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银桂，张玉洁
(1.湘潭大学 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2.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成立伊始便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支援工人阶级”，“成立产业工会”，研究和开展工人运动写入党的纲领和决议。[1]1-6湖南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其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虽不如沿海地区那样发达，但自五四运动至大革命失败，工人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且因“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2]700，所以其地域范围已突破省界而延至江西，在中国工运史和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此，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邓中夏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给予高度评价，1949年后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成为湖南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先后整理出版有关史料集、研究文集、史志等10多部，1994年还出版了《湖南工人运动史》，为深入探讨湖南早期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此后学术界对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研究很快陷入沉寂，近20多年来仅有数篇论文发表。本文梳理1919—1928年湖南早期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历程，总结其不同阶段的特色，揭示其在中国工运史上的独特地位，以期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3]3应运而生的。工人运动由此成为建党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4]85的工作。在五四运动到1923年这一中国近代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广大工人群众，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在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湖南工人运动成为全国的先声和示范。这主要从三个方面集中地凸显出来。
第一，1920年11月21日成立的湖南劳工会，作为当时全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之一，在湖南乃至全国工运中具有先声作用。历史上，城市商人、小手工业者或其他劳动者的团体组织，主要是以行业或地域关系为基础结成的行帮。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广东、上海等地和铁路、航运等产业领域逐渐开始产生一些不同于旧式行帮的工人组织。到五四运动之后两年间，各地、各产业行业工界团体和工人组织大量涌现，从全国范围看，以上海、广东(包括香港)和湖南三地最为突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其中产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工会[5]142，最具代表性的当数上海机器工会和湖南劳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于1920年11月21日正式成立的，宗旨是“谋本会会员底福利，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为了与此前诸多名不副实的旧工会相区别，上海机器工会负责人、湖南籍工人李中特别强调，“这个工会不和资本家握手，不和政客流氓握手，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6]62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中国工会运动的兴起。
与上海机器工会同日成立的湖南劳工会，也是全国第一批现代工会组织之一。湖南劳工会的主要组织者黄爱是一个进步青年，五四运动期间曾在天津担任过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后到北京后参加了李大钊主办的工读互助团，并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任《新青年》杂志社缮写。在这一过程中，他愈益感觉到建立工人自己的团体、谋工人阶级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于是，与志同道合的庞人铨一起，共同创立了湖南劳工会。黄、庞在湖南劳工会成立之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通过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和援助工人罢工、组织湖南工人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反对太平洋会议的示威游行、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运动等活动，自始就将反封建、反资本家剥削与反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对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工人的思想意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1年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后，积极帮助劳工会改组，黄爱接受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的建议，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至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牺牲时，劳工会事实上被置于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领导之下。毛泽东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中，赞誉“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写完了头一叶”[7]65。黄爱和庞人铨被害后，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序》中写道：“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7]95因此，尽管湖南劳工会在黄、庞牺牲后开始游离于湖南工运之外，但是，它在湖南乃至全国工运中的先声地位，及其对湖南早期工运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否定的。
第二，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湖南工人运动无论是规模、影响还是组织都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次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全国罢工次数在100次以上，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多万人。其中，湖南工人运动激流涌动，据毛泽东统计，仅1922年8—12月，湖南工人就“共计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达22250人。[7]315从规模而言，不论罢工次数还是参加罢工的人数，几占全国十分之一，这对当时工矿业尚属落后、工人队伍也不及沿海和开埠早的湖南而言，确属难能可贵。就影响而论，湖南当时有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和长沙泥木工人、印刷工人、制造业工人、缝纫工人、理发工人、笔业工人罢工等，参与罢工的行业很多。尤其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对此高度评价说：“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8]478“继安源而起的有十二月水口山铅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9]1371。在这一系列罢工影响下，1922年11月5日，毛泽东组织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大省级工会组织之一(另一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统一，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打破了矿业中由来已久、积弊甚大的“包头制度”。刘少奇指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最显著的意义“厥为打破‘包头制度’”[2]164。“安源煤矿包工头的收入，真是骇人听闻，工头从工人身上剥削所得，超过工人工资一倍以上，甚至有超过三四倍的，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9]1435通过这次罢工，将“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了”。[2]164“包头制度”的废除，在全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太铁路总工会石家庄工会在致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周年祝词中热情赞叹：“好个英雄伶俐的孩子，刚生出一个周年，就大战了一场资本家，打破了一切工头制，建设一个坚强大营寨，立学校图书馆，倡设合作社，这些都是周岁英雄伶俐孩子的伟绩呵！”[2]105“安源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9]1436废除工头制，建立工人消费合作社，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成果，在全国工人运动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第三，在“二七”惨案后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之时，以安源为代表的湖南工人运动不仅“独能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发展。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全路大罢工，反动军阀武力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江岸、长辛店、郑州、涞水、高碑店等地工运领导人被杀害的达100多人，受伤、被捕、被开除者超过1000人，各地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但这一时期，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郭亮等工运领袖和全省工团联合会等的领导下，仍在继续发展。当时就有论者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自京汉罢工失败以后，差不多都受了封建武人的摧残。而安源工友的团体，独能依然存在，无丝毫的损失”[2]111。不独安源如此，全省各地、各行业、各工矿的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同样有声有色。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会员由1900人迅速增至2500人，并建立铜官窑业工会和工人夜校，会员达3000余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创办工人学校和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人学校分补习部与小学部，各有学员200余人和100余人。湖南黑铅炼厂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会员达300人。长沙电气工人、碾谷工人、茶居工人、店员工人、箩业工人、油漆工人以及铜匠、鞋匠等都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会。湘潭锰矿运砂工人成立了土车子运输工会，醴陵成立了窑业工会，水口山附近的松柏也成立了砂船工会和运输工会。湖南造币厂工人开展了驱逐厂长宾步程的斗争。长沙人力车工人为反对栈主抬高日租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曹锟贿选后，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通电全国各报馆并全国国民，谓曹锟“窃登国位，如此之罪魁祸首，实我工人全体亦全国国民之公敌也”。这篇掷地有声的檄文，被誉为“工团反对曹锟之第一声”。[10]137这些说明，湖南工人运动由争取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的斗争提升到了打倒军阀政府的高度。
此外，湖南工人积极声援国内的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发生后，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一面致电全国各工团，各农、商、教育会、学生联合会以及各报馆，一面召集各工团代表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援助办法。粤汉路“全路于八日早均行停止开车，湘鄂交通，一时断绝，消息停滞，商旅维艰”[7]283-284。与此同时，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还分别致电军阀吴佩孚和萧耀南。在致吴佩孚的电报中道：“北起长辛店，南迄武汉，杀声遍地，冤呼震天，……吾闻古有民变，今则工变。俄罗斯工变矣，数百年盖世威稜〈凌〉之尼古拉斯，一旦如摧枯拉朽。如德如法如意大利，旦晚有事，其军阀政客资本家悉属尼古拉斯第二。”在致湖北军阀萧耀南的电报中说，“世曰劳工神圣，先生必曰军阀神圣，以武汉近事观之，军阀则诚神圣矣，然吾闻世有杀不绝之劳工，未有杀不绝之军阀”。[7]284-285可见湖南工人对直系军阀屠杀政策的悲愤和对军阀统治的不屑。直至1923年冬，赵恒惕“以强力封禁湖南所有的工会”，“湖南职工运动才完全进于秘密状态”。[9]1434-1435
1924年1月正式确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反帝国主义反北洋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大革命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改变单纯领导工人运动的策略，把工人运动与各革命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起来，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兴。这一时期的全国工人运动，以1925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及其后广东地区的省港大罢工，和1926年秋至次年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为代表。与之相较，湖南工人运动虽稍显逊色，但在开展反帝斗争、支援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结合等方面也体现出鲜明特色，为大革命兴起和北伐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湖南共产党人通过国共统一战线领导工人运动，促成了湖南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澎湃洪流，且在五卅运动后也未出现明显退潮，成为这一时期湖南工人运动的鲜明特色。国共合作伊始，湖南工人不间断地开展罢工斗争，长沙各行业、平江纸业、湘潭人力车业、衡阳码头工人等各行业和苦力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产业工人的罢工则有湖南第一纱厂、安源煤矿和湘潭锰矿工人罢工，其中1924年5月1日开始的湘潭锰矿运砂工人罢工是“二七”惨案后一年来“全国36次罢工中仅有的两次产业工人罢工斗争之一，冲破了当时全国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影响颇大”[11]177。湖南工运中的反帝斗争更是蓬勃发展，汇成了澎湃洪流。1924年1月到1926年3月，受五卅运动等影响，湖南相继爆发遍布全省的声援示威运动，安源、水口山和锡矿山工人的罢工抗议运动，长沙工人收回大金码头的运动，反对湘潭日商殴伤梳发女工的大风潮，平江工人禁运英国煤油的斗争等，“而且湖南工人的反帝怒潮与上海五卅反帝浪潮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破坏而过早退潮不同，没有出现明显的退潮，这也是此时期湖南工人运动的特色之一”[11]192。随后的北伐战争也推动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9月25日，长沙3万余人举行反英示威游行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制造万县惨案。1927年初，在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外国轮船和长沙海关工作的海员工人和海关工人相继爆发了反英罢工斗争。2月9日，为抗议英国水兵在长沙港登陆行凶，全省总工会组织长沙1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2月28日，为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工会相继举行大规模反英反孙(传芳)反奉罢工。这些罢工斗争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各业，以收回内河航行权、海关自主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共坚持了近3个月之久，成功收回了湖南的邮权、湘雅医院和长岳海关，成为湖南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其次，作为北伐最前线和南北争夺首战之区，湖南工人以各种形式支援北伐军，成为北伐“伟大胜利中不可忽略之一事实”。湖南作为南北接合地区，早在民国初年便是各方军阀拼力争夺的要地。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以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后盾的赵恒惕战胜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将湖南纳入直系军阀势力范围。广东革命势力的壮大和湖南工人运动的复苏，给北洋军阀的统治造成日益严重的危机。从1925年9月起，湖南工人先后实行安源工人总罢工、长沙铅印活版工人声援学生运动罢工，并与农民、学生建立起联合战线，利用唐生智与赵恒惕的矛盾，采用“联唐驱赵”策略，最终于1926年3月将赵恒惕赶出湖南。此后至次年5月“马日事变”，湖南工人运动从白色恐怖中走向公开，投入到北伐的洪流中。北伐战争中，湖南战事相当激烈。1926年5月北伐军叶挺先遣团进军湖南之始，湘南地区的工农便纷纷起来开展各种支前服务活动。6月1日，叶挺独立团由永兴进入安仁，安仁工农群众箪食壶浆，自愿为北伐军带路、运送弹药。北伐军在湖南境内所到之处，有工人投身革命，参加北伐军的；
有张贴标语，宣传北伐的；
有肩挑手推，随军做运输的；
有熟悉地形，放哨指路的；
有乔装打扮，探敌营摸岗哨的。各地组织的宣传队随军到前线鼓舞军心，号召民众；
慰劳队帮助送茶饭、慰问伤员；
疑兵队摇旗呐喊，蛊惑敌军；
破坏队撬铁轨、毁电线、断桥梁；
交通队探敌情、送情报、当向导。印刷工人负责印刷传单和标语；
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箩业工人、人力车夫投入兵员和军需的输送；
矿工擅于掘地道；
土木工人研制土炸弹。北伐军进军岳阳时，粤汉铁路工人破坏铁轨，使吴佩孚援兵难至而最终败北。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孙传芳败走九江，并在败退途中破坏了南昌至九江的铁路，安源路矿工人便组织铁道队连夜赶修铁路。在北伐军进攻的过程中，工农和市民积极配合，多方支援。北伐军移师他向后，工农和市民又组织力量协助城防、维持秩序。湖南工人在北伐战争中奋勇争先，屡建奇功，为北伐在湖南的凯歌行进写下了多姿多彩、可歌可泣的一笔。协夫指出，“尤其是湖南的工、农群众之直接拥护战争，参加战争，则确为北伐军此次伟大胜利中不可忽略之一事实”[12]218。
最后，随着北伐战争在湖南的胜利推进，蓬勃发展的湖南工人运动日益紧密地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掀起工农联合大革命的风暴，成为湖南工人运动的突出特色。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结合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1923年9月就在衡阳白果成立了工农结合的岳北农工会。北伐战争在湖南不断胜利，湖南工农运动随之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发展起来。1926年8月16日，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工人运动决议案》，全省各地、各行业的工会按照新条例重新登记、改组，至次年5月，全省75县中成立了县总工会或筹备处的有60余县，由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改组而成的全省总工会拥有会员40万人，仅次于湖北，居全国第二位。这一时期的湖南工农运动还造成了“一个大的农村变动”[13]16，推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隆重开幕，成为“几年以来全省工人运动和一年多以来全省农民运动的大检阅，是湖南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继长〈续〉增高的象征，是湖南的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在革命[征]途中携手并进共同奋斗的表现”[12]293。1927年1月，湖南先后成立了有省总工会参与其中的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颁布了《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和《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全省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运动。中共湖南区委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名义派往各地的农运特派员大部分是从事工运或工人出身的党员。由广州农讲所派回湖南做农运特派员的湖南籍学员几乎都是工人。水口山工人骨干宋乔生等人帮助附近的农友查封假农会，建立自己的农会组织。水口山矿工会还先后派出一批工人骨干分赴衡山、衡阳、宝庆等地开展农民运动。津市、新化、安乡、宝庆等县工会发动会员深入乡村宣传革命，建立农会组织。各地工会还联合农会采取没收、罚款、赔偿、抄家、出谷、戴高帽游行等方式向豪绅地主开展减租减息、清算逆产、平粜阻禁、打富济贫、取消苛捐杂税等经济斗争。工农运动的结合还荡涤着封建的宗法思想和落后的风俗习惯，不少地方废族规、烧族谱、打菩萨、烧神像、拆庙宇，限制巫婆神汉的迷信活动，禁烟(鸦片)、禁赌、禁娼以及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宣传和活动在各地普遍开展，社会风俗和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毋庸讳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工人运动中也发生过一些“左”的举动，一些地方的工会成了一级政权机关，在镇压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过程中出现过乱捕滥杀的情况；
在破除封建宗法思想、改造社会风俗的时候，有强迫命令的倾向和一些过激行为。这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也给反动势力的反扑提供了口实。但是，在“黑手高悬霸主鞭”的恶势力面前不屈不挠、矫枉过正的斗争精神正反映了湖南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政变，大革命失败；
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从此，湖南工人运动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道路。有学者评论道：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工人的英勇斗争“遍及城乡，此起彼伏，持续年余，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牺牲之巨，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实属仅有”，“实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11]278这是对此一时期湖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的准确定位。
一是组织10余万工农义勇军反攻长沙。“马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建立反革命政权，组织“救党委员会”，执行“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严酷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各地土豪劣绅趁机反攻倒算，湖南工人运动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湖南工人阶级从此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殊死斗争。“马日事变”当晚，郭亮和柳直荀分别率领工人纠察队、农民义勇军与敌军血战通宵。失利后，郭亮辗转到武汉，请求武汉国民政府讨伐许克祥。柳直荀则秘密来到湘潭，于5月23日主持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围攻长沙，同时向各县农会、党部总工会发出通电，要求“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时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12]512。随后组织长沙、湘潭、湘乡、浏阳、株洲、茶陵、醴陵、攸县、衡山、华容、岳阳、邵阳、宁乡以及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地的10余万工农武装，分四路进军长沙。虽然这次军事行动因中共中央右倾错误思想指导及准备仓促、缺乏统一有效指挥等原因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早于南昌起义一个多月、早于“八七”会议两个多月，不失为武装反抗的先声。
二是组织安源、长沙、平江等地工人积极参加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了充分发动工人参加起义，中共湖南省委设立工人部，秘密恢复了全省总工会，一些工会负责人到农村做农运工作。平江县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纸工会首领罗纳川任暴委会主任。安源工人中光是青年团员报名参军的就有400多人，修理厂的工人拉开40多座红炉，夜以继日地为起义军赶制马刀和梭镖，有1300多人分别组成了炸弹队、梭镖队、看护队、宣传队。长沙的铁路工人60多人分成几个行动小组，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易家湾至大托铺之间的铁路，炸毁株洲至白关铺、长沙至大托铺之间的桥梁。在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指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有平江的工农义勇军、浏阳工农义勇军，还有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它们是这支正义之师的主力。任弼时在当时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工人参加这次暴动非常热心，并极勇敢，炸弹队、梭镖队、看护宣传等队内均系工人(约有一千二三百人参加)”[2]54。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强调：“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2]55
三是组织参加以湘南起义为代表的全省各地起义。在蔓延10多个县市、持续半年之久的湘南起义中，参加起义的工农达100多万人，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有7万多人。其中参战的工人有6900多人，参军的工人2461人[11]311-312。工农起义中使用的武器，除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以外，大都是工人自制的。郴县、宜章、桂阳、耒阳、永兴、桂东、安仁、汝城等8县工人自制了数万支梭镖、数千支鸟铳以及匕首、大刀、土炮、土枪等武器。“特别是水口山(矿工)与沿湘江及粤汉线上的苦力工人，在地方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给予群众有力的配合，在耒阳、桂阳、衡阳、宜章等地打了很多胜仗”[10]221。除湘南起义以外，在全省各地，以工人为组织者或骨干力量，举行了数十次武装暴动，影响较大的有长沙工人“灰日暴动”，安源工人暴动，水口山工人暴动，桃源、石门、安化、平江的工农暴动等。自“马日事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南全省工农革命分子被杀害的达10万余人，各地各行业的工人运动领导人几乎被惨杀殆尽，付出了巨大牺牲。
四是加入革命军队，走上井冈山武装割据。在血腥的白色恐怖中，湖南工人运动逐渐由武装反抗走向武装割据。秋收起义后，经三湾改编，还留下了近10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以工人为骨干，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种子。在湘南起义过程中，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从宜章挺进郴县时，杨得志和他的哥哥杨得麒带领30多个修公路的工人参军。在耒阳，朱德接收了400多名要求参军的青年工农，其中有工人90多人。参加湘南起义的工农武装有15000多人走上了井冈山革命道路。衡阳总工会委员长王球在衡阳、耒阳、常宁三县交界处的桐梓山建立了工农游击队，开辟了桐梓山革命根据地。水口山工人暴动成功后，这支工人武装在水口山特别支部书记宋乔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桐梓山，和那里的工农游击队汇合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由800多工人和200多农民组成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独立团。1928年4月，这支武装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由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惨酷的斗争教训，加入革命军队的湖南工人基本素养和政治素质都很突出，给军长朱德留下良好印象。他在近20年后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忆当时情形时曾说，“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最迅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也最先进”。相对而言，“农民的队伍则遇事漫不经心”，为提高其效率，朱德分派水口山矿工在农民队伍中担任军事和政治领导人。[14]266走上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也标志着湖南工人运动在血的教训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凤凰涅槃。
回顾1919—1928年湖南早期工人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可见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不同阶段均有鲜明特色和突出地位：建党前后和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湖南劳工会；
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无论是规模、影响还是组织都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工运的先声和示范；
且在“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时巍然独存，继续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湖南工人运动在开展反帝斗争、支援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结合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特色，为大革命兴起和北伐成功作出了突出贡献。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工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组织工农义勇军反攻长沙，积极参加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和全省各地暴动，最终走上了武装割据道路，成就了凤凰涅槃的辉煌。湖南早期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取得上述重大成就、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除了湖南工人阶级自身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外，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其一，组织领导。湖南第一个现代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从湖南工人运动的大局出发，通过发表文章、组织社团活动，吸收劳工会的领导人黄爱、庞人铨等参加，并多次邀请黄、庞座谈，对他们施加影响。1921年冬，黄、庞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劳工会就逐步被纳入湖南党组织的领导之下。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成为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11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兼任分部主任。有了党的领导，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面貌焕然一新，1922到1923年间，全省形成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各行业工人纷纷罢工，大都取得了胜利。此时，中共湘区委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已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路新河工人俱乐部、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等十几个团体，其骨干多是党派去的干部或在工人中发展的新党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22年11月组织成立了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大省级工会组织之一——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为党指导下统一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工会组织，1926年12月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对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领导作用。
其二，思想领导。党对湖南早期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主要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发行和创办报刊、设立工人夜校等形式来实施的。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等湖南党组织领导人，通过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向工人和工会组织领导人宣传党的性质、主张，从思想上影响他们，并及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为党员。除前述毛泽东等对黄爱、庞人铨和湖南劳工会的思想领导外，1920到1922年，毛泽东还5次考察安源，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和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启发他们组织起来，受到安源工人的热烈欢迎。湖南党组织还积极发行和创办报刊，设立工人夜校，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湖南劳工会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创办《劳工周刊》等刊物，宣传其政治经济纲领和阶级斗争理论。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后，大多是先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后创办工人组织。1922年1月，李立三创办安源第一所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到1923年夏，长沙、安源、水口山、岳阳、铜官等地都创办了各产业、各行业的工人补习学校，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易礼容、蔡增准、陈子博、陈章甫、罗学瓒等都担任过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员。李六如编写的4册《平民读本》、陈清河编写的《补习教科书》等夜校教材，生动具体地揭示了工农遭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成为广受工人欢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教科书。
其三，策略领导。湖南早期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中之所以有声有色，与党组织及时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在1922年9月掀起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采取了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直系军阀爪牙肖耀南、王世堉，争取地方军阀赵恒惕中立的策略，罢工顺利展开。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前，李立三主持起草了“哀而动人”的宣言，并会见当地洪帮头目，双方“约法三章”，在这次罢工斗争中，“哀兵必胜”和统一战线策略得到了很好的运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采取“弯弓待发”的策略，将工运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发展工人党员、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对工人运动的持续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革命时期，中共湖南区委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制定实施了“讨吴驱赵”的策略，将锋芒直指军阀政府，把反帝斗争与反对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与各界群众运动相呼应，建立了反赵联合战线，对湖南工人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北伐顺利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5]345蕴含于湖南早期工人运动中的那些历史细节，生动具体地展示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3]8的伟大建党精神，尤其值得我们从中汲取“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