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0-02-20
[基金项目]广西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广西工学院产业经济学学科》一期项目(桂学位(2009)9号)资助。
作者简介?演詹浩勇(1974-),男,广西南宁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杨毅(1977-),男,广西柳州人,广西工学院财经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
演近年来热烈讨论的人口红利,对我国来说更接近于一种“人口机会窗口”。它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提高储蓄率等渠道推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并非一定是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践证明,粗放式低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遇到严峻挑战。印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培养与积累人力资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值得中国参考。应深层次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优势,积累人力资本,走出一条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发展道路,真正分享人口红利。
?眼关键词?演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高新技术产业
?眼中图分类号?演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眼文章编号?演 1673-0461(2010)06-0014-06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词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讨的热点问题。一般地,人们通常把人口红利视为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的比重,相应地抚养比较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1]。人口红利主要是通过提高储蓄率来提高经济稳态水平及其增长率[2],或者通过社会财富快速积累,可有更多资本用于生产,资本劳动比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路径[3],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实证研究表明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2],是21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4]。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转变的时期和改革开放形成的良好制度环境相契合,因此可以很好地利用人口红利[1]。进而,中国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
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人口红利”并非是30年改革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事实,简单以抚养比为基础构造的“人口红利说”将带来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实质的错误解释[1]。具体而言,“人口红利说”存在四大误区,即人口机会窗口等同于人口红利,理论抚养比等同于实际抚养比,经济增长等同于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等同于劳动力短缺,这些误区对人们认识与有关决策产生了误导[6]。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7]。因为,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8][9][10][11],并非可持续[12]。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高失业率导致的不充分就业使中国面临着人口优势与其利用的矛盾[13]。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14]。为解决就业问题,中国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同时也需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15]。
同意后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即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的总负担系数较低,有利于增加全社会储蓄,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条件、机遇,准确地说只是打开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并不是实际上收获了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库兹涅茨把先行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和早期经济增长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主要已经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简单地强调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量”上的增加(或者说狭义上的经济增长),而忽视其对经济增长“质”上或结构上(或者说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会使我们走进严重的误区,使我们很难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而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抓住“人口机会窗口”开启,并且能够对人力资源加以充分利用的机遇,才可能使经济增长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真正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收获实实在在的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然而,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摆脱传统增长模式,只是粗放式、浅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令国内外经济学家难以理解的问题:过早地出现了内需不足、就业难、经济增长效益低下、对外依赖程度高同时抗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弱、资源和环境承受的压力巨大,等等。尤其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些问题集中凸显出来。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口红利的互动机制,及如何将人口机会窗口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研究还很少。在以下内容中,将首先探讨中国走传统经济增长道路所无法取得人口红利的内在机制,然后结合印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积极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的案例,为我国抓住人口红利机遇,收获人口大红利提出基本政策选择。
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无法获取人口红利的困境
由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尤其是对经济结构均衡发展及当代环境和条件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新中国成立后启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仍遵循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即先搞传统工业化,然后实现现代化。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把工业化理解为片面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传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的高投入,导致了在改革开放前重工业畸形发展、农业受到严重损害,服务业十分落后的状况。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就是改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关系。“九五”时期,提出了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2年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经济结构有所改善,高新技术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改变传统工业化依靠资源和资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找到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的办法,对既定政策落实得不够好。根据一项实证研究,1979年~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891%,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46%,明显偏低,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率高达90.54%。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2002年中后期,伴随着市场的强大需求和地方政府巨大的投资冲动,钢铁、建材、房地产等行业出现了20多年来的罕见高增长,进而推动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型化趋向越发明显。各省市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和趋势。甚至像经营IT产业最成功的深圳,以及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浙江这样的省市也准备转向重型工业发展[16]。这种发展方式,由于没有利用好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重要机遇,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没有将经济发展建立在人的基础上,不能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扬长避短地配置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低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正确配置资源的首要要求,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的状况扬长避短和发挥优势。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少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并能创造巨大需求的产业。但在“重型化”导向下,许多地方却集中物力财力去发展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这就造成了扬短避长,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二是没有以积累和发挥人力资本优势为主导,放松了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存在文化技术水平偏低的不足。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却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国际先进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劳动者受过较好的训练,也更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技人员并不少。但在向重工业倾斜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下,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却没得到发挥。相反,不少企业安于做简单加工,靠廉价的劳动力、紧缺的资源和资本投入赚钱,甚至做一些表面赚钱的陪本生意。据统计,我国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有。在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量占60%~90%。
三是浅层次地利用人力资源,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在传统观念重工轻商、把服务业看作“非生产性活动”的思想影响下以及向重工业倾斜政策的实际影响下,中国服务业比重历来偏低。尽管改革开放后有所好转,但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偏低。特别在近几年的重化工业浪潮中,服务业比重更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况。这种产业结构已严重影响着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特别是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建立在高素质人力资本基础上的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还没有出现。
四是由于对人口红利的不合理认识,没有采取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方式,反而增加了解决就业的难度。中国有很严峻的就业压力,除每年城市有1,0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还有1~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创造足够的新工作岗位以解决就业问题的任务十分沉重。然而,重化工业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很低;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我们没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忽视了科技和教育的作用,没有以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积累宝贵的人力资本,使得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同时,由于缺乏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现代经济部门和知识经济部门的发展,缺乏教育和培训的引导,在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人口大国居于主要位置的传统部门劳动力,迟迟无法成功转化为现代经济和知识经济部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只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部门就业;每年新增的数百万大学生就业也十分艰难,经济中长期充满着庞大的失业群体。同时,只要国际经济形势一发生不利于我国的变化(如本次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失业潮便如期而至。可在这样短期外部冲击到来的时候,政府的首要目标却往往只能是“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刺激经济增长,于是这种“倒逼”机制又使重化工业战略得以强化和延续。然后便是新的一轮循环: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部门难以发展,传统部门劳动力就无法有效转化为现代部门劳动力,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容易受外部冲击,失业问题凸显,再次加大投资力度,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循环中,就业问题将始终难以有效解决。
五是由上述这种发展方式所综合造成的水、土、煤、电、油AS、运等基本资源的高度紧张。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耕地、淡水、森林、石油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却把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使这些产品紧俏并价格上涨。
同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浪费严重,近年来全国每年浪费能源近4亿吨标准煤,“十五”能源消费增量超过前20年的总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2008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41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320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321万吨,持续在高位徘徊。而对于主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我国于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能源署(IEA)2006年的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58.1吨/百万美元,分别比世界和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高27.8%、41%。世界上1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6个。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我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居133位。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根本上摆脱低水平、低层次地粗放式利用人力资源的发展模式,切实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更无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
三、印度新型发展模式的启示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已发生了显著变化,转移到了依靠科技进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上来[16]。因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我们,以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变到深层次地利用“人口机会窗口”,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本,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上来。而且,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新增长模式,在发展中大国也有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例子,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坚持不懈发展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效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回顾
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初,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程十分相似,概括讲:两国工业化初期都仿效了前苏联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很快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双方都曾因过于追求发展重工业,而忽视或轻视了农业、轻工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并一度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两国工业化都依靠政府强有力干预,等等。在这个阶段,印度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5%上升到1991年的25%,建立起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机器设备自给率达90%,自我装备能力显著增强。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给印度经济带来不少问题。一是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根据“二五”计划,工矿业投资中重工业占84%,轻工业占16%。农业和轻工业滞后导致粮荒不断,轻工业品短缺。二是国营企业的设备和技术落后,粗放的外延投资,加上吃大锅饭的管理方式和国家统负盈亏,造成近半数国营企业亏损。1951至1980年的30年中,印度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3.5%。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经济进行了调整,但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框架,经济形势很严峻。
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以重点发展软件产业为契机,开始走上一条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重视科技教育、大力振兴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经济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轨道。印度软件行业的兴起有些意外。1978年,IBM由于无法接受在印度子公司中只能持有不超过40%股权的规定撤离了印度,IBM的离开使印度的1,200名员工被迫另谋生路,其中有许多员工成立了小型软件公司,为IBM以前的客户提供软件开发和维护服务,许多较小的硬件公司开始在印度扩大规模,使印度软件程序员可以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软件开发平台。印度软件业由此兴起。印度政府的其他政策也促使了软件行业的兴起,比如,对硬件实施严格的限制进口政策——政府许可要求、高关税以及获得外汇的控制——刺激了“软件代工”的出现,即印度公司派程序员到客户所在地提供现场服务,这种服务模式使得一些公司和客户建立了紧密联系,对软件行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86年,印度政府正式提出“要用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从此大力扶持软件行业的发展,并出台了《计算机软件出口、软件开发和培训政策》,这是印度政府开始重视与大力扶植软件产业的重大转折。这一战略使印度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跟上了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而支撑这一重大战略的正是对软件人才全方位的培养和开发:计算机教育从小抓起,高等教育培养出大批IT精英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将普通劳动者转化为高技术服务业的技术工人,坚持人才流动与选用的国际化,鼓励产学研结合,强化继续教育和再培训,等等。
1981到1982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首次翻番。这个时期,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出现了电脑普及高潮,印度向美国派出了大量技术人员,一边系统地学习美国的软件技术,一边为当地美国公司提供技术产品和劳动力,增加了印度软件企业在美国发展业务的机会。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公司开始大量雇用印度人才开发应用软件,印度软件外包迅速崛起,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海外出口软件及服务。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历届政府继续坚持以软件产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冷战结束后,美国实行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全球掀起了互联网普及高潮,对网络软件的需求急剧增加,印度又抓住了这个机会,不但继续向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输出软件人才和参与当地发展,还通过三个途径大力发展国内软件业:一是为跨国公司提供特殊的软件定制服务;二是通过合资经营企业在印度开办软件中心,培养国内软件人才;三是直接为西方公司的软件项目提供解决方案,通过网络把国内外的软件服务业务连成整体。从1988年到1991年,印度软件产业出口额再翻一番,达1.31亿美元。1996年,印度编制了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旨在使印度经济增长转向技术驱动模式,并最终使印度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
印度在促进软件业发展的过程中,采用了任务小组报告制的方法,先由企业或个人向政府提出发展设计,经过鉴定如有价值,便作为政府项目向社会报告公开列为国家新项目,一旦有企业接受该项目,就公开列为持续或进行中的项目;如果已经完成,就列为完成项目,报告结果则供企业界作业务参考。这极大改善了软件发展环境,大到营业额上百亿美元的跨国公司,小到个人开发者,在技术发明和项目承接机会方面一律平等,激发了全民性的软件技术竞争。并促使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软件出口国,软件产业也成为该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出口增长最快的产业,从而带动了服务业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分析表明,印度软件业产值与国内生产总值规模的相关系数高达0.98,拥有较高的GDP贡献率,不仅显著高于中国,也明显高于美国。1991年~1996年,印度软件业年增长率为53%。1980年其软件出口额仅为400万美元,2000年达到62亿美元,软件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50%。2005年,印度软件及服务出口收入达到234亿美元。
通过发展以软件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印度的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显著成就。1991年至2005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6%,同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91年~2004年,在GDP占比中,服务业从43.7%上升到51%,农业从30.93%下降至24.4%,工业从25.38%下降至24.6%。更重要的是,印度的新型工业化促进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2006年,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进步显著,在效率和创新因素方面十分突出。而且,印度提出要在2010年成为信息技术大国、生物技术大国。印度政府计划到“十五”计划结束时,科研经费达到GDP的2%;印度要在世界前沿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推进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第二代”绿色革命;改善教育设施,培养和留住尖子人才,教育开支要占GDP的6%,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科技水平。
(二) 对印度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
首先,印度新发展模式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密集型、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紧跟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趋势,直接在很高的层面上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同时,印度的发展贯彻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004年,《环球企业家》刊登以“印度象何以能跳舞?”为标题的文章——“用创新制胜未来,这虽然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陈腔滥调。而印度似乎已经真正搭上了这班快车,它甚至可能成为首个以知识而不是自然资源和简单体力劳动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快速发展并未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注重教育的公平原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基本上做到免费或低费。印度的英语、科技与软件人才多,排在日本、英国等国之前,其知识分子数量之多让世界感到吃惊。
其次,印度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过渡和升级衔接得很好,使第三产业自始至终处于良性发展状态。有学者根据有关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对印度三次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印度的第三产业无论从时间序列分析还是横截面分析,其产值所占比重和就业所占比重都是上升的。这说明,第三产业不仅具有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同时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大的。
第三,也是最给人以启示的是,印度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先导,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打破了没有工业的发展、服务业就发展不起来的传统规律。印度在发展以软件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大国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经济发展的老路走,而应抓住信息时代的机遇,直接培养和积累人力资本,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成长相比,印度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展还比较滞后,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影响了就业,也容易出现产业断层和两极分化。这种不均衡发展在大国的经济发展中应注意避免。事实上,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可以更好地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两者可以协调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丰富的人力资源。印度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计划[17]。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好“人口机遇窗口期”,获取人口大红利。印度的案例给人深刻的启示。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许多有利条件:我们处于人类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具有后发优势;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已经提出并正贯彻落实;我们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制造业及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在沿海开放地区也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本次金融危机也使我们获得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新取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难得历史机遇。因此,中国应该也可以实行跨越式发展模式:即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重点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培养人才,引进、开发技术,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通过它迅速增殖,并在国际分工系统的高端参与国际交换和竞争,积累资本和技术;另一方面,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积极吸收传统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使其完全融入现代产业部门体系,为工业化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找到妥善的出路[18]。具体地说:
(一) 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和基础保障,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专业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为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保险、信息技术、研发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增人才供给;增加科技基础领域和科技创新公共平台的投入,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真正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与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大力扶持科技和知识服务型中小企业发展。由此,以科教为先导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并以知识经济和新兴产业部门为依托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
(二) 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产业,努力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就业,将其转化为合格的现代产业部门劳动力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时,还必须针对我国经济和劳动力二元结构的特征,积极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面向生产的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并延伸制造业产业链,通过这一中间环节产业的发展,大力吸收教育程度和综合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传统部门劳动力就业,逐步将传统产业部门劳动力转化为完全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劳动力。为此,一是充分重视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建立覆盖全国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重点强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实用技能、市场经济知识等教育培训;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特色职业教育以及面向普通劳动力市场的高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增强其主动就业的能力和就业的知识含量;三是构造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劳动力顺畅流转的制度基础,完善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障体系,使传统部门劳动力在现代产业部门中扎稳脚跟。这样在创造更高生产率的基础上,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收入将持续提高,从而为知识经济和现代产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打开广阔的国内市场,启动期待已久的内需,降低对外依赖度,增强我国经济抗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持续带动就业增长。那么,真正使经济和人民受益的人口红利便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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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Zhan Haoyong 1 ,Yang Yi2
(1.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2.Financial&Economic Department ,Gu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iuzhou 545006,China)
Abstract: Instead of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 China has been adopting a traditionally heavy & chemical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over a long period. Such strategy faces a serious challenge right now. India’s experience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since mid 1980s indicates that a big country can adopt a leap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ch is led by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of high & new tech industry. Thus, demographic dividend can be really achieved.
Key words:demographic dividend;demographic opportunity window;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hi-tech industries
(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