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世纪初那样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大混乱的年代,杨匏安以超人的前瞻性,预测到中国将来的社会必将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好社会,为此他热情澎湃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南杨北李” [1]的称号。
关键词:杨匏安;马克思主义;南杨北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008—02
杨匏安自接触马克思主义始,就钟情于马克思主义。在八种社会主义当中杨匏安唯一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2] 杨匏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
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作为共产党人的杨匏安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的阶级进行细致的划分,但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浅说》中都较早的解释了阶级的定义,并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大对立阶级。他认为,“所谓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一方是有资本或土地等生产的手段的人,统称有产阶级;一方是受压迫掠夺的人,统称无产阶级。” [2]
既然有阶级就必然存在阶级斗争,因为有阶级就有阶级压迫。杨匏安指出:“阶级竞争说,是和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对于阶级斗争的原因杨匏安分析指出有三点:
第一,“有产阶级的存在,已经不适合现在社会了。”杨匏安认为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和封建地主也可以让农奴变作公民,让小资产家变成大绅商。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要他们“沉沦到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他们竞作无以自存的贫民,贫困的发展,比人口和财富还快。”所以“有产阶级,已不配再当社会的权力阶级”,“社会已不能在有产阶级底下生存了”[2]。
第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弊端。在杨匏安的文章里可以找到三点:(1)“资本家掠夺生产结果的制度,酿成人与机械的竞争。”[2] 在资本主义社会机械的发明和发展让许多行业由原来的手工操作变成了机器生产,因此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而资本家用机器代替了产业工人获得了更多的利润;(2)近世生产事业“使贫富悬隔”。在此笔者认为杨匏安说的应该是贫富悬殊扩大,因为在农奴和封建社会便存在贫富悬殊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贫富悬殊更大;(3)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不调和和罪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产业工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种矛盾一直要持续到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为止。杨匏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必然酿成“一方肆其压服掠夺,而另一方则受压服掠夺者也” [2] 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暴露无遗也。
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笔者在前面已经做了论述。杨匏安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出结论:“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在社会生产方法当中,就是采对敌形式的最后的。所以阶级竞争,也跟着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了。”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无资产阶级,无阶级斗争的美好社会,这是人们应该努力去追求的。
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杨匏安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所谓唯物的史观论,盖由实在一元论而生之历史自然科学的观察,更传以革命色彩者也。” [2] 一元指的是世界是由一种东西构成的,那就是物质。具体的物体比如桌子、椅子、电视我们可以看见,但这些是实体而不是物质。物质是不能看见不能摸到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他是对实体共性的总结。这驳斥了西方的一元论即世界是由意识构成的。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意识派,无产阶级是物质派。既然物资决定意识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在文章中杨匏安通过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社会法律和道德,从而得出两个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两个要点。
1.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法律和道德
杨匏安认为研究法律的变动史和道德的变化史就是在研究经济社会的变动史。他指出法律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即自然法时期“这个时期,只有自然法,并没有人为法来做支配”;人为法时期,出现人为法是因为“那狡诈强暴的人”,“为着保护他们的权利起见,所以制定人为的法律”;人权法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者“觉悟自己的人格,并且甘心做工,来维持他们独立的生活”。因此“不得不用保障人权来做内容”;社会的生存权法时期,这个时期“生产手段更加扩大,非用经济上的协助方法来做补救不可。”[2] 同样他也指出人类的道德变化也分四个时期即无人为道德时期,在原始社会人类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他们“纯是放乎自然的”这一时期没有人为道德只有自然法则;屈伏道德时期,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社会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阶级“那狡诈强暴的人,仗着他的势力,立为一种绝对服从的道德”强迫奴隶为他们劳动,为他们生产;个人独立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那强制的势力不能完全有效”[2]。因此这个时期的道德以发展独立的人格为内容;合力互助时期,这一时期“是合力互助的,是有社会的性质的。”[2]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对此问题的分析推导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个要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杨匏安指出“这种关系,就是相应于这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就是社会真实的基础构造。”由此杨匏安认为,凡社会上的法律、政治和一切精神“都建筑在这个基础的上面”,而这个基础就是指的经济基础;关于第二个要点杨匏安认为,“所谓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之而变动。”这里的“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与布帛粟米无异,亦人类依生产力而产出者也。”由此得出结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仅如此,杨匏安还指出,生产关系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即生产关系可以“助长生产力的发展”亦可“不能为之助长,势必加之以束缚妨碍矣。”杨匏安认为,生产关系虽可以约束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力会继续向前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社会组织崩坏不可,是则社会革命也”。
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杨匏安在《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中用了一个例子来解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和剩余价值产生的整个过程,他说:“如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之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2]这里的“赢余价值”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经过仔细分析,杨匏安指出资本家因为追求剩余价值而导致了三个后果:
第一,导致了经济危机。杨匏安认为资本家一方面尽力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延长工时,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由此导致“生产太骤,货物未能流通,于是有经济恐慌,市场停滞之现象”[2],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危机;第二,扩大了贫富悬殊和失业率。在谈到阶级斗争时,杨匏安指出:“资本家掠夺生产结果的制度,酿成人与机械的竞争”,“近世生产事业,虽因为资本制度,更为发达。然而他的结果,是贫富悬隔。”[2]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用机器代替产业工人使工人大量的失业,加之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级之人,如小企业家及手工等,渐就湮灭。”[2] 这导致一方面大量的中小企业主也加入到失业大军中来,失业率由此迅速上升,另一方面,“劳动界的苦痛日甚,资本家的私囊日饱”[2]。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他的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第三,爆发了革命。由于市场经济的剧烈竞争“其趋势但留下极少数财力最雄厚之资本家,以操纵社会一切之生产。”而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之可佣赁图活,无自立希望,境遇逾逼,困难愈重”这种强烈的对比促使大多数人“反抗的意志及反抗的运动愈烈,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革命宣告完成。
由此笔者通过对杨匏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得出,“杨匏安是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3],“杨匏安是十月革命后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4],“他在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之外的广州开辟了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他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当时思想混乱的青年提供了前进的灯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黄明同,张俊尤.启蒙思想家.革命家——楊匏安[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1.
[2]杨匏安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131-155.
[3]鲁阳:杨匏安——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J].源流,2004,(11).
[4]曹仲彬,杜艳华.杨匏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功绩[J].中共党史研究,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