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圆圆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2019年12月，新华社首个智能化编辑部的建成与投入使用标志着新闻领域开启了运用智媒实现新闻的全息生产、精准推送的智慧变革，人机协作的程度进入新高度。作为“互联网+”的延伸和升级，智媒集万物互联、智能识别、全觉传播、精准推送于一体，不仅重塑信息传播生态，更是成为影响社会成员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的新变量。当代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一出生就生活在由智能手机、互联网建构起的网络世界中，网络技术的更迭和发展影响着青年理解世界的方式。智媒时代，伴随着算法强势介入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技术赋能相伴而来的也有诸多未知风险，青年在享受智媒带来的新奇体验时也容易迷失在人工智能的“技术迷雾”中。正确认识智媒介入青年价值观养成的逻辑进路，有效破解青年价值观面临的智媒困境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控制着人生的方向，是人们在感性基础上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选择，“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行为的一套持久信念，或是依重要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1]。英格尔哈特率先提出西方工业社会中价值观的代际转变理念。他洞察到青年一代价值观整体转向，指出年轻一代更偏向于追求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且他们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趋向于“物质主义”价值观。英格尔哈特的理念可以为我国研究青年价值观的现状提供启示，需要认识到随着智媒时代对青年生活的介入，青年价值观已呈现出新特征、新变化。
(一)家国情怀同频共振，自我实现需求高涨
青年一代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但是政治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危难时刻总能彰显出家国情怀，用行动诠释他们不是“垮掉”“扶不起”的一代。新一代青年人的家国情怀具有同频共振的特点。在思想上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政治敏感性强。在情感上表现为节日的仪式感、正能量的宣传片、纪念馆展览馆的沉浸式体验都容易触发青年一代的情感共鸣。比如建党百年庆典直播刷屏青年人朋友圈，“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成为七月的流行语，青年人在观看庆典的同时情绪被这种特定的氛围感染，这种情感体验极易激发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感。在行为上这种同频共振表现为在网络中主动表达爱国之情，立场坚定。比如东京奥运会期间在各直播平台弹幕发送“中国加油”“中国yyds”等话语，这种互动引发“共振”带动观众一起发送加油弹幕，刷屏直播间。这种“弹幕营造的共同体凝聚的集体团结情感，是青年群体将爱国内核具象的展现”[2]，面对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敏感话题，青年群体会在网络上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在现实生活中青年一代更是身体力行地诠释着自己的家国情怀，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参加抗疫的医务人员中有近一半是“90后”“00后”[3]，还有的青年大学生主动加入家乡的疫情防控志愿者突击队，利用所学为家乡防疫贡献力量。青年群体不仅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中表现亮眼，在日常生活中“年轻村支书抖音直播带货致富乡亲”“中国女排在2021年世界排球联赛中六连胜”等事迹也充分说明青年一代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发挥影响。这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现实体验，彰显了青年群体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青年一代具有家国意识的同时，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在高涨。他们身上既体现着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践行，也体现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主体意识显著增强。一方面，面对多元化的职业选择，青年一代对自我定位与职业追求有明确认知，长辈“体面工作”的建议不再是他们做出选择的主要动因，自己喜欢与适合才是他们选择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青年一代追求对生活的享受，他们个性张扬，偏爱自由，不受外在因素制约，“裸辞”“裸游”对他们来讲稀松平常，世俗观点对青年的约束力明显减弱，他们更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内卷”与“躺平”二元并存，极端心态凸显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一代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既有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憧憬，又不得不面对学业繁重、就业压力大、房价上涨、KPI考评要求高、婚恋压力等现实情况。在多重压力之下，青年人很容易走向“内卷”或者“躺平”两种心态极端。“内卷”本意是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内部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智媒时代，“内卷”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内涵也被解构与重塑，被赋予“唤起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恐慌、焦虑和行动”[4]的标签。持有这种心态的青年人看似拥有“打不死的小强”精神，但其实做的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消耗，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难以取得成效，反而会引起群体恐慌，陷入恶劣的竞争环境中。随着“内卷”在网络上的发酵，青年一代对“内卷”的排斥演变为对竞争的抵抗。“逃避可耻但是有用——与其参与低效且没有意义的竞争，不如不去竞争，而是选择‘躺平’”[5]，“躺平”的延申含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躺平”与“佛系”都是对“丧文化”的延续发展，具有无所谓、随遇而安、被动消极的人格特质，都源自于当代社会的生存压力。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佛系”对应的是低欲望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在“阶层”框架下，“佛系”隐藏的是青年个体对阶层跃迁的焦虑与生存困境的恐惧[6]；
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佛系”是一种人格价值的自我选择与升华，是一种无欲无求的心态。而“躺平”是青年一代面对高度竞争的“内卷”现状自我建构的“泄压阀，“躺平”并非“佛系”，不是不争，而是反对没有价值的无效内耗，是青年群体对身处的“996”工作模式、房贷、车贷、催婚、学历竞争等高压环境的“呐喊”式表达。“躺平”的价值取向在精神层面指向自我效能感低，在行为层面导向懒散、懈怠，不利于个人发展。此外，“躺平”也是一种情绪宣泄，有“破罐子破摔”的意味，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内心都毫无波澜，不闻不问，是个体压力突破承受临界值时对压力的一种极端式的消极对抗。“躺平”一词在网络一出现便迅速被青年群体转发使用，充分体现了青年一代面对压力的无奈。“内卷”与“躺平”的表达方式因为智媒的发展得以在青年群体中迅速传开并引发共鸣，体现了青年价值观的两种极端群体心态及价值取向。
(三)权威意识淡化，“泛娱乐化”倾向明显
主流价值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本质表达，对引领社会道德规范、维系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老师、长辈、行业领域专家是对青年进行主流价值观教育的传统权威，在青年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智媒时代全息化的信息交互为青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多样途径，削弱了青年群体对传统权威的认可与依赖。首先，在认知层面，青年的主体意识觉醒，具有一定的选择与判断力，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说教难以说服他们，他们认为即便是某个领域的权威，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其次，在行为层面青年的个性发展突出，勇于自我表达及质疑传统权威，新晋网红、意见领袖反而成为青年追捧、模仿的对象，传统权威的示弱“助长”了青年思想、话语、行为的“泛娱乐化”趋势。
“泛娱乐化”即“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7]，从本质上讲“泛娱乐化”是资本向多领域渗透的结果。在资本逻辑的运作下娱乐产业拓展至政治、社会、网络等多个领域，娱乐已经完全丧失“身心放松与愉悦”的本源目的，沦为资本驱动和利益追逐的手段与工具，并呈现“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8]，对青年价值观的塑造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智媒时代“万物皆媒”，各种裹挟在不同具体“娱乐”样态下的信息正在终日“愉悦着”广大青年人，成为制造“泛娱乐化”幻象的幕后推手。青年沉浸于智媒为其“量身定做”的刺激感官快感的娱乐化内容中，逐渐以“视觉实证”取代理性判断，难以意识到他们对世界整体的“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泛娱乐化”是各类社会思潮相互耦合、催生新型变体的温床[9]。娱乐化因其可视化的图像刺激、通俗易懂的信息符号、一味取媚迎合受众等传播特点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传播流行的方式。特别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西方“普世价值”、价值相对主义等带有去中心化价值倾向的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借助“娱乐”的伪装迷惑社会公众，混淆视听，造成青年价值观念混乱，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尤其是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尚未真正成熟的广大青年来讲，更是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出现因价值共识分歧而走向分裂的状态。
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可以使人产生新的感知习惯”[10]，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为人类生活秩序引进新的尺度。智媒时代，智能技术与媒体的深度融合彻底变革信息传播方式，智媒不仅是价值观念传播的工具，更是价值观念生成、引导的“主体”。一切价值倾向都能被智媒内在逻辑所塑造，传统状态下青年价值观认同生成的逻辑秩序逐渐被智媒的传播效应扰乱，给青年价值观引导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信息过载导致主流价值传播式微，削弱对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影响
智媒时代万物皆媒，互联网营造的虚拟方式使信息的生产及传播能力远远超过了社会成员接受与处理信息的能力。数字化生活的时空特性、虚拟性、自由性及开放性给信息过载提供了天然的环境，导致了数字化生存中的信息过载现象。
1.信息生产的瞬时性与无限性湮没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智媒时代，人们生活在承载数字化信息的网络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时间与空间对信息的束缚得以缓解。人人都可以将所见所闻上传至网络，信息瞬间就可以传递到任何地方，信息时间被 “压缩”，信息的“历时态”空前变短，这种瞬时性使得人们在上网的过程中随时都能接收新信息，网络场域像一个无底洞，人们可以一直浏览最新动态。同时网络场域具有“过去、现在及未来信息同在的信息属性”[11]，只需输入相关的关键词，人们就能够搜索到想要的信息的相关内容，并且其形式及来源多种多样，造成信息的涡轮式聚集。此外，以各种搞笑、戏谑等为主要形式存在的短视频可谓是非常繁多，这些视频的时长大都几十秒、一分钟，但其包含的信息量并非一定比长时段的视频所包含的信息量小。在数字化生活中，每天数百万的记录和分享个体生活的短视频在网络场域中生产与传播，成为一种视觉性的信息过载，关于主流价值推送的信息很容易被湮没在众多信息中。青年本身具有较强的猎奇心理，很容易被各种搞笑、戏谑、夸张的短视频或者主题吸引，这就会导致主流价值的传播效果甚微。
2.信息的碎片化与嵌入性潜移默化解构青年认知。现今网页、微博及微信等大都朝着精简方向发展,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个体的碎片化时间快速推送相关信息，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吸引个体眼球。无论是在上下班的路上，还是在排队吃饭、等车的时间，信息都恨不得榨干人们最后一点时间。此外，基于短、精、快的理念，信息呈现出小型化、简短化特点，在内容方面容易导致以偏概全、以点带面。与此同时，“商业逻辑和流量思维成为平台运作的主要价值取向，背后遵循的是以资本和利益为价值指标的资本逻辑”[12]。这就意味着信息并非单一的信息本身，而是嵌入了众多信息的复合体。诸如视频信息、文字信息及网页信息中大都带有各种广告信息，如果点开某一信息链接，会发现信息之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信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往往会不断被人 “夹带私货”，越传越离谱，直到偏离了信息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企图将他们的价值观渗入网络信息中，企图瓦解中国青年一代的思维方式，从“形式性嵌入”到“实质性嵌入”，青年在大量信息筛选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情绪焦虑、烦躁及认知负荷。一些社会思潮的涌入及频繁出现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解构青年认知，导致青年价值观“西化”。
(二)算法个性形成“信息茧房”，固化青年价值认知与偏好
智媒时代协同过滤算法在传播内容和受众的选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协同过滤算法的实质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聚类，势必倾向于推送同主题、同语境、同价值观等同质化信息，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用户“画像”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信息“喂食”[13]。对于青年人来讲，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是日常学习、工作、社交、购物的必需品，没有网络就失去了与社会联系的中介，所以青年“每日必网”“无网不欢”。这也意味着青年必然在网络留下大量的“足迹”，而这些“足迹”成为智媒精准描绘青年用户“画像”的依据。算法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效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生成关于青年用户偏好、习惯、立场、需求等等“高清画像”。智媒时代，信息传播内蕴资本逻辑和利益驱动，提高用户黏性成为信息推送的基本趋向。智媒结合青年“画像”有选择性、针对性地为青年用户处理海量信息并提供与其价值偏向相近的内容，以迎合、留住青年用户，青年用户对智媒推荐内容的照单全收行为会进一步加固信息传播线路。长此以往，个体会被桎梏于算法为其搭建的“信息茧房”中，所处的信息环境将会越来越闭塞，接触到的全是与自己价值观念、兴趣相近的同质信息。这不仅在无形之中窄化了青年视野、固化了用户的知识结构，而且如果青年用户原有价值观认知存在偏差，那么“茧房”内的回音室效应则会强化其现有认知，茧房壁垒也会自动过滤主流价值观宣传内容，割裂主流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供给，使得青年价值观有效引导难上加难。
(三)网络场域自由性解构信息权威性，造成青年价值取向迷茫与盲从
信息传播模式的变革使得信息流通呈现出高度的自由性，也引发了社会舆论结构变化及网络话语权的转移，冲击传统价值观宣传模式。智媒时代信息传受主体身份壁垒被打破，“传受合一”的信息传播模式已然取代“传播者本位”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从由上到下的线性传播过渡为多节点、去中心化、开放式的网状传播。每个个体都成为信息的接收者与传播者，个体的网络表达热情高涨，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前台行为”广泛上演，网络表达权力大大泛化。如此一来传统价值观引导所采用的权威性的倒金字塔式自上而下的传导模式受到冲击，一元话语中心被不断弱化消解，如果党和政府不加干涉，价值观引导话语权极有可能旁落。此外，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领袖争夺网络话语解释权，各种价值主体在网络场域这一价值熔炉中争相斗艳，为了抢夺流量不惜断章取义博人眼球，“充满反转剧情的舆论场让一切权威变得随意化和碎片化”[14]。由于青年时期人的身心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种缺乏逻辑理性与严格把关的话语氛围很容易使青年陷入价值虚无、偏听偏信的荒芜境地，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使得青年在网络场域丧失可依赖的“主心骨”，不同立场内容涌入头脑造成青年认知矛盾，导致青年价值取向出现迷茫与盲从。
(四)圈层文化隔阂“圈内”“圈外”，加速青年价值认同的群体激化
圈层化是青年群体网络交往的当下表征，不同层级圈层文化内蕴价值观念不同，可能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契合，也可能与主流价值观相悖，势必给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挑战。从圈层生成来看，技术的迭代升级助力青年寻求个性标识构建起各式文化圈层，技术赋权让“与相似的人连接”变得简捷可操作，算法、算力结合青年网络浏览信息可以帮助青年匹配与其有着相同趣缘的圈子，大大缩短了青年“入圈”的时间。“圈内”的“我们”往往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解读思维、行事原则，与“圈外”的“他们”界分清晰。“圈内”为成员提供归属感、认同感等良性体验，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形成“同频共振”的强关系圈，外来文化很难“入圈”。圈群表现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导致价值观教育介入困难，“圈内”价值观引导缺位，无法帮助“圈内”青年辨识错误思潮，纠正价值偏见。由于圈群内成员具有较近的心理距离，圈群内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在没有正确价值引导介入的情况下成员很可能因某个个体的错误主张而产生偏激行为。此外，“同义反复”式信息传播在巩固“圈内”团结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同群体间的交流难度。由于不同圈层的文化理念不同，当圈层间利益、观点产生冲突时圈层成员会积极维护圈内利益，甚至采用极端行为驳斥对方，圈群之战极易演变为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激化现象。
(一)政府主导：规范媒介传播的功利化倾向
要想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创造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有效规避智媒“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作为社会管理者与建设者，政府必须出面从宏观调适信息传播价值导向，加强对智媒平台的监管，防范商业和资本逻辑至上，切实做好“把关人”。一是从“顶层设计”层面完善智能媒体平台问责追责机制，加强对智媒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特别是提升法律法规建设的前瞻性和预判性，用法律制度规制算法分发，对于恶意操纵算法、夹带“私货”、崇洋媚外、传播虚假信息等不良行为严惩不贷。积极整顿圈层乱象，坚决抵制与主流价值观、公序良俗相悖的圈层文化，及时纠正推崇“国大法大不如哥哥大”的不良饭圈文化。二是主动抢占网络舆论阵地。智媒技术为用户搭建了虚实互融的网络空间，虚拟场域成为信息生成传播、个体表达观点的重要汇聚地。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喉舌”，应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引领舆论走向，坚持正确认知立场，不以流量为宗旨，主动进驻微博、抖音、B站、知乎、公众号等深受青年群体喜爱的客户端，在青年人的视界范围内对舆情事件进行深入追踪报道，及时通报虚假新闻，涤除虚假信息、娱乐八卦等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指数。
(二)内容为主：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内容供给
智媒时代，主流价值观传播应积极转变思维，进行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智媒场域信息传播规律为青年提供高质量内容供给。首先，在供给内容上凸显价值导向。高校、主流媒体、影视协会等身兼弘扬主流价值观重任的主体应在各自领域坚持价值导向。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堂的育人作用，不仅传授课本上的知识，更要及时回应青年关注的热点事件，帮助青年解决思想认知上的困惑。主流媒体、影视协会等应致力于满足社会成员的精神文化需求，结合青年心理特征面向青年群体打造高质量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在传承创新中培育担当历史之责的时代新人，不断提升青年主流价值观念的获得感。从供给形式上，可以创新主流价值观话语表达方式，由单一说教转向双向互动、多元表达。积极挖掘情感符号、图文符号、视频符号等符合青年情感需求的多模态话语表达，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主流价值观，以有情有理、绘声绘色的话语表达突破青年圈群壁垒，增强青年对主流价值观内容的接受度。如漫画家“乌合麒麟”就用直观的图文符号来传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其作品《伪神》《群体免疫》等鲜明尖锐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虚伪的一面，并在网络上迅速出圈，深刻地影响了青年群体的价值认知。
(三)平台“慎为”：探索数据收集与应用伦理的张力
智媒赋能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特别是对青年群体而言凭借一部智能手机可以解决吃、穿、住、行、学等一系列问题，青年在享受智媒红利的同时也逐渐陷入“信息茧房”与数据奴役之中。以伦理争议来全面否定智媒技术是片面的，更应该采取的措施是积极探索智媒技术的应用伦理。从观念层面来讲，智媒平台应以技术向善为追求，主动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管，创立“技术+人工”协同模式，在利用算法实现精准推送的同时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与批判性，在过程中实现对同质化内容的筛选。从应用层面来讲，智媒平台在搜集用户信息时应明确伦理界限与适用范围，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避免用户遭受智能技术的规训和绑架。随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断重叠，数据信息对个体生活施加的影响越来越凸显，青年已是生活在全景敞视的“监狱”之中。不同个体对自身行为数据曝光的敏感度不同，一旦将青年行为数据泄漏出去，不仅会给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机会，也会对青年个体心理产生压力。因此，平台在收集用户行为数据时要审慎把握“度”，坚守伦理规则，要主动引入数据加密技术、信息擦除技术等来保护用户隐私。
(四)主体自律：青年要不断提升智能媒体素养
青年价值观培育的落脚点是青年对接收到的主流价值观内容的内化与外化。因此，要想减小智媒传播对青年价值观引导的负面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从青年自身内在提升智能媒体素养。构筑坚不可摧的价值观。首先，应着力提升青年的媒介素养。青年只有明晰智媒的底层逻辑与运行原理以及平台背后可能存在的权力控制与价值裹挟，了解算法的权力属性，才能客观审视个性化算法推荐对自身的多维度影响，打破对智媒的迷思，进而有意识地抵抗算法推荐给价值认同带来的干扰。其次，应着力提高青年信息获取的自我意识，提升青年信息获取素养。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我身心状态及自身同客观世界关系的认知，是个体主体性、独立性与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提升青年信息获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提升青年对信息的敏感度及筛选能力。面对智媒时代五花八门的各类信息，青年唯有提高警惕，不随波逐流才能避免成为“乌合之众”；
也只有坚定正确的价值信仰，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辩证地看待网络场域的海量信息，才能提升自身对低俗肤浅信息的抵制力，主动远离和纠正智媒所造成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