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婧
(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300221)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说话者或作家表达个人判断和感受的机制一直是重要的话题。立场(Stance)作为语言学家长期以来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其定义首先由Biber和Finegan(1988)提出，“言论不仅要表达命题含义，还必然表达立场，即说话者/作者的感情、态度、价值判断、愿望等”[1]，并进一步细化为“对信息命题的态度、感觉、判断或承诺的词汇或语法表达”[2]。
在外宣新闻中，立场表达对提升报道亲和力、影响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外宣新闻立场的发展路径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以期深化对立场的认识和使用，更好地树立中国外宣形象。
早期的立场研究始于M.A.K.Halliday的功能学派，随着各大语言学流派从不同视角展开探索，立场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一)语料库语言学视角
在众多的立场研究流派中，语料库语言学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成果，代表人物有Douglas Biber，Edward Finegan，Joseph Conrad等。Biber(1988，1989，1999)以立场标记语为分析单位展开研究，从由对立场副词进行划分和评价，发展到规定形容词、动词和情态词作为立场表达方式，再进一步明确了立场具有语法、词语和副语言等多种表达方式[3]。在语料库语言学的视野里，研究大多基于语义结构展开探讨。Conrad＆Biber(2000)根据不同的语义功能，将立场标记语分为三类:认知立场(epistenmic stance)、态度立场(attitudinal stance)和方式立场(style stance)[4]。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
功能语言学视角代表人物有Ochs(1996)、Berman(2002)和Hyland(2005)等。从功能角度来看，立场研究突破静态语义问题，不仅从语句角度审视话语含义，而且还涉及语境和功能因素。Ochs把立场划分为认知和情感两种，Berman把话语立场界定为方式、态度和普遍性的话语结构关联关系。Hyland(2005)主张将立场标记语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s)、明确表达语(boosters)、态度标记语(attitude markers)以及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四类[5]。从功能角度来看，立场研究不仅从语句角度审视话语含义，而且还涉及了语境和功能因素。立场是指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语言形式所实现的不同语言功能。
(三)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视角的立场研究从考察话语的主体含义逐渐转向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着重关注在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活动过程中的话语语境与社会背景因素。从社会学的视角，Du Bois(2007)将立场界定为“由社会主体以互动形式通过外部交际手段发起的公共活动”，同时提出了“立场三角”(the stance triangle)理论框架，即:评价、定位和同盟，从互动角度阐明了对话中立场的构建与划分[6]。
立场研究兴起至今不断发展创新，从理论引进到实践应用，从母语立场表达到二语立场表达，从单个文本定性分析到语料库文本集合定量定性结合分析，从单一层面分析向语法、语用多维度立体分析转变。
目前，立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立场情绪(Precht，2003)[7]；
立场词块(Simpson＆Ellis，2010)[8]；
立场表达(Sakita，2013)[9]和语法立场等。语法立场中，常用的两种标记手段是立场状语(Biber＆Finegan，1989)和与立场动词、形容词和名词搭配的补语从句(Charles，2006)[10]。相较而言，国内对立场的引介和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晚。21世纪以来，王振华(2001)[11]、杨信彰(2003)[12]、胡壮麟(2009)[13]和罗桂花(2014)[14]等人开始对话语立场进行理论研究，系统论述了立场的表达方式及其指导性理论。近年来，立场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发展。国内对立场研究重点围绕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汉语立场功能具体话语形式的微观研究(刘娅琼、陶红印，2011[15]；
姚双云，2011[16])；
另一方面是关于二语和英语母语立场表达的对比研究(王立非、马会军，2009[17]；
赵晓临，2009[18])。
在中外双语立场表达对比研究中，以上研究者均采取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视角。
立场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逐步扩大到在非学术类型中的使用研究，新闻话语立场成为重要话题。新闻文本在本质上越来越被认为是互动的，作者不仅需要客观地陈述事实、情况或者发现，还需要考虑读者的反应，并试图通过文本与他人进行接触。外宣新闻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使世界了解中国，以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媒体为传播途径的交际活动[19]。
在外宣领域，立场作为一个关键焦点，被大量通过语料库语言学视角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形成定性和直观的见解。Marín-Arrese(2006)考察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三种新闻体裁中认知立场表达的分布规律，揭示了立场在不同体裁和跨语言使用中存在的异同[20]。Perrin(2012)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德语与法语语境中外宣新闻的立场表达[21]。Ward，Carlson和Fuentes(2018)检索分析了英语和土耳其语外宣新闻中14个方面的立场表达[22]。冉永平、杨娜(2017)基于“立场三角”框架通过人际语用理论对新闻访谈话语中的立场表述进行研究[23]。许静(2017)比较了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话语中模糊限制语使用情况的差异性，并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进行研究[24]。孟思月(2020)从文化价值观角度比较了《人民日报》和《泰晤士报》文化外宣新闻中的立场标记语，得出二者均倾向于采用认知型立场标记语[25]。孙莉(2014)比较《中国日报》中美专栏作家立场副词的使用差异，总结出中国作家更为直接、正式的立场使用特点[26]。毕晓毅、王卓(2022)通过中非关系外宣新闻标题中立场标记语的使用对比，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媒体立场策略[27]。
文章在对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立场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呈现如下趋势:第一，在研究方法上，由独立研究到结合话语和社会语境研究；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由词语的主观意义发展到主体间互动；
第三，从分析材料上，从书面语言延伸到日常对话和外宣新闻等应用语言。
外宣新闻立场研究未来可以在以下三方面做出尝试。第一，当前关于外宣新闻的立场研究，从词汇、语法和学术话语分析两个视角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在互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研究偏少，可以进一步结合交际场景、文化背景等因素做深入探讨。第二，考虑到立场的文化差异性，中国外宣新闻要兼顾中西方文化异同点，在尊重外语本族语的文化思维和语言习惯的同时，也要充分反映和彰显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目前还需进一步系统构建相应的立场体系。第三，目前立场研究范式较为单一，可以加强跨学科研究，结合社会文化、外交学等理论，提供多学科整合的研究范式，挖掘立场表达背后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为树立良好中国外宣形象，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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