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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又作“鸱”，或称鸱鹗、鸱枭，俗称猫头鹰，是自然界常见的一种昼伏夜出的猛禽。它面盘圆形似猫，眼大而亮，喙、爪弯而锐利，飞行无声，因此在人类眼中充满了神秘感。枭在我国的形象演化，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吉祥、神圣的动物发展为“不孝”“不祥”之恶鸟的渐变过程。
枭在周代之前，被视为神圣之鸟，地位崇高，是一种信仰崇拜甚至族群图腾的存在。考古发现的枭形艺术品最早见于仰韶文化时期。陕西省华县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枭鼎（图1），高36厘米，整体造型为一只蹲踞的枭，两只圆圆的大眼，炯炯有神，尖尖的嘴巴向下弯成钩形，显得非常犀利，身体丰满结实，肌肉隆起，显得无比威猛。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陶塑鸟头，双目又圆又大且深深凹入，左右并列，似乎也表现为枭。辽宁朝阳市牛河粱村的红山文化玉枭，甘肃、青海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枭面陶罐，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的陶枭塑像等，都体现了原始社会对枭的普遍崇拜和宗教信仰。
但此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以至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时期）因考古发掘的资料不足而情况不详。到了商代中晚期（殷墟文化时期），枭类题材盛行并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其表现形式既有立体的雕塑，也有镂刻的纹饰，既有具象写实，也有简约抽象，其质地有陶器、石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在装饰与雕塑手法上体现了美观与实用相融合的纯熟的工艺技巧。如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枭形铜尊（图2），姿态生动，工艺精湛，反映了庄严狞厉的审美倾向和强烈浓厚的宗教色彩。殷墟妇好墓还出土了多件玉枭或枭形玉器，它们的造型、雕法、纹样精致，均为装饰品。
三门峡市上村岭虢仲墓出土的玉枭（图3）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枭造型上相类似。这尊玉枭为和田青玉质，呈圆柱体，采用阴线圆雕技法，雕刻出枭头、眼、耳、爪、尾。枭身为素面，高5.8厘米，做站立状，因受沁而呈土黄色或黑褐色。双角卷曲贴身，形成耳廓，圆眼，双目外凸;不同于大多数玉枭的钩喙，它是尖喙向前突出。特别是其采用了俏色的手法，借用玉材本身的黑色，刻画出鸟喙的特点。双翼宽大并拢，尾巴下垂，两足粗短，翼的下端与足平齐，和双足一起形成四个着地点，增加了器物本身的稳定性。这尊玉枭造型匠心独具，手法巧夺天工，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商玉精品。据《逸周书·世俘解》记载，“辛亥，荐俘殷王鼎”，“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可知这件商代玉器能够随葬在周代虢国国君虢仲的墓葬里，应是周人灭商的战利品。
殷商敬枭尚枭，制作的枭形器物多被作为具有祭祀礼仪功能的礼器和祭器，是因商人祖神合一的观念，相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认为枭既是可复活再生的神鸟，也是祖先的化身。刘敦愿先生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枭类题材研究》一文中认为，枭在中国上古时代特别是商代备受尊崇， “是奴隶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崇尚勇武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所决定的，是原始社会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崇拜以加强神权统治的产物”。枭是猛禽中的夜禽，既与兵、刑之事相联系，是性情凶猛和战争胜利的象征，又是夜神和梦神的象征，能保护“长夜”安全。“长夜”不仅指夜间，也常以其比拟身后，故而商代较高级别的墓葬中，往往会有枭尊和枭卣的出现，以发挥镇墓的作用，后世也延续了这一习俗。
西周初期，枭类题材的艺术品数量仍然众多，其制作风格也大致承袭商代晚期。但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商周两族宗教风俗的差异，特别是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解放，枭不再被盲目崇拜，枭类题材的艺术品数量急剧减少，尤其是青铜器，枭形器与枭纹基本绝迹。而鸱枭信仰的中断和失传，造成了对枭新的误解和成见。《诗经·豳风·鸱鹗》是目前所见最早描述“鸱鹗”形象的文献资料，其诗日“鸱鹗鸱鹗，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奠定了鸱枭恶名的基础。《诗经·大雅·瞻印》将鸱枭恶鸟的形象进一步强化，并在之后作为与周人崇拜的凤鸟相对立的形象出现。常庆林和孙新周等学者提出，鸱枭形象的转变，是商周革命导致的意識形态的结果。周文化长期打压和改造枭的文化含义，致使备受殷商民族尊崇的神鸟枭堕落为被人憎恶与害怕的恶鸟。逯宏先生也认为，“商周易代造成了殷商族群的集体失语，玄鸟神话被异族周人有意或无意地误读”。战国时期，鸱枭的文化含义渐衰并走向反面形象。到了秦汉时期，枭形器彻底从商代礼器转变为明器。
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忠孝是当时人们奉行的重要准则。《汉书·郊祀志》引孟康日：“枭，鸟名，食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读“枭”字为“不孝鸟也”。《汉宫仪》云：“夏至赐百官枭羹，欲绝其类也。夏至微阴，始起育万物，枭害其母，故以此日杀之。”鸱枭与儒家伦理“百善孝为先”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相悖，进而“丑化”其为贪婪、不洁、不孝的禽鸟。贾谊《吊屈原赋》云：“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蹿兮，鸱鹗翱翔。”也可以看出汉人尊凤贬枭、枭凤对立的文化意识。因此，汉代视性情暴戾、昼伏夜出的枭为“死神”“夜神”，寓示阴间现象，更绘画于帛、砖、漆棺等之上，或制作枭形器，以发挥镇墓避邪、守卫墓主灵魂之用。如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帛画与漆棺上绘有鸱枭;郑州新通桥西汉晚期空心画像砖上也见有枭的图像。三门峡出土的一件汉代绿釉陶枭尊（图4），通高26厘米，平底，泥质红陶，通体大部分施绿釉，眼、耳、喙、腿等部位饰黄褐色釉。蹲式鸱枭形，头顶两立耳间有圆口，两眼圆睁，尖钩喙，竖尖耳，似在警戒，翅、尾紧贴于体自然下垂于地，两翅突出，羽纹用阴线刻出，造型栩栩如生，也反映了汉代以枭随葬的独特葬俗。
汉代以后，人们对鸱枭的恐惧与厌恶有增无减。北齐刘昼《刘子新论》云：“炎州有鸟，其名曰枭。妪伏其子，百日而长。羽翼既成，食母而飞。”韩愈《永贞行》曰：“狐鸣枭噪争署置……怪鸟鸣唤令人憎。”《宋史·五行志》中记载了刘豫后苑内因常有鸱枭呜叫，便专门找人捕捉，“获一枭者，于钱五千”。《太平广记》中更是在鸱枭食母不孝、传报凶信的基础上描写其“好食人爪甲”“好与婴儿作崇”。
史前源远流长的鸱枭崇拜，在经历了商周以后的失传与误读到汉代基本奠定了鸱枭为不祥之兆的文化内涵。直到今天，鸱枭仍被人们视为不祥之鸟。但鸱枭不仅是自然界的捕鼠能手，自古也象征着胜利和勇猛。《诗经·鲁颂·泮水》中记述鲁僖公平定淮夷后的献俘祝捷“翩彼飞鹗，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慑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古代六博中以“枭”为首领，以“得枭”表示胜利。西汉时期的“枭骑都尉”以及后来的“枭骑”“枭帅”“枭雄”等词汇的沿用，也都是“枭”威猛、强悍等古意的延续。相信未来通过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能够为鸱枭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