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日本引进中国佛教后给日本的文化艺术、政治典章制度乃至社会生活各领域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震撼的事实说明，中国佛教对推动当时落后的日本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具有极大作用。中国佛教在推动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过程中不可低估的桥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关键词：中国佛教；日本；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0-21
1.中日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1）佛教传入始于汉代。中日是隔海相望的邻邦，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后期，中日就已开始交往。在今日本北九州福冈县须玖遗迹中，在一个弥生式中期的公墓里发现的随葬品就有汉代铜镜和勾玉等。公元107年，倭奴国王帅升遣使于中国洛阳，将中国农业、养蚕业传到日本。公元239年，邢马台国王派大使到洛阳，向魏帝献贡了“生口”和“班布”（奴隶和带斑纹麻布）并得到了“亲魏倭王”的封号和金印，领赏到各种绵绸、珠宝、黄金、大刀及百枚铜镜，回国后将之作为一种荣耀赏赠给贵族。[1]此时正值1～2世纪，中国的青铜镜、剑的铸造方法以及冶炼技术等金属文化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佛教的传入，对日本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佛教是作为日本贵族的统治工具而引用、提倡的。公元5世纪，日本的姓氏制度为中心的奴隶社会面临灭亡，统治者为了巩固、强化贵族统治，从精神上麻痹人民，防止人民反抗，决定传入佛教，将之作为“超民”的信仰来统一贵族的思想，使中央和地方的贵族及群众服从中央政权。
6世纪，佛教作为政治、思想和统治工具，以维护贵族的利益而被扶植和提倡。推古朝，皇太子身份出家的圣德太子摄政，他景仰中国文化，也想利用佛教来镇护国家，提高皇权。他倡导佛法、建佛寺、造佛像，派学问僧入隋，皇廷正式接受并扶植佛教。702年颁布法令，规定佛神两教使用土地标准可以相同。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开始与原始的宗教平分秋色了。
2.佛教是作为文明的象征被推崇
在奈良时期的元明皇后以后，法相、三论、华严等六宗的传播得到了朝廷的倡导和崇敬。中央设“理部”等专管宗教，下设僧纲、僧正等僧官，将寺院置于国家控制下。尤其在741年，圣武天皇曾下令：每地建造国分寺和国分尼庵，京都建造总寺——东大寺，并以佛寺形式控制地方，推行王法和佛法，将佛教提高到国教地位。佛教非常得势，并受到朝廷保护和重视。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和强盛的国家，他们也将从中国引入的佛教当作东方文明高贵的象征，“信佛”在当时也成为一种时尚。在平安时代天皇家族出家的众多，皇后、皇子等出家更不计其数，致使君权渐弱，佛教势力层层渗透，已达飞扬跋扈的地步，最后成为威胁、左右中央政权的几个强大的集团势力之一。
3.以佛教为媒介推进了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日本仿效中国治国用的典章制度来改造日本原有的制度，并沿袭了中国的模式。
（1）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文明就以“政治团结统一”为中心，日本接受了这个把统一的政治制度看作高于一切的观点。所以为了统一贵族的思想，免得各贵族因为各自信奉自家的图腾而纷争不已，国家就专门引入外来的，特别是来自东方文明国度中国的佛教信仰，供所有的贵族信奉，形成了政治团结的上层集团。
（2）日本接受了中国关于君权至上的政体观点，把他们半神化的领袖 （天皇）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的君主。7世纪天皇已成为权威的象征，至今仍被作为国家和人民的象征。
（3）日本仿效中国政体设置了中央集权的机构，中国的法典也几乎照搬过去。圣德太子执政期间曾派大量使节入隋，学习文化典制，并开始模仿中国政治制度起草“宪法”，其中包括十七条的“笃信三宝”“承认佛教”之说。[2]
（4）设立了“大度”的选官制度。尤其在7世纪后，政权机构中高级职务也大多由那些在复杂和高度学术性的国家考试中表现出自己才能的官员来担任。
（5）日本甚至还采取了中国极繁琐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政府按相等份额分地于农民，大体按人头担负统一的赋税，包括田租、力庸、户调，即租庸调制，并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且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可见唐风影响之深和广。
参考文献：
[1]（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2]哥温.日本历史大纲[M].陈彬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