发展而展开的。陈自明撰写近190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近百篇；
独立出版书籍3部；
国外对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
国内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的52个城市进行讲学；
国内外共做80余场次的专题讲座。作为一名音乐学者，他为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科从无到有的创建做出贡献，同时也实现了从“西方文化一元音乐观”到“中西文化二元音乐观”再到“世界文化多元音乐观”的渐变。
1932年9月，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陈自明。父亲陈章(2)陈章(1900—1992)：陈自明之父，我国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电机电子高教事业的开拓者。上海交通大学的学士，美国普渡大学的硕士；
曾历任中央大学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无线电工程系主任。东南大学校园有陈章的半身铜像。是东南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电子学家、教育家；
母亲黄吾珍(3)黄吾珍(1908—1989)：陈自明之母，东南大学外语系教师。20世纪末，夫妻两人将抗战前积攒所置的私寓出售，获得的部分房款捐献给工作一辈子的东南大学，学校为此设立“陈章—黄吾珍奖学金”，奖励有志的学子们。是东南大学外语教师。陈自明并没有“子承父业”学习理工科，而是选择了音乐专业。
陈自明自幼喜爱音乐。他的音乐之路起步于西洋乐器小提琴的学习。由于历史原因，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时，学习小提琴的梦想才得以实现。虽然他学习(小提琴演奏)很努力，但由于不是童子功，所以很难达到小提琴演奏艺术的高峰。不过，他始终热爱小提琴，只要有时间，仍会拉琴，还常为国内外亲朋好友们献上一曲。(4)源自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1949年11月，陈自明通过考试，成为南京国立音乐院管弦系小提琴专业的学生，不久并入中央音乐学院。从1940年第一次听到小提琴之音到业余习琴再到进入专业音乐学院，前后历时9年。
陈自明就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师从俄籍阿巴扎(Abaza)女士(5)阿巴扎(Abaza)，中央音乐学院俄裔外籍小提琴教师，陈自明主科教师。阿巴扎的琴技非常好，教学也不错，只是不会讲中文。源自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在她的引导下，开始专业小提琴演奏的学习。陈自明认为，当时的自己处于西方艺术音乐文化一元观之中。
1949年到1957年，陈自明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学生成长为年轻教师。1951年，陈自明还未完成学业就已成为管弦系的学生辅导员，承担起学生管理的工作。同年，成为中央音乐学院赴安徽“治淮工作先遣队”的副队长。其间，陈自明接触到了从未听过的民歌和民间音乐。1952年，在河南“治淮工作队”的7个月里，“白天劳动、晚上看戏”是他的工作常态。回到学校后，陈自明被评为劳动模范，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系主任张洪岛做管理工作。1956年陈自明作为副团长，参与了天津市学联和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兰新铁路慰问团”工作。1953年至1957年期间，陈自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团委书记。工作中，陈自明组织各种活动，如，革命历史讲座、青年恋爱问题讲座以及摩托车训练等活动。(6)所述史实源自陈自明未出版《自传》以及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他的采访记录。乐观开朗的性格，让他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乐在其中。
在“治淮工作先遣队”和“兰新铁路慰问团”工作期间，陈自明不仅锻炼了体魄和意志，还对河南、甘肃等地方戏曲音乐产生兴趣，改变了曾经认为“戏曲音乐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将来必然会被西方歌剧所代替”(7)出自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这一人类文化发展只有“单线进化论”的认知模式。陈自明内心牢固的西方中心一元音乐观已开始动摇，对西方音乐的反思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重新认识为他其后形成二元音乐观储备了条件。
1957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陈自明的人生跌入低谷(8)1957年9月，陈自明被莫名划为右派。随之而来的是开除党籍、新婚家庭破碎，最终被送到天津板桥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9年10月，陈自明的“右派之帽”被拿掉，同时解除劳动教养。但是，还要留在板桥农场造纸厂劳动。在厂长解家旺的帮助下，1960年6月陈自明作为摘帽右派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内部继续劳动。作为乐器科人员，陈自明拉木材、搬钢琴无所不做；
还下放到食堂当过炊事员。1978年12月31日陈自明右派身份得到改正。继而，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和工资。。然而，他以“逆境时忍辱负重，千锤百炼，乐观向上”(9)出自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的人生体验努力工作。
1964年，作为王湘(10)王湘(1919—2003)：中国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人,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副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音乐声学专家。老师的助手，陈自明参与中国第一个乐器制造专业(中央音乐学院乐器制造班)的创建工作，一方面承担小提琴演奏课程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带领学生去各个乐器厂实习。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他跟随王湘老师调至民族音乐研究所(11)民族音乐研究所，前身是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
1954年3月改为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
1959年改称中国音乐研究所；
1961年再次归属中央音乐学院，改称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成立，研究所划归该院。1973年并入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198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时改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外民族乐器改良的工作，并负责编辑出版《民族乐器改良资料》的内部期刊。这一阶段，他撰写完成与之相关的多篇文章。(12)出自笔者2022年1月1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
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工作让陈自明接触到我国民族乐器，感受到民族器乐的独特魅力。陈自明认为，“我们不能以小提琴有四根弦，二胡只有两根弦来评定其优劣，它们的音色、文化内涵是不同的，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价值。”(13)同注④。
10年的乐器改良工作，陈自明以参与者和见证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其中。他坦言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彻底转变了以“西方艺术音乐”的眼光评判音乐价值的立场，让占据自己内心30余年的西方音乐文化一元观瓦解，形成西方艺术音乐与中国民族音乐二元并存的研究观。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外国民族乐器关注及其改良的过程，陈自明的多元音乐文化研究观开始萌芽。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提琴制作研究室”(14)提琴制作研究室1977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另一位负责人是教务处的高允星，成员有申飞、张准和郑荃。，陈自明是负责人之一。1978年音乐学系成立“亚非拉音乐小组”(15)亚非拉音乐小组，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成立，组长金文达。，陈自明为副组长，1979年任该组组长。
热爱音乐且具音乐天赋，刻苦钻研且海纳百川，这些都为陈自明的音乐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前苏联和东欧的音乐团体到中国访问演岀，同时，相关部门也会安排他们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匈牙利青年艺术团、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的合唱团、前苏联费奧德洛娃五姐妹重唱组以及前苏联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罗马尼亚排箫演奏家卢卡等人的演出，让陈自明对欧洲民族民间音乐铭刻在心。学院图书馆购置了大量苏联唱片，如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卡林尼柯夫、米雅斯柯夫斯基的交响乐作品，陈自明都逐一听赏并记写感悟。
陈自明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期间第一次见到外国民族乐器。于是，他开始关注周边国家代表性的民族乐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文化部和轻工业部研究决定，由民族音乐研究所和北京乐器研究所组成“几内亚乐改小组”(16)几内亚乐改小组有成员5人，民研所王湘、陈自明、宋文杰；
乐研所朱虎雄；
北京民族乐器厂张祥云。，帮助几内亚共和囯改良6件民族乐器。陈自明负责几内亚的文化、音乐、乐器等文献资料和音像资料的调研，他先后数次去北京图书馆、对外文委、电影资料馆等机构租借有关非洲、几内亚的书籍、音乐录音及相关电影。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小组改良了几内亚的笛子、小吉他果尼(Goni)、弓形竖琴波隆(Bolon)、非洲鼓、木琴巴拉风(Balafon)及独弦琴6件民族乐器。工作中虽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改良的乐器让几内亚国家歌舞团非常满意。(17)摘自陈自明正在撰写的《自传》中“我从事乐器研究工作的经历”。
由于几内亚的民族乐器改良取得成功，柬埔寨(18)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提出要我们改良他们的民族乐器，李元庆和陈自明等数位乐器改良专家出席了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宴会上还有幸见到陈毅副总理。李元庆又指定陈自明、毛继增等人去来华的柬埔寨歌舞团进行采访、了解他们的意图和要求，绘制乐器图等。十年内乱，导致这项工作无疾而终。等国家陆续要求中国帮助他们进行乐器改良，陈自明等人为此再做相关的调研采访。遗憾的是，历史原因使得这项工作后续无期，就此中断。
对于世界民族音乐(当时称亚非拉音乐)的学习研究始于1975年，我是将乐器作为切入点进行的，先从周边邻国开始，有条件后逐渐外扩。(19)出自笔者2022年3月2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
20世纪70年代，原中央音乐学院乐器制造专业毕业的学生张茂林在北京乐器研究所担任了《乐器科技简讯》的编辑，他向陈自明约稿并设专栏介绍外国民族乐器。陈自明陆续发表了有关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秘鲁、菲律宾、布隆迪、几内亚、阿拉伯、太平洋群岛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介绍；
历史上有关小提琴的改良以及钢鼓和钢鼓乐队等10余篇介绍性文章，这是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早期学术成果，至今都具参考之意义。
陈自明是第一位把钢鼓音乐引入中国之人。“欲要看究竟，处处细留心”(20)民间谚语。。1975年某天的《参考消息》报纸登载了：中国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南美洲圭亚那等国，在当地见到用钢鼓这一奇特乐器进行演奏，并引起了轰动……(21)根据陈自明《自传》(未出版)对当年此事的回忆记录整理。的新闻，这一消息引起陈自明的注意。他马上拜访随团出访的琵琶演奏家刘德海(22)刘德海作为中国艺术团成员将带回的钢鼓音乐唱片和文字资料借给陈自明。，见到他们带回国的钢鼓乐器和相关资料。于是，陈自明开始研究钢鼓音乐。不久，他撰写的《特立尼达多巴哥的钢鼓和钢鼓乐队》一文在《乐器科技简讯》上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了他撰写的《奇妙的钢鼓音乐》的文章。与此同时，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由陈自明讲授的“钢鼓与钢鼓音乐”的专题讲座。此外，陈自明与民乐系打击乐专业教师李真贵、电影乐团大提琴手宋庆忠组建了“钢鼓研究小组”，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钢鼓乐队。1980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播放了该乐队的演出实况，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官方媒体观赏钢鼓演奏的实况。同年10月，文化部邀请陈自明参与接待来京演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全星钢鼓乐团，中央音乐学院的钢鼓乐队与全星钢鼓乐团进行交流。20世纪90年代，中国青年钢鼓乐团成立，陈自明担任艺术指导。2015年，83岁的陈自明应邀参加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办的钢鼓比赛和狂欢节，实地切身感受到钢鼓音乐及其音乐文化特色。(23)出自笔者2022年3月2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
随着陈自明对钢鼓研究持续升温，安第斯高原的音乐进入他的研究视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段若川教授的引荐下，1979年陈自明邀请到了当时在《人民画报》社工作并有学习音乐经历的秘鲁专家碧尔玛(Bilma)女士来中央音乐学院进行秘鲁音乐的专题讲座，讲座中播放的几十首安第斯高原的音乐给陈自明留下深刻印象。碧尔玛回到秘鲁后又特意给陈自明寄来一本厚厚的西班牙语《秘鲁乐器》一书用于他秘鲁音乐的辅助研究。(24)同注①。2010年，陈自明在78岁高龄之际完成了安第斯高原和亚马逊丛林的实地采风调研。
20世纪70年代末，杨荫浏曾对陈自明说“研究印度音乐必须要到印度去，我的遗憾是没有去过印度”。(25)同注①。此话再次让陈自明的研究视线从拉美地区的秘鲁转向南亚地区的印度。印度音乐理论深奥，表演实践研究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60年代早期，上海音乐学院沈知白教授曾做少许研究，之后国内音乐学界对此几乎无人涉猎。1989年，陈自明赴印度进行实地研修，开始对印度音乐苦心钻研。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和中央音乐学院环境让陈自明发现并钟情“西方音乐”之外的“外国音乐”，那么，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清晰定位，对多种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陈自明学术研究观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陈自明关于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经历了从乐器研究到音乐种类研究，从印第安人音乐单一研究，向拉丁美洲音乐区域研究以及印度音乐深入研究的过程；
与之平行开展的教学也经历了从单一课程向学科发展的过程。由此，陈自明多元音乐文化研究观逐步形成与确立。
(一)课程创设
20世纪70年代后期，陈自明开始了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亚非拉音乐小组的教学与研究。80年代，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亚非拉美音乐分支主编，并撰写了近40个词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美籍华人刘邦瑞教授来中央音乐学院讲授《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和《世界音乐》(World Music)两门课程，为陈自明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世界民族音乐课程，建立世界民族音乐研究起到切实的指导作用。
1982年，陈自明和俞人豪、王雪两位教师为音乐学系学生开设“外国民族音乐”课程。之后，又陆续开设“亚洲音乐”“南美音乐”等课程。在中国高等专业音乐院校，这是第一次正式开设世界民族音乐课程，更是首次从西方音乐、中国音乐的二元结构拓宽至多元音乐文化教育，其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在陈自明主持下，中央音乐学院有关亚非拉(世界民族)音乐的学术交流逐渐增多，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及课程确立后，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主修、必修、选修的教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处于逐渐完善之中。陈自明先后教授“世界民族音乐”“印度音乐文化”“拉丁美洲音乐”“欧洲民间音乐”“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等课程。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音乐的课程教学在全国200余所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陈自明与中央音乐学院用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创设这一新学科，带给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多元的学术视阈。
(二)学术交流
1983年是陈自明重要之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见表1)。
表1
陈自明是第一位向中国介绍印度西塔尔大师拉维·香卡的音乐学者。1983年上半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外联部的同志找到陈自明，商讨邀请印度音乐家(26)印度音乐家。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印度音乐大师、著名西塔尔琴演奏家拉维·香卡，另一位是著名萨鲁德演奏大师阿里·阿克巴·汗(Ali Akbar Khan)。访华事宜。由于陈自明对拉维·香卡有所了解，当即提出邀请拉维·香卡来华访问交流的建议并被音协采纳。
1983年8月拉维·香卡来华，在北京、上海、成都的演出都获得成功。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印度音乐的认知仅限于文献资料层面。拉维·香卡在北京音乐厅的音乐会(27)拉维·香卡此次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笔者是以一名刚刚进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的在校大学生身份观看了这场演出。无意中，为我后来成为陈自明的学生进行印度音乐研究埋下了渊缘。2000年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简称ICCR)双重资助下，我作为一名普通访问学者赴印研修音乐。回国后，促成了我博士阶段(导师陈自明)有关拉维·香卡的印度音乐研究以及博士后(合作导师管建华)在站期间的印度音乐教育研究等系列学术成果的产生。和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座，使得我们第一次感知印度音乐的理论与实践。针对此次国际学术交流，陈自明在1984年第1期《人民音乐》发文《拉维·香卡——来自印度的音乐使者》，做了相关报道和评价。
1983年9月14日至28日，陈自明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28)中国文化代表团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中国音乐研究所伍国栋、东方歌舞团王培录、文化部外联局林朝中等人。团长赴缅甸进行民族乐器考察，这是陈自明第一次走出国门。缅方对此次访问非常重视，将仰光地区优秀的音乐学家、作曲家、教师、演员、民间艺人召集在一起，同中国学者座谈并现场表演缅甸音乐。随后，陈自明为他们做了中国音乐专题讲座，并用小提琴演奏《梁祝》主题片段，与缅甸音乐家互动。此次出访，中国学者重点考察的是特色鲜明的缅甸民族乐器，对“缅甸三宝”之弯琴(saung-gauk)、围鼓(pat-waing)和竹排琴(patala)有了实际的认知和了解。
1983年10月，陈自明邀请美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曼托尔·胡德(29)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美国民族音乐学家(1918—2005)，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thnomusicology，UCLA)的创建者，美国民族音乐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会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终身院士。代表论著《民族音乐学者》(The Ethno-musicologist)是一部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核心教科书。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他分别做有：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印度尼西亚甘美兰音乐、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音乐三个专题的讲座。通过此次交流，让国内学界对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在进入另一种音乐文化时，必须要换耳朵(调整听觉认知意识)才可理解欣赏”以及“把音乐作为人类相互了解及世界和平的交流方式——不仅是通过音乐表演，而且通过研究、教学以及其他各种传播的媒介”(30)出自陈自明撰写的《个人传记》(未出版)对当年讲座记录的描述以及笔者2022年3月29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等学术观点有了较深层次的理解。
陈自明同样重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推广与传播。1986年在陈自明促推下，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等九个单位共同邀请云南丽江少数民族演出团来京表演洞经古乐。演出团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党校、海淀剧院、天津音乐学院举行了四场学术性音乐会。随后在陈自明的引荐下，这一“使用老乐器、演奏老曲子”的少数民族“老人”演出团跨出国门，赴英国等地巡演。为此，对于中国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问题，陈自明不仅产生思考而且还谏言献策。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陈自明多次率团出访缅甸、菲律宾(31)1985年春，菲律宾大使馆向陈自明推荐菲律宾民族音乐学家玛格达莫女士来中央音乐学院讲学；
1985年夏，在菲律宾公使诺娜女士的安排下，陈自明与中国音乐学院林凌风等出访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加纳、利比里亚等国。1987年，陈自明在北京组织巴西音乐家海特尔·维拉-洛博斯(Heitor Villa-Lobos)的纪念活动，举办展览会、音乐会、撰写文章等；
1988年，陈自明获得巴西政府授予的维拉-洛博斯奖章，巴西驻华大使专程到中央音乐学院亲自为陈自明颁发奖章，新华社对此进行相关报道。
1997年陈自明应拉美十一国驻京大使馆的要求，首次举办“拉丁美洲音乐会”专场演出。随后与欧美同学会拉美分会合作主办了多场拉丁美洲音乐活动。1998年至1999年，陈自明到西班牙马德里音乐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对西班牙音乐、欧洲民间音乐进行实地研究。其间，他选择性地赴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古巴进行短期民间音乐的采风调研。(32)出自笔者2022年5月3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
(三)印度访学
1986年陈自明原本获得去印度研修音乐的机会，但因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领导岗位的工作而未能成行。1989年8月，经文化部特批，陈自明再次获得赴新德里“印度艺术中心”(Sriram Bhratiya Kala Kendra)访学的机会，为期一年。到达新德里后，陈自明去拜访拉维·香卡，并受邀到他家中与印度音乐家进行交流。
翌日，在他家中我见到了一位全印广播电台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帕瓦尔(Pawar)先生以及几位演奏萨鲁德、塔布拉鼓和吉他的印度青年……家庭音乐会首先由我开始，我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的选段、《二泉映月》《瑶族舞曲》《新疆之春》等中国乐曲。后来又演奏几首欧洲乐曲。随后，帕瓦尔用他的小提琴演奏了印度斯坦风格的“雅曼”(Yaman)拉格；
与拉维·香卡一同访华的塔布拉鼓手米什拉(Misra)为他伴奏。(33)陈自明：《我与印度音乐》，《音乐生活》，2010年，第5期，第44页。
这是陈自明第一次近距离地聆听印度小提琴(34)陈自明在印度期间曾想学习印度小提琴，由于时间问题，加之印度小提琴较难掌握，这一想法没能实现。演奏，深感震撼，这与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小提琴的观念大相径庭。印度小提琴的演奏技法、表现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就好像是另外一种有着特殊韵味的乐器。可以说，欧洲小提琴己被印度本土化，完全融入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音乐体系。
印度访学期间，陈自明受中国驻印大使馆委托，邀请印度艺术家到大使馆与他们进行中印友好日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印度对外文化关系协会(ICCR)举行的国际学生节上以及受印度著名学者谭中教授的举荐、尼赫鲁大学研究生会邀请的音乐会上，陈自明先后用小提琴表演中国音乐作品。(35)出自笔者2022年5月3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
一年的研修，陈自明好似一块海绵，汲取有关印度音乐、文化、艺术等知识，他先后与小提琴家克里希南教授(T.N.Krishnan)、专业作曲家阿南德·香卡(Ananda Shankar)、塔布拉鼓王扎凯尔·候赛因(Zakir Hussan)、著名的婆罗多舞蹈家丽拉·桑姆森(36)丽拉·桑姆森，印度著名的婆罗多舞蹈家、总统奖获得者，对陈自明有救命之恩。时至今日，两位耄耋老人一有机会见面就进行音乐舞蹈艺术上的交流。(Lella Samsom)、唢呐之王比斯米拉·汗(Bismila Khan)、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苏布拉玛尼亚姆(L.Subramaniam)、西塔尔琴演奏家德布·乔杜里(Debu Chaudhuri)等十几位音乐表演艺术家以及印度音乐舞蹈戏剧研究院(Sangeet Natak Academi)等建立联系。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陈自明是印度艺术中心的访问学者，但他经常到新德里的印度音乐舞蹈戏剧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欣赏音乐、阅读文献，乐器室负责人还让陈自明将馆里的中国乐器标注中文名称。回国前夕，研究院特为其举办告别茶话会并复制图书音像资料给他。回国后，陈自明特意将自己主编的《中囯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赠予印度音乐舞蹈戏剧研究院留存。
访学结束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后，陈自明独自撰写教材并于1992年开设《印度音乐文化》课程。随后，陆续在全国进行印度音乐的专题讲学。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积累，陈自明终于完成《印度音乐文化》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印度音乐专著。2019年8月7日，陈自明的新书发布仪式在印度驻华大使馆隆重举行，陈自明同印度驻华公使魏圣贤、著名婆罗多舞蹈家丽拉·桑姆森女士等出席发布会(37)作为印度音乐中国研究学者之一，笔者也应印度驻华使馆邀请出席发布会。。
1983年至1992年，陈自明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在学院建设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等诸多工作中勇挑重担(38)1985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陈自明参与了为马思聪平反的工作(出自笔者2022年5月3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20世纪结束之际，陈自明完成人生近50年的高等学校专业音乐教育的职业生涯，原本可以在音乐的陪伴下安享晚年生活，然而，他以“顺境时自强不息，独辟蹊径，日新月异”(39)出自笔者2022年5月3日对陈自明的采访记录。的人生体验重新起跑。
(四)学会创建
1996年9月，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创立。学会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领导下对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世界民族音乐与中国”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暨第一届年会，陈自明当选为第一届会长至今。
提及学科创立和学会创建，不得不提吕骥、李元庆两位学者对陈自明的帮助和支持。陈自明视吕骥为开拓者、学者、长者。20世纪70年代中期，陈自明开始对亚非拉音乐(40)亚非拉音乐，即现在的“世界民族音乐”，亚非拉音乐是20世纪50—80年代这一学科在我国的称谓。进行研究，读到吕骥同志1941年在延安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41)吕骥《民间音乐调查提纲》文中提出的要研究蒙古、朝鲜、日本、印度、越南、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南洋、中亚细亚各地的民间音乐。该《提纲》有多个版本，且修订了很多次，写于1941年夏秋的延安，1942年第一次发表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创刊号《民间音乐研究》(陈自明未出版《自传》以及笔者2022年5月3日对陈自明的采访)。对周边国家音乐研究的关注，倍感鼓舞。吕骥期待陈自明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双肩挑的干部，既要担好亚非拉音乐研究的学者使命，又要挑起党委书记一职的责任，为中囯音乐事业的发展多做事，做好事。20世纪80年代，关于学科命名，陈自明在征求吕骥的意见后，将World Music在中国定为“世界民族音乐”(42)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在酝酿成立阶段，陈自明曾找吕骥汇报并商量成立学会一事。吕骥非常赞成，并表示可设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二级学会。关于学会的名称是“世界音乐”还是“世界民族音乐”，吕骥表示倾向于后者，强调世界范围的传统民族音乐，避免与流行音乐和现代派音乐混淆。陈自明遵照了吕骥的建议，确定世界民族音乐学会的名称。。第一届年会开幕式主题发言，吕骥基于历史高度表示：“抗战时期，我们搜集民歌，创作抗战歌曲。解放以后，我们提倡民族音乐，整理传统的古琴音乐和戏曲艺术，使中国民族音乐得以复兴。21世纪即将到来，世界要了解中国，中国也要了解世界。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世界民族音乐，要使全国的音乐工作者(首先是音乐学、作曲、音乐教育专业)懂得世界民族音乐。”(43)1996年9月，世界民族音乐学会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第一届年会，吕骥在会议开幕式上的主题发言节选。根据陈自明《自传》(未出版)对第一届年会的记录整理。
在陈自明的眼里，李元庆是他的领导、学者、老师。陈自明作为学生，第一次见到李元庆是1950年春天，李元庆代表中央音乐学院来接收南京国立音乐院。第二次见到李元庆时陈自明已是年轻干部(44)陈自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团总支书记，1956年当选为党委青年委员。。第三次见到李元庆是在民族音乐研究所，李元庆是陈自明的直接领导。
1978年的一天，陈自明去看望身体抱恙的李元庆，李元庆躺在床上对陈自明说：中国早就应该研究亚非拉音乐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耽误了、落后了。我们要急起直追，尽快填补这一空白，开垦这片新的处女地是很有价值的(45)根据陈自明未出版《自传》以及笔者者对陈自明采访记录整理。。李元庆给予陈自明四点可行性建议，本文略梳如下：第一，不惜一切代价广泛搜集文字和音像资料进行研究和教学。第二，提高外语能力，加大翻译和出版工作，使音乐工作者学到新知识。第三，根据年龄和时长进行分层实地考察。第四，对于亚非拉地区主要国家的音乐研究，分区分人落地实施，这样我们很快就能填补这一空白(46)同注①。。对于李元庆学科发展建议和嘱托，陈自明更是付诸于实践，贯穿于自身的研究过程之中。
陈自明对世界民族音乐在中国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他的各类研究成果上。
200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民族音乐地图》是其较早的有关世界民族音乐的专业书籍，至今已印刷7版。此书不仅按照惯例划分为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五个部分，同时还有“世界民族音乐9—11个文化分区”和“不同人种”的音乐划分，并对每个地区代表性的音乐文化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基于1978年以来陈自明对亚、非、拉地区实地研修采风写作。就我国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发展现状而言，普及性和大众性特点是此书的基础，正如书中《藏着的声音》一文写道：“研究和学习外国的民族音乐，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音乐，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世界民族音乐，关注这藏着的声音”。(47)陈自明：《世界民族音乐地图》，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第13—15页。
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音乐》更是鲜明呈现出陈自明的研究观点：
世界上不同的人种、民族对人类的音乐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如：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擅长音乐的旋律，以平面的、线状的音乐思维为主；
欧洲人则以音乐的和声、复调见长，以立体的、块状音乐思维为主；
“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俗称)人和非裔美洲人最突出的是节奏，以点状的、跳动的动力性音乐思维为主。他们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突出音乐思维的不同方面，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和特殊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拉丁美洲音乐正是以上三种人类音乐思维的融合和升华。在这里，印第安、欧洲、“黑非洲”三种音乐文化经过长达数百年的碰撞、冲突、渗透、混合、吸收后融合成一种统一而又多元的音乐文化。现在，这种音乐文化正以其旋律的美妙、节奏的独特、和声的浓郁、色彩的丰富，吸引着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48)陈自明编著：《拉丁美洲音乐文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前言部分。
2018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印度音乐文化》是陈自明代表性研究成果。书中这样描述：
印度音乐是一种特色极为鲜明、十分吸引人的音乐。它那如怨如诉、绵延不断的旋律，波浪形、曲线形甚至螺旋式的音乐进行，对带有浓郁鼻音的色彩黯淡的音色的偏爱，以及呜咽欲泣的笛声，余音缭绕、婉转曲折的西塔尔琴和维纳琴声，无穷无尽及各式各样的滑音、装饰音、装饰乐句，始终伴随着曲调的持续音，强烈多变、像热带的阵雨那样急骤的鼓声，变化多端的即兴演唱和演奏，色彩浓郁、情感细腻的种种表现手法……这些构成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印度音乐风情画卷，使人为之惊叹、迷惑、思索、倾倒、陶醉，令人魂牵梦萦、难以忘怀。(49)陈自明：《印度音乐文化》，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8年，封底文字。
陈自明的《世界民族音乐地图》《拉丁美洲音乐文化》《印度音乐文化》三本书籍呈现出基础性、广泛性、直观性的学术研究特征，是中国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要著，给予后人学术研究指导。
为了在中国介绍世界民族音乐，陈自明先后于1996年中央电视台CCTV3的“音乐桥”栏目、2002年中央电视台CCTV10“百家讲坛”栏目、2003年中央电视台CCTV6“音乐之声”栏目，进行“秘鲁的音乐”“美妙神奇的外国民歌”“轻歌曼舞无尽时——印度音乐欣赏”的专题讲座。2016年9月，陈自明在84岁高龄时还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录制“世界民族音乐”的教学课程。
纵观陈自明70余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首先，他将“音乐理论与实践能力全面发展”确立为人才培养目标。其次，从“课程内涵、课堂教学”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理解”，进一步挖掘。再次，倡导多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特别是对文学、历史学等相关文献的大量阅读和借鉴应用。
陈自明在专业音乐教育、研究中经历了从西方音乐文化一元研究观、中西音乐文化二元研究观到世界音乐文化多元研究观的渐变。
随着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音乐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世界语言，这已逐渐成为国际音乐教育界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并非为了扩大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距离，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民族音乐文化的编码系统，达到阐释、解码的水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交流。(50)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7页。
世界各民族音乐都具有生命意义和可分享的独特性。这一学科给予我们的不仅是专业层面的全球音乐信息，还有在学理层面对音乐重新建构的方法以及对全球共同利益的人类音乐文化的维护。
来自心理学概念的“好奇心”是早期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中西方学者的初心，对世界存在的未知音乐现象，猎奇、关注、探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缘起。正是这些对外界事物所产生的关注、思考、发问，才形成了研究者内在动机以及寻求知识的动力。
世界民族音乐包含人类多种音乐事象，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极为宽泛。析毫剖厘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中诸音乐事象的特殊性和共通性，把握泛中有专、专中有泛，专泛结合的研究准则，呈现宏观中见微观，微观中又见宏观的真实且客观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是每一位学人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更是中国世界民族音乐研究话语体系的研究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陈自明为代表的一批前辈学者，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储备了学术资源和积累了学术研究成果。当下，世代交替(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的变化正在音乐学科的研究中显现，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书写方式、表达形式、研究规范、学术价值观等正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日显突出，而且已经呈现出21世纪的新样貌。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也由最初的个案或区域介绍性的研究，转向构建中国学者话语体系的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我们作为世界民族音乐的后辈研究者，应聚焦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的前沿动态和研究重点，立足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采用多学科交叉的具体研究路径，在继承陈自明等老一辈学科开拓者多元的学术研究观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形成当代中国世界民族音乐学科独特的学理研究思想和学术研究范式而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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