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泽，许彩慧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安全得到了保障，政治安全才能够具备充分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基础越强大，剥削阶级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越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得到根本的巩固。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历史教训时，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法兰西银行，巴黎公社没有将法兰西银行没收归为公社所有是失败的一个最大教训。马克思在致斐·多·纽文胡斯的书信中曾指出：“无产阶级如果能够夺得法兰西银行的领导权，凡尔赛的反动统治就没有经济来源为之撑腰。”[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维护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安全，革命事业的安全才能够得到根本保障。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赢得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政权相抗衡的物质条件，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条件，这些思想在后来被列宁、斯大林继承和发扬，并运用到维护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
（二）列宁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思想
苏维埃俄国三年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基于苏联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科学预判了在保持苏维埃政权经济基础稳固的前提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现实性与可行性，并认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外贸工作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项必要经济手段，既可以缓解战后困难国民经济状况，又可以将社会主义生产领域命脉掌握在苏维埃政权手中，是与资本主义既进行联合又进行斗争、维护国家经济运行稳定的有效措施。同时，列宁还提出了通过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部分国有资源租让制，最大化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装备与技术，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经济封锁，与此同时也会激发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积极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管理经验的热情，成为管理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逐步提升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经济交往原则上，列宁指出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反对签订一切对苏维埃俄国具有奴役性质的经济条款，根据国际战争法准则，对不履行经济义务国家在苏维埃领土内的厂房设备等依法予以没收。列宁相关思想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得到了充分继承，并作为斯大林在处理对外贸易方面的根本原则。
（三）苏维埃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使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尼古拉二世统治下的沙皇俄国遭遇了严重政治经济危机。沙皇俄国在1917年之前经济上外无主权独立，内无安全有序，社会基本矛盾促成了沙皇俄国不断走向覆灭。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层面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由保皇派、孟什维克等组成的白俄势力反扑，国际上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疯狂围剿。在列宁领导下经历一番艰辛斗争后，取得了国内战争胜利，和平发展经济的历史机遇来之不易。列宁曾指出“发展的对立面是斗争”，社会主义经济不发展就没有安全可言，落后就要挨打。如何维护苏维埃俄国经济稳定，让人民群众在经济稳定发展中过上安定、清静生活的严峻形势迫在眉睫，特别是在列宁逝世后，如何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抵御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为苏维埃俄国创造一个和平与安全经济发展环境的历史重任摆在斯大林面前，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因时而生。
（一）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
经济工作与党的领导无法分开，是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在经济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经济安全才能有政治保障，否则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斯大林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工作与党的领导区别开，用牺牲党的领导为代价以提高经济工作，或者相反，用忽视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巩固党的领导，那他就一定会碰钉子。”[2]与此同时，斯大林认为经济工作与党的领导应该同频共振、并驾齐驱，过分强调经济工作而忽视党的领导也会存在安全隐患，他指出：“应当认为，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低估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如果要把党在经济上胜利与政治工作上胜利相结合，齐头并进，就要把经济工作人员思想聚焦到党的政治工作问题上来。”在党的工作与经济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两层皮”现象，并淡化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斯大林分析大体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时期党内军事作风残余；
二是官僚主义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
三是支部缺乏积极性、落后甚至全部是文盲；
四是地方上缺乏足够数量受过训练的党员同志；
五是通报工作做得很差。斯大林认为要坚决贯彻党内民主方针，消灭党内生活缺点促进党的工作与经济工作协调配合。在党对经济工作领导方式方法上，斯大林认为经济工作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不断提高驾驭具体经济工作能力水平，对于经济工作中潜在隐患要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斯大林强调：经济工作领导者不能“一刀切似的”不切实际对待企业领导工作，要抓住工作中矛盾的特殊性才能将工作落地落实；
面对企业管理中各类复杂问题，要以实事求是精神来处理应对，不应该“泛泛地空谈”；
领导经济工作需要聚焦具体工作业务，提高对经济工作具体现象的把控能力，不应该局限于工作文件上的敷衍或者会议文件中的套话和口号，只有对具体工作中“小事”了然于胸经济工作才能够做好，因为任何目前经济安全中的“大事”都来自“小事”的日积月累[3]。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出路
实现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解放和发展落后生产力，是斯大林为维护苏维埃俄国经济安全所付出的毕生心血。首先是在丰富工业产品数量上，斯大林将扩大社会主义工业生产提高到国家经济安全全局高度，提出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工业产品的需求，缓解失业状况，维护国内经济状况稳定。在联共（布）十三大总结大会上，斯大林指出：“以我们现有工业品储备，我们是不能满足农民对商品的渴求，更不用说，失业现象增长迫切地要求扩大工业。因此，进一步扩大工业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4]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工业品的诉求，苏维埃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才能在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间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斯大林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维护苏维埃经济稳定和国家政权安全的根本出路，他继承了列宁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有关思想，并积极运用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工作中去。斯大林认为，如果不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走向覆灭。因此联共（布）就不能按照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的”工业化进程去走，只能优先从重工业开始发展，尽快完成苏维埃俄国工业化道路。关于工业化道路资金积累问题，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资金积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侵占和掠夺殖民地途径；
第二种是以德国为代表发动战争取得胜利并从战败国索取赔款途径；
第三种是以沙皇俄国为代表的以奴役为条件出让经营权以获得外债途径。苏联要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走“第四条工业化道路”，既“靠内部积累发展工业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斯大林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同时，在提到工业化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重要性时，他还以当时历史环境下中国的情况作为反面案例来支撑他的观点：“由于中国没有自己完善的军事工业及成熟的工业化体系，那么哪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兴，都可以对其经济与政治安全进行肆意践踏。”[5]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是斯大林认为在国家经济安全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落后就要挨打”问题的根本方法论指导。
（三）农业集体化道路是助力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路径
在阶级基础层面，农业集体化道路消灭了富农阶级，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阶级基础上的保障。1927年苏联在粮食丰收情况下，却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国家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调控也未能解决问题，斯大林考察西伯利亚之后发现，富农囤粮是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矛盾，并非国家粮食收购价格不合理，因此他更加坚定要与富农阶级斗争到底，以稳固国家经济安全阶级基础。斯大林认为只有阶级基础稳固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他说：“五年计划实现的结果，我们准备好消灭富农阶级的物质基础并随时准备击溃富农阶级，在这期间我们把反动阶级最终残余彻底从苏维埃俄国生产领域中清除出去，这就是五年计划在和资产阶级的最后队伍进行斗争方面的总结。但是这还不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人从我们自己企业和机关中赶出去，使他们永远不能为害。”在制度建设层面，农业集体化道路在经济建设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农联盟，斯大林指出：“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它对双方有利，不用中介人，直接把农民经济和工业结合起来。这个制度是走向农民经济集体化最正确的道路。”在生产方式层面，斯大林认为集体化道路能够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他指出：“农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当前世界先进技术与科研成果，将小农经济逐渐联合成为公共的、集体大生产形态，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难得历史机遇。”在发展观上，斯大林还着重特别强调了发展所带来的“代价”，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现状，直面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代价”问题，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描述的“不管不顾”农民死活，他强调：“有人说，集体农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它又是一条困难的道路。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当然，在这条道路上困难是有的。美好生活不花代价是得不到的，可是问题在于：主要困难已经度过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困难简直是不值得认真谈到的。无论如何，同工人在10年至15年前所遇到的那些困难比较起来，庄员同志们，你们目前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
（四）苏维埃俄国在对外贸易上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斗争
在对外贸易上，斯大林科学预判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认为苏联有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为加快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寻找机遇。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的框子和资本主义的形式窒息和阻碍着生产力发展，唯一出路就是根据先进（工业的）和落后（燃料和原料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合作原则（而不是根据前者掠夺后者的原则）来组织世界经济。同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过程中也不能丧失苏联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性，在涉及苏联经济主权和发展利益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做到有备无患，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过程中要讲辩证法，做到既合作又斗争，在涉及经济安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到绝不让步。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过程中，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中央坚决反对取消外贸垄断制，取消外贸垄断制一方面只能引起耐普曼、富农、已经被打垮的剥削阶级残余等势力的哄笑和仇视；
另一方面对于苏联无产阶级来说，等于是放弃国家工业化，放弃建立新工厂和扩大旧工厂，让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充斥苏联市场，使苏联薄弱的工业萎缩下去，使失业人数增加，使无产阶级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削弱他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归根到底，这就是加强耐普曼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的势力，对苏联无产阶级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施行，让苏联始终保持对外贸易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斯大林主张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增强苏联自身发展实力，随时应对外部经济安全威胁。斯大林认为：“在对外贸易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只是取决于我们，而且取决于西欧资本家的行为，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赖程度变深，国家经济安全也就更容易受到敌人的威胁。为了保证自己不受这一切意外事件和不可避免错误的影响，我们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交往中，斯大林也强调了在此过程中苏联要时刻未雨绸缪，做到经济上有备无患才能在面对经济风险时提高国家经济整体抗风险能力，他强调：“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首先需要有后备，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出口和进口经营得使国家手中能保持一定的后备，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出超。”[6]
（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安全
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指导着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建设，让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转变为领先世界的超级大国，并在时间上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进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要建立在高度工业化、技术化发展基础之上，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攻克一切堡垒的力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走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苏联不仅所受影响很微弱，成功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把当时苏联比喻为世界经济的“诺亚方舟”，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思想提供了现实借鉴。同时，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也给苏联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设备、人才以及管理经验等带来了千载难逢的低成本机会，从危机和变局中找到先机，为苏联国内提供了在二战之前10多年安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同时，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指导着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中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基础，消除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潜在隐患，实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
（二）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与普鲁士先进管理秩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和托拉斯集团、先进教育等等所有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集大成。在具体历史实践上，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在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指导下，苏联在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震惊世界的历史成就层出不穷，如顿巴斯煤矿工人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工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组建、莫斯科地下铁路工程建设、土耳其—西伯利亚铁路工程项目、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BгTЗ,VgTZ)）建设等等，这些辉煌的历史成就不仅得益于苏联人民的首创精神，而且也离不开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大力引进并积极运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实践。直到二战初期，重工业生产方面，苏联生铁产量达到1500万吨、钢产量1830万吨、煤炭产量1.6亿万吨、石油产量3100万吨。轻工业生产方面，谷物3830万吨、棉花270万吨。正是因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苏联才能在卫国战争时期，每年制造出4万架飞机、3万辆坦克、12万门大炮和15万挺机枪。
（三）为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了经验指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与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历史环境类似，为维护好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着手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充分继承和发扬了苏联经验，提出了我国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他指出：“苏联自1921年国内战争胜利以来，直到1937年共17年时间里，走完了农业集体化道路，但这一工作主要是在1929年至1934年期间完成的。在此期间，虽然苏联各级党组织犯过歪曲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错误，但就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论述的那样，很快就被纠正。苏联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经历了许多艰辛终于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们所探索出的经验教训，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榜样。”[7]毛泽东同志同时强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工农联盟和国民经济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具体如何处理好工农联盟经济关系上，毛泽东同志也充分借鉴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发展思路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作用，他同时指出：“由于农业经济比较分散，没有形成规模，苏联在这方面耗费了很长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才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生产。巩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离不开农业集体化，这种集体化同时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相匹配。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工业化问题是维护经济安全的头等大事。”[8]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当代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我们所面临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历史重任并不比斯大林执政时期轻松。纵观后来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教训，如果没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造成经济社会动荡，人民美好生活就会化作泡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就是能否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经济浪潮中，掌舵好市场经济这艘大船。”[9]市场经济考验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考验之一，唯有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经济工作才能够有强有力的主心骨，在经济安全存在隐患和受到威胁时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走出困境。同时，各级党组织只有持续提升经济工作水平和能力，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中发现潜在风险和隐患，并做出科学的决策来应对。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对党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从中央会议层面上对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从微观基础上重视各级党组织对领导经济工作的专业能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够真正落实，才能更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战略支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稳固战后破碎的国民经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批判继承了苏联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带领人民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阶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维护了国家经济主权。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同志对如何继续巩固国家经济安全，继续完善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技、资源、环境、人才等制约工业化发展的问题不断凸显，在互联网以及世界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如果要在经济发展上不断保持自身的主动性，就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发展科技提高经济效益，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进行能源开采与消耗，必须充分调动人才在工业化建设中的工作积极性。在国内层面，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如产业安全、环境安全、人才安全等。在国际层面，新型工业化道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让我们不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进程中由于发展模式存在弊端而与世界脱节，进而为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斯大林时期农业集体化道路，虽然存在一定弊端，但总体上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还是推动了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国家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充足资金，工业化的进步为集体农庄提供了大型机械化农业生产设备，客观上实现了工业农业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和历史贡献。在当代，农业仍然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产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新四化”发展道路，指出了农业现代化道路与其他三化道路之间的有机统一。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我们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暴力、血腥掠夺小生产者生产资料、掠夺海外殖民地等方式得到工业化原始积累资金，只能充分发挥和吸收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以外的资源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道路”，因此我们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发展模式上存在类似工农业“剪刀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为代价完成工业化积累，在一定时期内是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权宜之计，但从长远发展眼光来看，补齐农业发展历史遗留问题短板还需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业带动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农业现代化道路，最终实现新时期工农协调发展，巩固工农联盟。
（四）坚持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遵循既合作又斗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事物内部中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不同时期分别占据主导地位，但总发展趋势不会变，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前进的、螺旋状的上升运动，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面临新变化，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情况下维护好、巩固好自身经济安全，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中要做到既联合又斗争，这是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斯大林国家经济安全思想中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斗争的思想，既为我们在国际经济上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指引，也在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得到了现实升华。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贸关系，需要我们既要在经济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又要在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和根本经济利益原则问题上做到独立自主，要与任何强推经济霸权主义、违反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在既合作又斗争的动态过程中不断为经济发展积累“后备”，不断壮大发展自身经济实力。在经济问题与其他安全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实践中坚持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捍卫国家经济主权与发展安全。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积累自身发展力量，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关键技术核心领域随时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卡脖子”安全隐患。同时，对于自主知识产权关键核心技术要加强保密工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断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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