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贸发会议近期进行的 “世界投资前景调查”表明，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是中国和印度。应该说，这一结果在预料之中。印度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国情相类似的大国，于1991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鼓励政策不断增加，因此，在几年前一些专家就预期到，印度将步中国后尘，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目标。于是，对中印FDI比较的研究在近几年也成为理论界热点问题之一。从现有文献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印利用FDI的规模、结构、法律法规；中印利用FDI的绩效；印度是否会对中国吸引外资构成威胁等方面。总体而言，对中印利用外资的比较侧重于其差异，而对其在利用外资中共同面临的问题缺少分析和研究。实际上，中印作为两个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十分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各国竞相采用投资激励政策来吸引外资、甚至导致“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策略的背景下，其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而随着我国利用外资的目标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印度在吸引FDI方面与中国的竞争将不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如何看待两个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在吸引外资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笔者的研究即立足于此。
中印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却十分相似，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FDI与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印度长期以来制造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服务业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强，目前制造业在印度国内总产值中仅占17%，而中国这个比重为35%，泰国为34%，马来西亚为31%，印尼为25%； 2003-2004年度，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2%。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的发展模式，可推动服务业出口，减少对资源的需求量，减轻污染环境的压力，但印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更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所以印度这种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印度所实行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劳动力总数中，就业人数34336万人，失业人数3485万人，失业率为9.21%，印度就业问题恶化是因为信息技术业排斥了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因此，为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而印度则应大力发展工业。但从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1998－2005年期间中国平均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尤其是集中于制造业。从表1 可以看出，1998－2005年期间第二产业吸收的FDI占FDI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2.73%，其中制造业吸收的FDI占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平均高达89.55%。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5.58%，与中国广阔的服务业市场相比，与全球FDI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相比，外资在中国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偏小。而且，外商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于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高达43.67%。此外，外商在中国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整体的 1-2%左右（见表1）。从印度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多年来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不多。以2006－2007年财政年度为例， 这一年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有47.49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占印度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20%，而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相对较少（见表2）。虽然服务业和科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的落后也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代替制造业、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印度FDI的流入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中印吸收的FDI不仅没有起到优化其产业结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二、中印两国吸收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中国和印度幅员辽阔，但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差异使得两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此相对应，外商在两国投资的地区分布也很不均衡。外商在中印两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在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带和经济发达城市，内地和乡村所引进的外资极少，下面对外商在中、印两国的投资区位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三个区域。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截止2006年底，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投资金额为5383.7亿美元，占其投资总额的86.50%；而中、西部地区占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但外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偏低，其比重尚不足15%（见表3）。
印度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各地区经济水平相差较大。同时，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邦联色彩的大国，各个邦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外商对印度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据2000~2003年有关报告指出，南部安得拉邦、德里、卡纳塔克、马哈拉施持拉和米尔纳德是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五个州。外资在这5个州的投资总额基本达到印度吸引外资总额的60%~70%。其中，马哈拉施持拉邦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更宽松的外资引入政策，该地区吸引外商力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世界银行2002年印度投资环境报告中也将马哈拉施持拉和古吉拉特地区列为印度最佳投资环境的前两位；而喀拉拉、西孟加拉和北方邦三地投资环境最差，这三个地区吸引外资程度也不理想。 显然，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印两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都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而这会进一步加大两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加剧两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
三、中印两国吸收的FDI质量不高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一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外资偏重于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如港澳台的外资则偏重于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来源地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毛里求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港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我国一般把它们称为“假外资”。从中印两国FDI的主要来源地来看，其引资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吸收的FDI技术水平不高（见表4，表5）。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比较集中，亚洲十国(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为我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区,部分自由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对华投资也占一定比例，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在20％以下；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所以来自毛里求斯的FDI资金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来源于华人经济圈的中国FDI资金极为相似,同样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1991年8月至2005年12月,来源于毛里求斯的FDI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37.25％，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日本、荷兰、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其比重尚不到40％。而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0%以上，但中印两国吸引的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远远低于这一世界平均水平，中印吸引外资的质量不高。
四、吸收FDI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
虽然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两国在大量引进外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本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反而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以中国大量吸收的制造业FDI为例，虽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量虽然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近30%，但其中由外资企业控制其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到85%的比重，其技术依赖性十分明显。二是外商在与中国合资的同时，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许多己有的民族品牌消失，民族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三是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外围”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
从印度来看，虽然印度在软件业这样一个高科技产业吸引的外资很多，印度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但印度在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软件外包，软件外包大国并不等于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外包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外包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由于没有生产环节，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是一种“软件代工业”。由于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印度软件业只是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海外业务分流，仍处于软件产业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软件产业链或核心技术。虽然近年来外包软件的技术含量有所上升，知识外包产业逐渐兴起，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一直严重制约印度软件企业大发展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软件外包业务，不仅仅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更麻烦的是印度软件业失去了控制权和对软件产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形成了对外资技术的严重依赖，这对印度软件业的将来良性发展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五、FDI转嫁环境污染
在投资东道国没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会使高资源投入、高污染型产业通过跨国投资形成国际间的转移，跨国公司为谋取暴利往往会把一些易于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印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据外经贸部统计，1991 年仅港澳台对大陆投资的 10614 个项目中，高污染企业就达 2378 家，投资金额为 20.96 亿美元，这些高污染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化工（油漆、农药、清洗剂、油墨、燃料）、印刷、制革、电镀、造纸、电池、化妆品、制药、制鞋，以及五金矿产、能源等行业中，其至还包括一些肥料进口加工业。另据资料，仅 1992 年一年，转移到中国的可能直接导致臭氧层耗减的投资项目金额就达 10.14 亿美元，涉及外资企业 1148 家。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实行国民待遇和注重对当地环境保护问题，但我国引进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数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污染密集型企业产值占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的比值指标仍为 1/3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破坏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其污染的治理很多情况下还需要中国政府承担。印度的情况也不例外。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流量不大，但外资的流入也给印度环境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据统计，1990年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印度外商直接投资输入存量的比重达33.6%；到1996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达到28.5%。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恶化了印度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展望未来，将是中印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继续参与中印经济建设与合作的机遇期。中印对外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进入中印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而避免其消极影响，是中印在今后利用外资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印新领域的开放和新投资方式的采取，也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调整，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 ，2007年.
[2]赵建军，《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李文华，《中印利用FDI的比较及经济效应分析》，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年第15期.
[4]孙培钧、华碧云，《印度当前经济形势与面临的问题》，《南亚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