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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夏天，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了一、二号坑，连同1929年春以来的发现，人们意识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玉石器系最大宗，几占总数的一半。考之全国新石器至商周时代的出土文物亦然。显然，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是中国玉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中显见雏形时期，也是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大转折或大嬗变时期。
东汉袁康之《越绝书》卷十一《越绝外传·记宝剑》有一段有趣的论述。其假托“风胡子”之口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张光直先生指出，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古史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大致相当于传统古史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五帝（黄帝）、三代（禹）和东周四个阶段。第二点是将这四个阶段的进展变化与政治力量相结合。张先生说，这两点都很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了。而19世纪欧洲学者所谓考古学的三时期（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说，比起1600多年前的中国学者的认识来，中间缺少了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的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1]
对此，笔者认为，从殷墟妇好墓到四川三星堆并及江西大洋洲商代遗址中所出土的在数量上明显超过青铜器的玉石器，当是原始部落社会向着阶级社会大转轨之际的石器或石兵时代的遗响，亦是中国玉文化初步形成的见证。换言之，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石器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文化——玉文化的诞生（准确地说，当为两个文化——玉文化和青铜文化的诞生）。因为只有当居住于东亚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先民们摆脱了以石为兵（即工具）的生产方式以后，才会有能力、有兴趣去捧出一个璀璨夺目、仪态万方的玉文化来。而结束石兵生产方式的则是青铜工具。这也即意味着，在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玉器或玉兵时代。因为尽管《山海经》载有200多处玉产地，然而直迄今日，中国大陆的大宗产玉之地仍屈指可数；更何况，以非金属工具雕琢玉兵，该何等艰难（因此我们才会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精美玉器大声喝彩并引为人间奇迹）！所以，若说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土地上竟可普遍以玉为兵，当不可思议。当然，其时玉工具的存在也是一个事实，但仅为少量存在；且愈到后来，愈为氏族首领所占有。只有进入奴隶社会的青铜时代以后，在雕琢器具上普遍采用青铜材料（如三星堆文明时期），才会带来玉器产量、质量、造型、品种诸方面的大飞跃，才会相应形成祭祀、丧葬以及佩饰方面的用玉制度。这也是商周玉器大大多于和精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根本原因，也是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各地商周遗址中玉石器多于青铜器的重要原因（在有了金属工具的前提下，玉石器的制作比青铜器的制作相对容易些）。而玉石器的优质高产，则对用玉制度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用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着玉石器工艺制作向更深更广的领域的大进军，从而最终使玉“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2]，形成举世无双、秀色氤氲的玉文化。
注释：
[1]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第81页，三联书店1990年版。
[2]梁白泉主编《国宝大观》第9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