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概况
国内研究软件产业的最新专著是《软件产业理论与，实践》，也是国内第一部和目前惟一一部关于软件产业的学术研究专著。该著作首次在国内研究和提出了区域软件系统结构模型，提出了发展战略的结构化分析方法。国内另两部与软件业有关的文献分别是《让电脑插上翅膀：中国软件业的成长》和《上海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前者主要以国内部分较有影响的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为背景，较为客观地描述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实力；后者对上海软件产业进行了多维透视。国内有关软件产业的研究论文情况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994—1997年中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对软件产业的研究较为薄弱。1998—2000年文献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这主要缘于国际上软件产业的蓬勃兴起，尤其是像印度、爱尔兰、巴西这样的国家在软件产业领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产业界对软件产业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自2001年开始，中国对软件产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这与2000年6月国务院颁布实施《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和在“十五”规划中将软件产业列为国家战略性产业优先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研究中的主要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软件产业落后的状况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和政府政策的评述、建议，以及将美国、印度、爱尔兰、以色列、韩国等国家的软件产业发展特点、政策支持手段、人才培养状况等介绍到中国来，或与中国国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这类评述和分析指出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差距和弱点，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例如，解决软件企业融资渠道问题、打击软件盗版问题、解决软件人才外流问题等等。
国内一些软件专家在研究中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看法，主要观点有：应加强软件科学技术核心软件；注和核心技术的研究，并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软件的演化特性，以便于在研发过程中提高生产效率，积累软件开发的经验；在开发的同时，应重视软件的应用，并根据我国的条件摸索出一条合适自己的道路；在应用国外软件时，要考虑产品的差异和不适应性，因此，积极开发中国自己的CAD／CAM产品非常必要；从现代软件企业的产品管理机制入手，提高中国软件产业的产品管理水牛；中国的软件技术应该走引进、吸收、消化、创新之路。许多国外软件开发商则建议国内同行围绕现有硬件和操作系统平台，大力开发应用软件和工具软件。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研究，更侧重于强调中国具有的比较优势对软件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口向，例如，应大力发展我国的应用软件，理由是我国在应用软件领域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尤其在行业应用软件方面，我国有国外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因为我们熟悉本国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因此，应立足行业作好应用软件。
近两年，国内有学者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软件产业的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类研究多从网络的外部性原理出发，通过具体实例，探讨软件产业的后发竞争者在网络的外部性规则影响下产生的市场进入壁垒问题。
三、研究中存在的误区
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对国外软件产业的研究，大多聚焦印度(见表1)，其次是美国和爱尔兰，对日本软件产业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是比较薄弱的领域。然而，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印度政府在软件产业不同领域的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例如，在产业进入和生产能力的控制手段方面，印度政府采取完全自由化的政策；在为产业发展进口软件和出口鼓励方面有一定的控制；在筹措资金、营销帮助等方面则基本上实施完全的控制。因此，在试图理解印度政府软件产业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时，必须关注某一特殊的政策领域，而不能将政策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这对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政府政策的制订有借鉴意义。
尽管对日本软件产业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足够的重视，但应该指出，日本的软件产业总额仅次于美国，远远高于印度和爱尔兰，更重要的是日本与印度和爱尔兰的软件产业定位截然不同。这说明中国在软件产业研究方面存在着对软件大国和软件强国认识上的误区。无论是印度还是爱尔兰，软件产业发展的总体模式是服务型的，得到的只是廉价的人力资源回报，很难形成自己的软件品牌产品，也未能从软件边际成本为零所产生的产业规模经济效应中得到任何的好处，它们只是软件大国而非软件强国。而日本走的是一条注重国内传统产业信息化程度提升的软件产品Tf-化的生产管理道路，对此，美国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日本软件产品生产与本国的对比研究，并得出在软件产品的工程化生产方面和某些产品领域已超过美国的结论。世界范围内10个最大的软件公司有6个是美国公司(1BM，Microsoft，Computer Associates，Novell，Lotus，NEC)、3个是日本公司(富士通、日本电气公司和日立公司)、1个是欧洲的公司(Germany’sSiemens Nix—dorf)，这说明日本软件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作为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独立的中国，软件发展真正的政策目标是追求成为软件强国，而决非仅仅是软件大国。因此，对日本软件产业的研究应该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视。
四、有关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主要争议
目前，有关中国软件产业发展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软件产业市场导向问题，即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出口为主；二是中国软件产业产品导向问题，即以应用软件为主，以软件服务为主，还是将核心软件研发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1．中国软件产业市场导向问题
倾向于中国软件产业出口导向所持的理由主要有：印度的软件开发成本约为美国相应软件开发成本的1／2，而我国的开发费用又约为印度相应费用的1／2，美国硅谷现有近3万处于各个领域的、掌握高新技术的海外中国留学人员，而且他们之中已有许多人在各大公司掌握着核心的技术。这一优势表明，我国的软件出口业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据此认为，在国内设立软件出口基地，并在海外设立市场与主要设计基地，将海外留学生的技术和市场优势与国内人力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将是我国软件产业腾飞的突破口和出发点。中国软件企业在日本的口碑非常好，我们要以日本市场为切入点，进军海外的软件市场。立足国内市场是我们的目的，发展软件外包是要使我们自己能够活下去，中国企业如果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将来在国内市场上也会失去现有的份额，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美国和欧洲各国都存在人才紧缺问题，都有软件出口外包的需要，而中国具有人才资源优势。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软件业实际上同印度很不一样，印度软件业的主体是接外国订单，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国内市场不大。可是中国有巨大的国民经济规模和国内市场，软件业不光对自身也对其他产业产生极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把这条潜在的产业链接起来，并计算出一个相互影响的产业模型，软件业的重要性才会真正被意识到。从这个意义上讲，软件出口值只会占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必刻意去模仿印度模式。“印度模式”存在明显弱点：软件产业人均产值很低，市场不稳定，利润随竞争加剧而大幅降低，很难建立自主完整的软件体系。因而，中国软件产业不能“克隆”印度模式，反而应在整体上赶超印度，中国在2000年IT产业产值已超过1万亿元，内需市场规模是印度的10倍，中国除了鼓励软件出口外，更应关注国内市场。
2．中国软件产业产品导向问题
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应以发展应用软件为主，还有学者更加注重中国有自主版权的核心软件技术的突破。
强调应用软件为主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定制软件和垂直应用软件市场上，是以中国软件企业为主导，因此，中国的软件企业应在这个领域里发挥更大的优势，建立企业的比较优势；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和支持应用软件的发展。理由是，我们有可能走出一条ODM之路。印度没有，印度只能做OEM。中国的金融和电信行业发展迅速，完全可以产生很好的ODM产品。
强调核心软件技术研发的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曾提出放弃系统软件的开发，集中于应用软件，但从近些年的实践看，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中国就谈不上有自主的软件产业，整个信息产业也就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沙滩上。在我国发展自主操作系统意义重大：(1)有助于加强我国的信息安全；(2)关系到软件产业以至于整个信息产业的利润；(3)关系到应用软件开发的主动权。此外，国际上开放源代码的潮流给我们开发自主操作系统、系统软件，甚至公共应用平台都提供了良好契机。
强调应用软件和核心软件技术并举的学者认为，国内市场会越做越好，印度和爱尔兰的成功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而随着我国软件人才培养速度的加快，我们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面对国际市场，我们同样具有发展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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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经管学院 浙江杭州3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