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泓睿，郭 广
(1.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2.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河南 开封475001)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民的理论，它第一次建构了人民创造历史、实现人民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重要发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刻地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否定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鲜明地指出了历史是由处于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的人所创造出来的，而并非批判哲学家的思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谱写了历史的具体走向。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不仅为揭露“批判哲学”的虚伪、激发群众意识的觉醒、号召广大群众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努力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且对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序言中强调：“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2](P7)思辨唯心主义者把精神看作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力量，并通过把“批判”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确立自己的理论地位。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批判”和“思辨”的贯彻和宣扬，集中体现在了《文学总汇报》上。他们所进行的“批判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德国哲学理论的发展水平。
首先，“自我意识”和“精神”是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根本基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宣称他们的理论活动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唯一积极因素，并将这种理论活动称之为“批判的批判”。他们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不仅用一种思辨的逻辑取代现实历史的发展，还用一种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3](P287)鲍威尔等人认为，历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产物，是人们观念运动的结果，历史的发源地不在现实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他们站在世界之外，用“自我意识”和“精神”预设一切。他们将人的自我意识看作是人的唯一存在方式，把人的所有的历史活动归结为思想活动的历史，从而把一切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自我意识就是人化了的理念，它可以自己创造对象，是绝对的主客体。他们的“批判”理论，把思想的自我运动设定为世界历史变革的推动性力量，强调历史上产生的任何对立，以及这些对立活动的消灭，都来源于他们的批判活动。他们教导工人要依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通过改变思想来转换现实。
其次，“抽象”和“思辨”是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他们利用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学到的抽象思辨的本领，把现实的、客观的存在看作是观念的、主观的“枷锁”，因而把现实社会中的一切斗争变成了与观念进行的斗争。他们对思想观念盲目崇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没有认清楚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仅仅满足于抽象的概念构建与理论批判，把历史的存在当作是理论的充饥形式，仅仅利用历史来证明真理，仅仅利用抽象的辩证法来改造世界，放弃了对变革社会的现实路径的探寻。这些思辨哲学家们跳出具体，从抽象的高度讨论“人”，用理念、精神赋予“人”以含义，“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3](P265)。他们把“精神”和“群众”分别归纳为两个具有本质性的概念，并将两者作为永久不变的极端相互对立起来，他们没有反思“精神”与“空话”“自我欺骗”“懦弱无能”的关系，而是把“精神”当作凌驾于实践的绝对的存在，“群众”变成了它的对立面。这样一来，“群众”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没有具体内容的集合名词，它与实际的群众完全不同，它只是为了成就“批判”才作为“群众”存在。他们为了更好地抨击作为“精神”对立面的“群众”，赋予了“群众”很多特定的抽象的品质，“群众”被看作是消极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黑格尔构造了思辨的历史，把人类的历史本身归结为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而鲍威尔则更进一步，把“批判”视为绝对精神，并宣称他本人就代表着这种“批判”，试图通过有意识地扮演这种绝对精神的角色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以此弥补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
再次，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是青年黑格尔派“批判”理论的核心本质。对青年黑格尔派而言，他们所进行的“批判”不仅具有一系列抽象的品质，还具有其特定的具体对象，也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群众”。对这些“群众”进行批判，能够将他们所强调的这些抽象的品质进一步人格化。在他们看来，群众是愚蠢的，“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3](P286)。他们把全人类看作是“一群没有创造精神的群众”“把现实的人看得无限渺小”[2](P49)，竭力掩盖历史发展的群众性特质，试图使群众摆脱自身所具有的群众性特点，从而将历史与群众分离开来。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无法认知和把握思想的真谛，因而是肤浅的。思想要想确保自身的真理性，促进社会历史进步，必须与群众的物质利益划清界限。他们禁止工人为了提高工资而实行的联合活动，将“请求批判的允许”设为群众做任何事情的前提，并指出只有比工人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才能创造一切。鲍威尔等人化身成为批判的人格主体和无限的绝对者，把群众拒之门外，认为历史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3](P293)。他们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把自己比作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把自身构建成推动历史进步的实际力量。正是基于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理论的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神圣家族”，借以突出他们试图摆脱并游离于社会之外、竭力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把群众的历史转化为批判的历史，又进一步把批判的历史转化为了神圣家族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P287)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群众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巨大物质力量，认清并明确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拒斥了鲍威尔等人关于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他们认为，唯心主义者主张的“思辨”体现了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真正的历史发展与批判的历史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工厂城市、棉纺织业的创立和发展，是由人民群众一步步完成的，并非先验的存在，也并非人类思辨的统一。“批判的批判”实质上体现了基督教所宣扬的精神自由，强调人们即使深受物质条件的束缚也可以实现自由。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自由是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的。他们针对“批判的批判”提出反问：“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3](P350)“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3](P286)，“绝对的批判摒弃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3](P286)。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鲍威尔等人论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所包含着的隐蔽的思辨哲学的特质，“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范围内，在人类世界本身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3](P291)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的发源地，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而并非思想活动的产物。思想并不是脱离物质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物质利益的精神呈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考的关键不在于思辨地把握概念，而是在于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而鲍威尔及其伙伴却把“人”本身变成了某种抽象的范畴，并用抽象的范畴序列取代了真正的历史事实。他们所进行的“批判的批判”，就是把“群众”同“精神”的斗争规定为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目的”，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径直把群众称为“物质”，并把“精神”当作真理性的东西同他们所谓的“物质”对立起来。他们宣称自己就是绝对的、无限的“精神”，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群众则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物质。他们实际上颠倒了“批判”与“人”的关系，批判理应是人的表现，并非人是批判的异化。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把握了唯物史观与群众史观的内在联系，深刻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群众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历史是由社会中每一个现实的个人创造的，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不是以孤立的个体形式存在着的，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现实的个人是以由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无数个体所构成的整体的方式而存在着的，这个整体也就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是指占社会人口中大多数的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鲍威尔及其伙伴在历史观上制造出了“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P286)，“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3](P286-287)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都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它们都不能离开现实中存在着的物质利益。批判的批判“用范畴的形式夺得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又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3](P274-27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而是群众的社会生活实践。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形成，是与唯物史观紧密结合在一切的。正是在对鲍威尔及其伙伴展开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阐发了他们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形成和完善。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精神和自我意识，实际上是现实世界的重要一环。“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P118-119)现实的个人是具体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社会中与其他个人相互联系，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阐发的群众史观，对他们之后的写作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它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现找到了现实中的物质力量，从而广泛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阐述的群众史观，与实践紧密相连。正是在实践观点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视域，把现实社会诠释为人民群众生产活动的历史性序列，从而进一步将群众的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主体出发，澄明了现实的个人所具有的实践力量。“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P320)“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不同于“思想着的人”，实践主体与思维主体是有所区别的，现实的个人作为实践主体能够通过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特定的社会成果。包含生产技术、商业活动、政治运动等在内的“实践”，具有丰富的内涵。鲍威尔等人对精神和批判大肆宣扬，只拘泥于思辨的讨论，把思辨哲学家的思想设置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绝对不可替代，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革命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实现”到“实践”的逻辑转变，正是在坚持实践观点的基础上，他们最终确认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而作为实践主体存在的人民群众，构成了历史上各种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3](P262)。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他们都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资产阶级在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的却是绝望和毁灭。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已经被剥削压迫到了一个非人性的顶点，消灭私有制的运动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P45)。“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
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3](P232)英国和法国的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他们在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鲍威尔及其伙伴的“纯粹批判”只是一种思想中的革命，并不能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只有“群众的共产主义”才能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历史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思想理论并不能代替物质利益的作用，它只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并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因此思想要想变成现实，就要掌握群众，在历史活动中体现群众的物质利益。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不论任何的社会变革、任何伟大的历史活动，只有代表群众的利益和唤起群众，才能获得成功。他们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法国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P3](324)，这场革命之所以没有激起群众的热情，就在于它没有反映出群众真实的利益诉求，“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那些群众认为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3](P287)。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最终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绝大多数的群众仍然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奴役。随着群众利益诉求的不断增长，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是和自己的利益对立着的，这必然会引起群众自觉地参加到新的革命运动中来，以此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扬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立足点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关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物质利益，“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3](P297)。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4](P8)“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4](P8)“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4](P17)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充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第一，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5](P27)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也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取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深刻认识到历史不是由少数英雄创造的，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实践创造和推动的。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就要深入群众、扎根群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能够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社会各项改革的进行。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努力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行动上深入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智慧和群众力量，在推动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不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群众的实践，既是一切真知的唯一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鲜亮底色。首先，要引导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组织起来，将单个个人的分散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凝聚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其次，要从人民群众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并将其转化为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再回到群众中获得群众认同，从而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后，要注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是他们从事实践活动的直接驱动力，也是激励他们奋斗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并引导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进而组织发动群众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自身利益。
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观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这一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总结和提出了“群众路线”，并将其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路线。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这是新时代党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既来自人民，又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拉近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增进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将党的群众路线应用到实处，有效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增强党员干部服务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党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要充分集中和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从广泛的意见和建议中凝练的政策化为群众扎实奋进的具体方向，把群众的声音化为群众坚持的动力。以人民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有利于充分凝聚民之所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源泉。
第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人们只有在通过劳动满足自身吃穿住行需要的基础上，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也就是说，人们组织共同生活，制定生活规则和社会秩序，建立国家和国家机器，形成一整套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以改善民生作为根本目的推动发展。把持续推进经济发展与持续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两者良性循环，这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群众后顾之忧，调动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又同时能够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拉动内需，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内生动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既要努力不断做大“蛋糕”，又要把“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加充分地体现，在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机制、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需要。切实做到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步，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享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总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不是“神圣家族”头脑中的思想观念，而是在现实中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关心的问题当作工作重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内涵，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到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生动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紧扣时代脉搏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现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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