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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与中华体育道德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23-06-17 10:25:05 点击:

    一 、中华体育道德的核心是道德人本主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道德人本主义倾向,主张“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在“三才”中,“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这灵”。在宇宙中居于核心地位,这种道德人本主义正是中华体育道德的核心内容,鲜明地表现着“身心性性命之学”的特征。中华体育作为人生命体的自觉教育活动和特殊实践行为是古代文明的构成要素。它起自奴隶社会、夏、商、周三代产生了学校教育,也就有了对军队和民众进行身体训练的体育。“夏学曰‘校’,教民之义也”;商学曰‘序’,习射之义也;周代的学校叫“痒”,教育对象是贵族子弟,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们,在创办“私学”讲学布道中,都赋予体育以积极的文化内涵。

    二、 中华体育道德的宗旨是塑造理想而健全的人格

    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尽管学派林立、学说各异,但主张塑造理想而健全的人格却是共同点,对理想人格听阐述又无不包含着体育。比如,孔子认为理想人格的塑造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精通射、御等体育技艺看成理想人格塑造的必备要素,荀子认为塑造理想人格不能离开其固有的自然本性,如果“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王充认为:“五脏不伤,则人智慧;五脏有病,则人荒忽;荒忽则愚痴矣。”蔡元培则明确指出:“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有,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

    三、中华体育道德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孔子追求一生,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后世儒家将其发展成一套“大同世界”的理想,具体实践途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我国传统体育的兴衰,直接展示了这样的价值取向。比如,西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模式比较稳国,出现了“文景之治”,在思想文化上则“罢黜百爱,独尊儒术”,使儒学这一“身心性命之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促进社会稳定的同时,大大推动了体育的发展,使骑射、角抵、刀枪术等军事体育很发达,蹋鞠、击鞠在贵族了弟中盛行,秋千、爬竿、柔术、剑舞等为民间所喜闻乐见。两晋南弱朝唐末至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们便把希望衬托于天国和来世,兴起了道学和佛学,使体育沧落为或斗鸡走狗、投壶嬉戏,或炼丹采药、禁欲静养,幻想成仙成佛之境地。为了挽救封建伦常败二泊理论危机,把唐末至五代以来佛、道的养性修身引向“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独尊儒学正统,而产生了宋明理学,它继承了先秦儒学重生轻死的思想,主张人道与天道并列,天地万物与我一体,推动了我国传统体育的复苏,尤其是武术、气功等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四、 中华体育道德的理想境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健大秩序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哲学的基本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引导人的行为实现“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展开过充分讨论,揭示了体育道德追求的理想境界。唯物主义哲学坚持从“元气”论出发,把整个宇宙秩序看作气化流行,人居其中谋求与天地的气化流行成为和谐整体。在天地人的关系中,天地是客体,人是主体,是天地的核心,天地如果无“人”则无生意,无理性,无道德。人生活在天地中不能采取消极态度,而应自强不息,以身心的全面发展去适应和体现宇宙的大化流行。理学家张载讲的一段“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中遗人”,正是精辟地表述了中华体育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中华体育道德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由理论几实践转化的环节上,表现了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一是受到了儒家“五伦”思想的消极影响。儒学主张把人的身体教育和训练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实现人身心的全面发展,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道德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的这种道德理想和主体性只是在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人一旦进入现实社会生活,便被限定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中,依照宗法等级来表现身份、发挥作用。二是受到了宗教消极思想的干扰。中华体育道德作为一种“身心性命之学”,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过道教和佛教消极思想的干扰。道教强调人生命的“永生”,主张“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气、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并从这里演变出“长生不死”,“肉体飞升”、“一气化三清”等观念。佛教 宣扬人生命的“永灭”,认为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有生”,只有超脱轮回,神与形离,使精神永归寂灭。才能脱离“苦海”。这些观念从两个极端把人的“修身”、“养性”引入了宗教消极思想的岐途,否认了人的身体教育和训练的社会意义和主体性价值,对中华体育道德的发展和传统体育的演变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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