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威 徐丽霞 张科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佛山 528041）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总结了我们党推进文化建设的伟大经验，强调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创造性、创新性地“用典”即引用古代典籍、名言警句，是习近平总书记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转化与发展是习近平用典所着力的重点方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因此取得了丰硕而重大的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不能有效地辨识、克服其缺陷与不足，对“优秀”部分的弘扬也无从谈起。著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者萧公权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总体上存在两大特点[2]P824。其一：“重实际而不尚玄理，此中国政治思想最显著之特点也”；
即是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长于解决实际问题而欠缺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思想的假说性。其二：“多因袭，少创造”；
换言之，尊重权威、避免了思想领域的混乱但缺乏大幅度的创造性。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内容方面的缺陷[2]P14，“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国家之观念而已。”在萧先生看来，这些观念理应包括（一）树立民族自主之政权；
（二）承认列国并存，彼此交互之关系；
（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赖人伦道德以为治；
（四）扩充人民参政权利。习近平用典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突出贡献，恰恰就在于他创造性地运用三种手段，充分开发传统政治思想中固有的“优秀”思想资源，有效弥补和克服了各种缺陷与不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实践丰富多姿，相应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也构成一座异彩纷呈的宝库。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大量有创新和现代价值的思想，如某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国家之观念”价值的思想长期被历史埋没，处于鲜为人知的思想史边缘位置。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益走向僵化，读书人皓首穷经以求考试过关，思想被严重禁锢在四书五经等有限的经典文本和孔孟程朱等少数思想大家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多因袭、少创造”的负面效应被格外放大。而习近平用典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总体阐发时，广征博引、钩沉发微，不仅注重从公认的思想史名家名著中汲取养料，还善于从具有丰富实际从政经验的政治家的言论中发掘智慧，从名位不显但学识不凡的读书人处借鉴观点，甚至向文学家乃至民间格言警句虚心求教。由此，大量的思想史边缘性材料在新时代直接转化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其一，引用历代政治家言论。如习近平多次引用明代名相张居正的观点。萧公权先生曾点明，“张氏乃实行者而非思想家。然其立论每有特见，非一般儒者或理学家所能范围”[2]P503。习近平引用过张居正的观点“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3]P11，用以说明“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观点。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
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最终的动力和目标也要落实到人民生活改善和素质提升上来。所以历届党中央都极为强调，要大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必然结论，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实践智慧。习近平还通过引用张居正的“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3]P47，要求党员干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开拓新的工作局面。
习近平所引用过其言论的历代名臣，还包括三国名相诸葛亮、中唐名相陆贽、宋代名臣包拯、清代大臣张伯行等众多人物，分别发掘他们在依规治理和依法治国、政策与环境的互动、反腐倡廉等等方面的思想贡献。其中，清代康雍时期大臣张伯行，虽然历史影响力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他的《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
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
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3]P205读来义正词严且朗朗上口，习近平不惜篇幅予以引用，体现了他对党员领导干部站稳人民立场、厉行反腐倡廉的殷切期望。
其二，引用名气小或非主流学者的论述。三国时期学者陆景，其声名远不及祖、父、诸弟，其著作《典语》也早已亡佚，但是习近平仍然引用了其名言“诛一恶而众恶惧”[3]P191，借以郑重宣示党中央在反腐败方面的决心和力度。清代学者万斯大，终身不事科举、潜心读书著述，其影响范围十分狭窄而专业化。习近平引用他的观点：“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3]P21，同样用以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关切的程度。另一位清代普通学者钱泳，习近平引用他的话“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4]P187，说明反腐败斗争的全局性影响。
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多因袭、少创造”，但是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性格特立独行、思想天马行空的怪才也时有出现。明代学者李贽反对思想禁锢、批判官方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异端。萧公权先生点评他的思想特点为“依平等之义，发为较阳明更加彻底之自由思想”[2]P533。自由与平等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两大主题，由此显见李贽思想具有较多的现代性，呈现出鲜明的思想启蒙价值。习近平也敏锐地觉察到李贽思想的创新性，在强调改革创新时特意引用其语“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3]P255。
其三，引用文学家观点、民间谚语俗话等。习近平引用过的文学家，包括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兄弟、元曲四大家中的白朴、清代诗人顾嗣协等等。中国古代学科与职业分化不明显，这些文学家大都担任过高低不等的官职，只是其现实政治影响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不能相称；
但从文学家的角度观察政治，会得出别具特色的结论。其中，习近平引用最多的是苏轼。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晁错论》中饱含戒骄戒躁、虚心进取精神的一句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3]P31。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把目光投向思想史上极少受关注的民间谚语俗话。清代民间谚语“莫用三爷，废职亡家”[4]P199，习近平引用它，是用朴实的语言告诫领导干部要重视自身的家风建设。习近平一向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认定这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方式。引用河南内乡县衙楹联“廉不言贫，勤不道苦”[3]P69，反映了习近平对党员干部砥砺操守的期待。此外，习近平还多处引用民间广为流传的《格言联璧》，用以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勤俭节约的价值等等。
语境是言语交际所依赖的环境。言语交际中的理解或解释，需要将语言文字本身固有的内涵与特定的使用场合及其使用者联系起来。在不同的语境下，相同的语言文字会获得不同的意义，或者导致接受者的误读。但是，有意识地将相同的语言文字或文本置入不同的语境，通过二者间新的互动机制，就可以创造性地对特定文本赋以全新的涵义。如萧公权先生所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缺乏一系列“近代国家之观念”，对此我们已然无法苛求古人。但习近平通过高超的用典艺术，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他创造性地将其他学科语境下的古代名言警句，置入现代政治语境中，重新互动而发展出全新的政治涵义。传统思想就此获得新生，现代政治观念与中国文化也获得了历史身份的合法性。
其一，论党的领导。政党是近现代政治实践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党派观念和行为，一直为主流政治思想所诟病，相关的正面论述极为欠缺，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大短板。习近平用典另辟蹊径，在他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论述中，巧妙借用了传统文化中未必有政党政治涵义的语句，取得了现代思想与传统表达相得益彰、令人耳目一新的奇效。例如，他通过借用王冕《墨梅》诗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4]P95，突出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通过引用《世说新语》“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4]P289的比喻，反证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通过引用苏轼名言“纪纲一废，何事不生？”[4]P189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其他关于反腐倡廉、干部作风、年轻干部培养、党的战略定力等等诸多问题上，习近平都对传统做了创意化引证。
其二，论中华民族。中国古代没有培育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国家”意识，这不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发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晚至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著作中，才得以创生。因此习近平在用典过程中，十分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现代民族思想。如，他以《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3]P187，强调中国是一个迥异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明型国家；
以《晏子春秋》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P195的比喻，表明中国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
以《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P239，刻画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以《论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4]P143，描绘了中华民族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优秀品质。
其三，论国际关系。古人认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代表至高无上的“天”来管理整个世界即“天下”的，因此“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而无国际间之外交”[2]P13，中国与“诸夷”之间构成一种不平等的“朝贡体系”。这种过时观念制约了我国发展现代外交关系，所以习近平在用典过程中特别注重挖掘传统思想中可适用于现代外交的成分，最常见的是将古人论述人际交往的名言与现代国际交往相对照，如将欧阳修的名言“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3]P95用于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友好交往；
将《礼记》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3]P141用于主张文明间的相互交流；
将三国时谯周的名言“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4]P169用于主张树立国际交往中的正确义利观；
将《论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P189用于反对霸权主义；
等等。
其四，论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原则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缺位，是近代以来国人反思传统文化所得出的核心结论之一，也是“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的主要标靶。时至今日，人民民主已经被上升到“社会主义的生命”的高度。不过，民主并非彻底的舶来品，也并非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绝不相容；
通过习近平用典，大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走上了当代政治思想的前台。习近平通过对王夫之“名非天造，必从其实”[4]P243哲理的政治运用，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品质。他认为，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满足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谛；
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政治制度。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的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习近平用《管子》中的“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
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
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3]P45来描绘这种生动的政治局面。
此外，习近平在论述党的新闻事业、科技事业、互联网工作等现代国家治理中特有的课题时，也创造性地引用了大量古人的名言警句，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中国传统的思想家、政论家、政治人物或帝王，无不具有其特定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他们阐发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要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么是为某个特定的阶级、阶层，或是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着想。”[5]P12所以用典绝非对传统思想的照单全收。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某些核心政治概念在古今内涵上的区别来，这些概念的能指或外在形式保持不变，使用的学科语境也大致相同，但对其所指或内在语义的解释却需要随时代和阶级关系变革而从本质上予以转换；
核心概念的内涵转换相应带来整个句意的转化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在用典时，十分注意甄别政治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区别，将大量封建观念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科学进步的崭新概念。扩而言之，习近平用典，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基础上实施的文化嫁接；
二者的有机结合体仍然具备马克思主义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极大地弥补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缺乏系统性、不够学科化的缺陷。
其一，从“臣民”到“公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悠久的“民本”主义传统，头脑清醒的思想家普遍主张“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专制的酷烈性。但是，古人所指称的“民”，其真实内涵是“臣民”，即被统治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指称的“民”或“人民”，其真实内涵为社会主义“公民”，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臣民之被重视，源于统治者的自觉认识和施舍，非常缺乏稳定性；
公民与公权力行使者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后者执行前者的“公意”具有法律和制度上的坚实保障。
习近平在包括用典在内的一切政治认识实践活动中，始终高度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6]P27，“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7]在习近平看来，只有澄清“民”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准确内涵后，才能正确引用相关的古代政治思想，“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8]习近平还特别引述《管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P9来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性，告诫全党，一个政党或政权的兴衰成败在于人心的向背。与“民”相对者为“官”“吏”，习近平用典过程中，也时有“官、吏”之类字眼出现。如，引用南宋吕本中《官箴》中的“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3]P55，要求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手中权力、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
引用《汉书》中的“吏不廉平，则治道衰”[4]P195，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提升到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显然，习近平所指的“官、吏”，绝不是古代社会高高在上、对人民生杀予夺的各级“官老爷”，其真实内涵应该是“领导干部”，“作为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9]
其二，从“王法”到“人民法”。中国古代政治家并非毫无法治观念。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帝王“口含天宪”、言出即法，法律被称为“王法”，只是权力的附庸，只是统治者单方面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古代所谓“法治”，绝不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所谓“刑不上大夫”的规定；
而人民的权利则被“合法”地剥夺。孟德斯鸠就曾批评过“中国的专制主义……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10]P66。
习近平对“法”概念的理解则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认为法律必须以人民意志为本源、以保障人民权利为职责、以人民为实施监督的主体。[11]P284在澄清“法”概念在社会主义建设语境中的准确内涵后，才能正确引用相关的古代政治思想。通过引用和改造大量历史名人的法治论述，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如“关于科学立法的思想继承完善了传统法律文化‘立善法于天下’的内涵；
关于严格执法的思想汲取了传统法律文化‘法在必行’的合理部分；
关于公正司法的思想发展超越了传统法律文化‘法不阿贵’的主旨要义；
关于全民守法的思想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人法相维’的精华所在；
关于法治工作队伍和领导干部保障作用的思想借鉴了传统法律文化‘奉法者强则国强’的理性要素[12]”。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概念如“道”“忠”“天下”等等，习近平也做了马克思主义化的改造，充分展现了其用典原则的科学性与人民性。
除了以上三种类型外，习近平用典时还经常以语句重组的方式化用名句、点铁成金。例如，“天地之大，黎元为先”[4]P11是对《晋书》“天地之大，黎元为本；
邦国之贵，元首为先”的化用，进一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为官避事平生耻”[3]P63化用自曾国藩的“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几乎形成一则全新的警句。“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4]P267，由清叶绍本《宋皇佑平蛮碑歌》《诗经·防有鹊巢》《诗经·考盘》中的多则古典名句化用而来，不仅内涵更趋丰富集中，而且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高超驾驭能力。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习近平同志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担当，将中国古代典籍、经典名句中的深刻智慧，转化、发展并融入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这些理应成为我们今天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的首要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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